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也效法郭威，与一帮生死之交的将领结成“义社十兄弟”。他们中有在禁军中担任要职的军官，如后来成为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等。此外，慕容延钊、张令铎、高怀德等将领也都是赵匡胤的好朋友，甘愿为赵匡胤效命。赵匡胤以结拜的方式，得到了“义社十兄弟”的信任和支持，无形之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他在后周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把往日松散懈怠的禁军改造成了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铁军，禁军的战斗力明显加强了，史书中用“士卒精强，近代无比”这八个字来形容。其次，赵匡胤在改造禁军的过程中广交朋友，结识了一大帮与他生死与共的兄弟，并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再次，赵匡胤成功地完成了皇帝交付的任务，赢得了周世宗的信赖与奖赏，逐渐成为周世宗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赵匡胤的这一着棋，可谓一举三得，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匡胤成就功业也与周世宗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周世宗在五代帝王中，是最具雄才大略的一位，即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虽然只有五年，但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对内，周世宗奖励发展生产，废除苛捐杂税，革除弊政，整顿军队，使得饱经战乱的社会重现勃勃生机。对外，致力于国家统一，收复失地，通过有效的军事打击，严重削弱了周边强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局面。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日子里奋力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赵匡胤抓住每一次战机，将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在收复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时，由于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周军受挫，两军形成对峙。赵匡胤遵照周世宗的指示前往观察形势，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他经过仔细调查，周密论证，认为只要方法得当，攻取四州应该不成问题。他的建议被周世宗采用，周世宗也坚定了统一的信心，最终收复四州，取得了统一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在随后的战争中，赵匡胤作为统兵的将领，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先是在寿州外围，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兵，大败南唐军。接着又在滁州以少胜多，出奇兵攻敌后方，取得全胜。公元956年，赵匡胤随周世宗伐南唐。后周部队在滁州遇到南唐的垂死抵抗，赵匡胤受命攻打滁州。在强攻失利后，赵匡胤决定智取。在高人指点下，他率军从小路绕到敌后，突然袭击，攻下滁州城。随后，赵匡胤又率军救援扬州，以少胜多；在六合大败南唐大军；稳定寿州军心。在这场战争中，赵匡胤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被加升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向着权力的塔尖又迈进了一大步。第二年，赵匡胤又随周世宗南征。他指挥部众，连破寿州、濠州、泗州、楚州等城，高奏凯歌，以至沿途敌军听到他的名字，便不战而逃。这一场战争，南唐水军的主力在赵匡胤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大部分被歼灭。后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在周军全线追击南唐溃军时，赵匡胤虽然只有两千军马，却敢于同敌军两万直接对阵，因为他清楚，虽然在数量上敌众我寡，但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却相反，要趁敌军无心恋战、四处溃散之机，痛打落水狗，这样才能取胜。结果，赵匡胤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赵匡胤因战功卓著，被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殿前都指挥使。后又改封为忠武军节度使。
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征战中，不但以赫赫战功赢得了周世宗的赏识，而且结识了与他共生死的“义社十兄弟”，为以后他闯天下积攒了强大的实力。读书的将军
