书城传记刘邦传刘备传赵匡胤传朱元璋传(超值金版)
20234100000081

第81章 宅心仁厚(5)

对假借佛道的掩护,做出不法之事或有伤风化的活动,宋太祖给予了严厉打击。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率军返回京城,僧道与百姓、官员一起夹道相迎。而皇建院僧人辉文等人不顾礼法和戒律,携妇人在传舍中饮酒作乐,被人告发。经审讯核实后,太祖下令将首犯辉文杖杀于大庭广众之下,从犯录琼隐等17人被决杖流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命迷信相当盛行,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迷信也有很大的市场。《礼记·表记》篇记载,子曰:夏代尊崇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殷代尊崇鬼神,并教人服侍鬼神;周代尊崇礼仪,敬鬼神而远之;到了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天命,迷信更是泛滥一时。王朝的兴衰更替,个人的祸福荣辱,都被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是神显灵的结果。一时迷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带来了不良后果。宋太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曾经两次利用迷信天命制造影响,达到目的。第一次是借桃木符把张永德赶下台,第二次是借“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为其登基制造舆论。但是,当他登上帝位之后,为杜绝他人利用迷信制造混乱,严禁他人从事或宣扬天命迷信,除非这种天命迷信有助于加强统治。为消除天命迷信的不良影响,宋太祖并没有采取强硬禁绝的方法,而是以毒攻毒,“紊其次而杂书之”,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信。古代迷信流行,谶书即是一种。谶书是有人对将来的事作出的一种预测,大部分不着边际,小部分或因巧合,或因附会,或因真有人参透了历史的规律,也有预测应验的。一些人利用它煽惑视听,制造思想混乱以从中起事。宋初一段时间内,唐季五代民间流传的谶书相当流行,为害颇深,宋太祖即设法消除其影响。如《推背图》,托唐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传了几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一天,赵普上奏说,违反禁令传抄这本书的人太多了,杀都杀不过来。宋太祖说:“不必多禁,应该混杂搅乱它。”于是,他让人找来旧本自己亲自看验,然后打乱它的次序胡乱写了一通,又造了约百十本,让这些假冒伪劣的盗版书混杂在原版中一起流行到民间。传抄的人也搞不懂到底先后次序是什么,不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偶尔再有存留这些谶书的,因为它不灵验,也都不保藏了,宋太祖从内容上紊乱谶书,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藏。这种“以毒攻毒”的作法,别出心裁,比用强制禁止的方法要好得多。公元972年,太祖下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王、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规定释道不能私习天文、地理,以防这些人利用天命迷信煽动人们滋事生非,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一旦发现“私习”、“私藏”者,立即予以严惩。通事舍人宋惟忠,便先因不法事被除籍为民,后来又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蛊惑众听,而被弃市处死。巫术在宋初的一些地方也极为流行。许多人生病后,不就医诊治,反而求助于巫婆神汉,以致贻误时机而死亡。当时岭南一带巫术尤为盛行,“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为改变这种恶俗,引导人们相信医学,以医药去除疾病。公元966年,太祖下令:诸州长吏察民有父母亲属疾病不视医药者,深惩之。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地方官员带头宣传科学,倡导百姓以医药治病。邕州知州范不但坚决推行太祖的禁令,而且自己出钱购买药物,亲自调和,解救了不少病人。他还将医书《方书》刻于石龛,置于厅壁,久而久之,“部内化之”。宋太祖对宗教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以佛、道来教化民众,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对待迷信和巫术,他从多方引导,并以巧妙的方法破除。