宋太祖赵匡胤后来曾经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可见他对读书的重视。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策略大多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赵匡胤作为一个草莽英雄，因为孜孜不倦地好读书、读好书，才转变成为见识广博的治世明君，他的仁义之名和权术之精，大多得益于此。书籍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浓缩。在封建时代，士人以读书通史为荣，并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说法。长期以来，儒家的“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必修课，读书人从中而知礼义廉耻，从中得到做人处世的道理。另一方面，书中的史实和经验又为后人留下借鉴，使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取捷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使唐代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被纷乱的政局所打碎，许多士大夫“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即便位列宰辅，身居高位，也只不过在经济上稍为宽裕，而且备受有实权的武将欺凌，动辄性命不保。在这种环境中，赵匡胤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读书无用论”。于是对读书学习毫无兴趣，成天活跃在练武场上，苦练骑术、箭术和兵法。在随郭威征战过程中，赵匡胤以其忠诚和英勇善战而崭露头角，逐渐受到郭威的重视。郭威称帝后，水涨船高，赵匡胤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身居禁军高级将领之列。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赵匡胤深感所学文化知识甚少，如果不抓紧充实，一辈子只能做一个有勇无谋，或勇而寡谋的猛将。项羽的故事，赵匡胤早在少年时便听老师讲过。项羽少时读书不成，转而学剑，又不成，自言“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在战争中异军突起，以力大无穷、英勇盖世而著称，却胸无点墨，手下虽有雄兵百万，战车无数，却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只能演绎出一曲“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项羽的悲剧给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赵匡胤当头棒喝，也促使赵匡胤在打仗之暇，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赵匡胤意识到仅凭武艺是很难实现远大抱负，要想创一番事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军中的武将大多信奉“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所以在实践中，他们只知行军打仗，只想做一个风风光光的将军。赵匡胤则与之截然不同。为尽快弥补知识的不足，赵匡胤表现出求知若渴的胸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他一面加紧网罗多谋善断的读书人，组建自己的智囊团；一面发奋读书，充实自己，甚至在行军途中也是手不释卷。如果听到民间有奇书，便不吝千金购之。行军之时，别的兵将携带的都是抢来的金银珠宝，而他的马背上基本全都是书本。有一次，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夺取寿州后，收集了不少木箱，足足装了几辆马车。有人嫉妒他，认为他借机搜刮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便向周世宗告发。周世宗派使臣前往核查，箱子打开后，那些告发者们不禁大失所望。所谓的金银财宝一样也没有，装在箱中的全部都是书籍。周世宗知道此事后，十分不解，便问赵匡胤：“你作为一员大将，为我开疆辟土，应当努力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作为皇帝的亲信大臣，却不能经常出谋划策，为皇帝分忧，心中十分不安，也害怕见识浅薄而不能领会您的意图，所以我到处搜集图书观看，目的是想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增广见闻和智慧。”
赵匡胤从少时的重武轻文，转变成为文武双修，到尤重文学这一过程，体现了他对知识与日俱增的重视过程。正是因为对读书的重视，他的学识和胸怀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才形成了后来的以“仁”治天下的统治思想。赵匡胤读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制定了以“仁”治天下的国策。赵匡胤登基后，深感“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之理，于是倡导以文治国。他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还劝勉文臣武将多读书。据载，他刚刚即位几天，就召山人郭无为到宗政殿为宋代君臣讲解立国兴邦之策。他还经常对左右侍从说：“我想下诏让全国的武将都读书，让他们通晓治国的方法和道理。”于是全国上下，不论文臣武将，还是商贾百姓，都崇尚读书，成为一时之风尚。据史书记载，赵匡胤读书颇杂。晚年喜欢读的书，一为儒学经典，一为史书。《尚书》、《论语》是他常诵之典，旧史、国志为其久习之文。他常说：“我常常观读、研习过去的史书，非常仰慕以前的贤君明主。他们不让贤明的人不得志，任用的都是这些贤能的人。”因此，赵匡胤表示要效法先贤，录用那些忠孝仁义、德才兼备、文经武略的人才。说到儒学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应属“五经”，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仁义”作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孔子在我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它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领域直接发挥作用，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而且可以评判人们行为的是非，辨别真伪善恶。孔子在总结以往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把零散的道德规范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他把自己认为的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人类社会规范，都包括在“仁义”的内涵之中。因此，“仁义”成了社会美德的代名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论语》是孔子思想言行的权威代表。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109次，其中作为道德原则使用的就有105次。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君主要以仁义立国安邦，臣民要以仁义对待他人。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定也；义，人之正路也。”也就是说，“仁”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道德的总原则；“义”是实现“仁”的具体规范和规定。然而，仔细一想，仁义概念的区分不是非常严格，而且二者相互渗透和支撑。赵匡胤通过反复阅读并思考儒学经典后，愈发认识到知识的宝贵，也认识到仁义对治国的重要性：“仁义”是宝贵的，但施行“仁义”却是简单的、廉价的；虽然施行“仁义”是简单的、廉价的，但施行“仁义”的效果却是宝贵的、无价的。赵匡胤通过读书，学到了很多灵活应敌的战略和方法。其中送给吴越国王钱包袱一事便是从古书中活学活用的例子。赵匡胤在书上看到荀巨伯仁义驱胡的故事。汉代有一名士荀巨伯，在徐州以仁义著称。一次，他去远方探望重病卧床的友人，正好赶上胡人攻打友人所居的城市，城里的人纷纷弃城逃命。
友人对他说：“我现在是走不了了，你赶出城逃命去吧。”荀巨伯说：“我荀巨伯难道是那种为了求生而抛弃仁义、不讲信用的人吗?”并坚辞不去。城陷后，胡人问荀巨伯是什么人，为何能够行走却不逃命，竟敢独自留在城中。荀巨伯正色答道：“我的朋友身患重病而不能行走，我不忍心把他丢下而独自逃命，我宁愿以自己的身躯来换取朋友的生命。”胡人听后，非常感慨：“你真是个仁义之士。我们这些无仁寡义之人，算是闯进有仁有义之地了。”于是，胡人放弃了杀掠，撤兵离去。一郡的生灵由此得以保全。于是，赵匡胤把这种方法运用在对吴越国王钱的计策中。宋军兵伐江南之时，赵匡胤对吴越使者说：“待平定江南后，你主钱可暂来开封与朕一见，以慰相念之情，见后即可复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吴越王钱迫于形势，冒死前往开封朝见。虽然每天赵匡胤盛情盛宴款待，但钱内心仍然不能平静，生怕赵匡胤为了统一大业而食言，将自己扣为人质，趁机要挟吴越投降。在这种惶恐和焦虑中度过了两个月后，赵匡胤忽然诏令钱可以返回故国。在送行的宴会上，赵匡胤还送给钱一个黄布包袱，并嘱咐他到了途中方可打开观看。钱开始非常高兴，以为是赵匡胤赏赐给自己的财物。但到了途中打开包袱，吓得钱差点背过气去。原来，包袱中根本不是原来所想的封赐，而是朝中数十位大臣要求扣留钱做人质的奏章。这样一来，赵匡胤假群臣之手给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迫使钱向宋朝投降。另一方面，赵匡胤又将群臣要求扣留钱的奏章交给他，并放他回去，让钱感受到赵匡胤的仁慈与宽厚，用恩情来感化他投降，这正是对书中知识的运用。汉代刘向说：“少年好学，就像早上的太阳；壮年好学，就像十五的月亮；老年好学，就像点燃的蜡烛。”赵匡胤少时重武轻文，青年时代顿然悔悟，嗜书如命，晚年仍然手不释卷。据宋人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开国第一个年号“建隆”用到第四年时，赵匡胤便诏令宰相更改，希望选用一个前所未有的年号。宰相们苦思冥想，确定以“乾德”为新年号。三年之后，赵匡胤在后宫观赏原后蜀宫人的奁盒时，发现一面铜镜的背后铸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非常惊讶，急召赵普等宰相面询，质问他们说：“今始三年，怎么会在四年铸此铜镜?”宰相们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不得已，赵匡胤命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入见。窦仪看后答道：“此必蜀物，昔日伪蜀王孟衍当政时有此年号，当是那时候所铸。”至此，赵匡胤方恍然大悟，感慨而言道：“宰相须用读书人。”赵匡胤通过读书观史，学会了治国之术，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治军和治国之中去，树立了以“仁”治国的方针，成为一个既能文又能武的君主。
孤儿寡母