朴素节俭

要想稳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必要有令人信服之能力。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到民间的风俗习惯。每一个贤明的君主,都会尽可能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以作为垂范百姓的楷模。楚王好细腰,国人皆饿死。李煜喜欢三寸金莲,国中女子皆束脚缠足,备受煎熬,以至演变成贻害妇女的千古陋习。孔子曰:“政者,正也。”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是万民景仰和仿效的对象。君主的任何言行,都会在臣民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君主做人要正,做事也要正。这样,下面的臣子才会不敢不正。细分起来,所谓正,就是心正、言正和行正。荀子认为,正人先正己。君主如同测量日影的仪器日晷,人民如同影子。日晷端正,影子就端正。君主还像一只盘子,百姓好比是盘中之水,盘子圆则盘中之水也就自然呈圆形。荀子还认为,君主喜好礼仪,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之人,没有贪财图利、追求享受的私心臣子和百姓们就会讲究谦让,竭求忠信,一心为公,恪尽职守。这样,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用像古代调动军队那样去验证兵符,辨认契券,就会守信用。彼此之间不用抽签或抓阄,就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买卖人相互之间也不必使用秤去称量物品,而做到公平交易。因此,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勉;不用刑罚,人民也顺从。官吏们不必劳神费力,东奔西走,事情就可以办成。政策法令不必经常更新,风俗也会淳美。明代的朱熹对此也有精辟的论断。在朱熹看来,“君正”或者“正君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具体标准的政治条件。“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但人主之心,并不因其为“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而使人不易觉察,而是其符验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因此,君主想要臣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想让百姓不为,首先自己要不为。宋太祖在执政期间,为了做一个人人敬仰的贤明之君,对自己的言行严加要求,尽量做出一个好皇帝的榜样,使群臣和百姓们信服。古人说:“田猎是一种娱乐,宫室是一种奢侈,宦官是一种狎客。三者有一,足以蛊惑君心。帝王只有涵养修身,多接近贤能之人,少亲近宦官宫妾,才能革除奢靡,戒除游佚,以正君心。”在这三点上,宋太祖堪称楷模。在节俭方面,太祖具有极强的朴素节俭意识,并将俭朴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上来认识。他多次下令除掉乘舆、帽子、衣服上的珠宝饰物,并告诫家人不要贪图奢侈华靡的生活,要注意勤俭持家。一次,他的女儿穿着一件用翡翠羽毛装饰的华服入宫,太祖看到后立即严肃地对她说:“你赶快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制作和穿戴这样华贵的装束了。”公主不解,解释说:“这样一件衣服,能用得了多少翠羽?何况有钱人家的小姐也这样穿。”太祖开导她说:“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身为公主,穿着这样的衣服,宫内宫外的女孩子都会仿效你的衣着,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因此而飙升。商人和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从外地辗转贩运翠羽至京城,这样图财害命的事情就会陡然增多,你就会成为罪魁祸首。你生在帝王之家,应该做一个好的表率,怎么能开这种坏事的头呢?”平定后蜀之后,太祖听说孟昶日常服用奢侈惊人,连溺器也用七宝来装饰,非常痛心。对左右说:“蜀主用七宝装饰溺器,那应当用什么来盛食物呢?自奉如此,想不亡国,可能吗?”下令将其奢侈之物全部打碎,以戒奢侈之心。平定南汉之后,太祖听说刘的生活穷奢极靡。为了采集玳瑁、珠、翠等物装饰宫殿,刘曾在某地招募善采珠的渔民两千人,按军队编制,专门为皇室采集珠贝,号称“媚川都”。这些士兵为了满足刘的奢欲,脚上系着大石沉入几百尺深的水中采珠,非常危险,每年溺死者甚众。太祖对此痛心疾首,把此事讲述给朝中大臣听,希望他们以此戒除奢侈。并下令解散“媚川都”,废止采珠业。

太祖平日居家甚为俭朴,所穿之衣多是洗濯再三的旧衣,而且颜色素淡。寝殿之中,墙帏窗帘多用青布,鲜有华丽的装饰。皇弟赵光义有一次说了一句“陛下服用太草草”,便招来太祖的一番训斥,提醒他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宫中女眷们在一起议论时说:“皇上尊贵无比,且富有四海,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车子吗?”太祖听到后,对她们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全部用金银来装饰,也可以办得到。但我是为天下守财,怎么可以妄用!古语说得好: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当皇帝的如果只想到自己生活富足,那么天下的百姓黎民靠什么来生活呢?”对平民百姓,太祖也多次下令发扬传统美德,勤俭持家度日,注意节约粮食,不要铺张浪费,婚丧嫁娶也应该一切从简。正是由于宋太祖的表率作用,宋初成为宋代历史上少有的俭朴之世,也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宋人吕中对太祖的崇俭抑奢有如此评价:“创业之君,后世所视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则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关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在宋太祖的影响下,朝中出了一批清廉俭朴的大臣。宰相范质去世后,宋太祖评价:“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殖资产,真宰相也。”御史中丞刘温叟更是以俭朴清廉而闻名于世。按照规定,御史中丞每月可得公用茶钱一万文,如有不足,可用罚没赃物充抵。刘温叟嫌这种钱来路不正,分文不取。赵光义听说刘温叟的清廉之名后,故意派人试探,送给他五十万文钱。刘温叟虽不敢拒绝,却也不动用,将这笔钱封存于房中。第二年,赵光义又派人送去角黍、纨扇。差役看到去年送的钱仍贴着封条放在屋中,回来后便如实禀告了赵光义。赵光义方才相信刘温叟的清廉之名是真的,慨叹道:“我送犹不受,况他人乎?”在对待宫嫔后妃方面,宋太祖也表现出不俗的举动。为防止后宫迷惑君心,他下诏:“朕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编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仅此一点,太祖不贪恋美色之名,就令诸大臣折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一个国家,君主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家推崇的治世理念,将正心放在第一的位置,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在自己修炼好了之后,才能推己及人,影响兄弟及他人。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而强加于他人,希望别人做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宋太祖本着务实的精神戒奢华,把金钱用于国家大事上。他成立了针对辽国的基金,重视武器制造。宋太祖在位期间,勤谨务实,“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为求取国家统一,极力克制骄傲之心和欲望,量力而行,表现出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气概。在平定南方后,金帛珠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汴梁。对这些金银珠宝,宋太祖并没有用来炫耀和挪用,而是在京城设立封桩库,将缴获来的金银以及国家财政的盈余部分,一并存入此库。设立封桩库的目的,宋太祖本人说得极为清楚:“石敬瑭为一己之私利,割让幽蓟地区以贿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对他们甚感怜惜。打算待此库中蓄满三五十万,便遣使同契丹交涉。如果能将这一地区的土地民众归还,我便拿出库中所藏当做赎款,以补偿辽朝。如果契丹不同意归还,我就散尽库中钱财,招募勇士,以武力攻取。”他还说:“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不过十万,总共只需花费二百万匹绢,而辽兵便会被我消灭殆尽了。”