俗话说，功高盖世，必遭杀身之祸。周世宗本是个疑心极重的人，对领兵的武将尤其严加防范，即使是亲戚和心腹也是如此。对赵匡胤这样的心腹亲信，周世宗也并不是十分放心。据说，周世宗迷信地认为，皇帝必须生得方面大耳，有尊贵之相。所以，为避免皇位被那些方面大耳者夺去，周世宗曾密令一些心腹，背地里罗织罪名，将生得方面大耳的大臣基本上杀干净了。碰巧，赵匡胤也长得方面大耳。一次，周世宗与赵匡胤在一块喝酒，微有醉意时，周世宗说：“爱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说不定他日会位居九五之尊呢?”赵匡胤一听，吓得酒意全无，浑身冒汗，赶忙起身离座叩头道：“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身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以及性命，都属于陛下。如皇上喜欢，臣一切都奉献给您。”周世宗掩饰道：“爱卿言重了，朕只不过随口说说而已。”赵匡胤却做出一副悲痛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臣好比是万箭穿心。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皇上身登大宝，那是天命所归。臣不能违父母之命而长成这副模样，好比陛下不能违天命而拒登皇位，陛下看臣该如何是好呢?”周世宗一听此话，不禁开怀大笑道：“朕不过酒后戏言，爱卿何必当真?”赵匡胤的一时机变，三言两语便打消了周世宗的疑虑，既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官职的逐渐升迁，赵匡胤手中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但距离最高权力的象征——皇位仍有不小的差距。他的前面，还有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和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二人。要想进一步得到提升，掌握更大的权力，赵匡胤必须将这两只拦路虎除掉，以扫清前进的障碍。要除掉此二人，单凭赵匡胤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唯有通过制造事端，让皇帝觉得此二人不可靠而将其革除，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赵匡胤采取了借刀杀人之计，搬走了挡在自己道路之上的两块拦路石。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而且一直是赵匡胤的上级，与赵匡胤的私交也不错。对赵匡胤这样有勇有谋的年轻人，张永德十分赏识，不仅在政治上经常加以提携，而且从经济上也时常予以资助。赵匡胤续弦时，因财力窘迫，张永德还送给他几千缗金帛，让他风光地举办了婚礼，曾一度使赵匡胤感激不尽。但是，感激终归是一时的感情，当感情与自己追求的理想发生冲突时，赵匡胤还是没有手软。对付张永德，赵匡胤采取的是离间之计。张永德时任殿前都点检，是赵匡胤的顶头上司，手握3万精兵，又加上他身为先皇驸马，地位尊崇，是非常有实力的将领。要将这样一个将领拉下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五代以来，很多将军拥兵自重，更朝换代的，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当朝权贵，周世宗对这一点也是深有顾忌。赵匡胤利用周世宗的疑忌，想办法让周世宗撤掉张永德的职务。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亲征北汉，路上偶然捡到一块桃木符，长约二三尺，上刻“点检作天子”。这种迷信之言，在封建社会非常讲究。周世宗心里就犯了嘀咕：“难道身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想做天子？”张永德虽是自己的亲戚，但手握兵权，谁敢保证他不想做皇帝呢?周世宗细加琢磨，联想到平时张永德与李重进经常争权夺利、内争不断的传闻，心中的疑问不由增添了几分。为防止张永德篡权，周世宗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生命垂危之际将张永德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手中的兵权。其实这种传闻，是赵匡胤让手下的幕僚们故意制造的，其目的就是将张永德排挤出权力最高层。张永德被除去兵权后，赵匡胤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成为殿前司几万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对李重进，赵匡胤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李重进掌握着兵马众多的侍卫亲军司，战功不少，又是先臣遗诏顾命之重臣，根基比较牢固。为扳倒李重进，赵匡胤左思右想，很难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久，周世宗病死，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而柴宗训的母亲符太后恰好是赵匡胤弟媳的亲姐姐。赵匡胤于是让其弟媳入宫游说符太后，最后将李重进排斥出京，远离权力中心。至此，赵匡胤已经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实权比皇帝还要大。禁军的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他的心腹和亲信，死心塌地地听命于他。少数几个圈子外的将领，又都是一介武夫，根本不足为虑。乱世需要英雄，乱世也造就英雄。在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匡胤凭着一身武艺，在乱世中展现出英雄的本色，从征战中建立起赫赫战功，他凭着读书不断增长的知识，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了将军，继而成为后周的得力重臣。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即位，符太后监国，孤儿寡母无力治国，造成了后周政局的动荡，赵匡胤的机会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