在整顿军备方面,宋太祖也本着务实思想,要求军器制作必须精良。在战争中,除了指挥得当和人数多寡外,最重要的要数兵器的质量了。中国近代以后受尽列强的欺凌,其直接原因就是武器落后,用陈旧的大刀长矛去对抗欧洲列强精良的大炮火枪,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算是比较有远见的君主。为适应频繁的战争需要,宋太祖下令,在开封城内专门设置管理兵器制造的工署,包括南、北作坊和弓弩院,由禁军、厢军士兵和专门招募的工匠,负责兵器的制造和改良。每个作坊都规定了生产任务,并要求保证质量。为确保兵器的数量和质量,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到作坊指挥监督,史载:宋太祖每10天下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巡检1次,称为旬检。制造完毕的各种武器,都陈列在武器库中等待皇帝亲自过目检查。这样一来,制造武器的人没有敢不尽心尽力的,所以造出来的武器异常坚固锋利,且完成的数量也很多。正是由于宋太祖对武器的重视,宋代初期的兵器制造出现了两大飞跃,即近距离兵器向远距离兵器的飞跃,以及冷兵器向热兵器的飞跃。弓箭,是战争中普遍应用的远距离兵器。在宋太祖时期,弓箭的性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床子弩的改进上。以前的床子弩射程只有500步,经过宋代改进后的床子弩,其射程开始达到700步,不久又达到3里之遥,而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所使用的弓,其射程最远才仅仅为180米。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代开始将其用于军事上。据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就有兵部令史冯继升等人进献制造火箭的方法,后经试验,造出了可以燃烧和爆炸的火箭,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冯季升也因此受到赏赐。太祖时期制造的武器,在质量上是非常精良的,即使封存百十年后,仍保持优良的性能。当初宋太祖讨伐李重进时,便将一批多余的弓弩各约千张,封存于扬州作为储备,并下令“非有缓急,不得辄开”。过了一百四十多年,方腊率众起义,宋军才打开军器库,取出这批封存的弓弩,发现这批弓弩不仅外表如同新制,而且性能要远远超过当时制造的弓弩。宋太祖务实的作风还体现在戒奢崇俭方面。按照礼制,祭祀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皇帝每年都要亲自祭祀天地、祖宗。因五代战乱,各种礼仪制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下令宰相范质等人组织人力迅速完善各种礼制。在进行祭祀礼时,宋太祖看到路上铺满黄褥子以供皇帝行走,觉得太过铺张,便下令将其撤掉,并说:“朕用洁净祭物与精诚之心祭天,不必非用黄褥子铺路。”在礼制上,规定皇帝在行走时应乘坐镶满黄金珠宝的金辂代步,宋太祖也认为过于奢侈,便询问群臣:“朕不愿乘金辂,希望乘辇以代步,这在历来之礼典上允许吗?”礼官回复:“无妨。”宋太祖于是舍弃了奢华的金辂,而乘坐简单的辇前往祭祀。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思想也必须讲求实效,舍弃那些虚幻的想法和念头。虚名,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工具,对国家、对个人只能产生麻痹作用,带不来一点益处。所以,务实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做人如此,办事也是如此。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宋太祖提倡朴素节俭和务实,他以身作则,不搞虚浮的铺张浪费,戒奢华,这对大宋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