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朱耷
朱耷(1626—1705年)，本名朱由樱，祖籍江西南昌，是明江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朱耷的别号众多，有雪个、个山、人屋、道朗、八大山人等。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善书画，因此朱耷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山水，能悬腕写米字小楷。明亡以后，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顺治末年，他潜回南昌，创建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座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后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安度晚年。
朱耷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擅花鸟、山水，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且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形似“哭之”、“笑之”字样。
他的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炙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有一幅山水册页题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他称慕五代北宋间画家董源、郭熙，以其独特笔墨描绘没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发起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鹊石图轴》(现藏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画中描绘着两只喜鹊立于大石之上，究其画意，具有鹊巢鸠占、翔集浣磐的含义。《诗·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传云： “尸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讽刺清贵不善自谋而强占别人土地。并着意表现双鹊集栖于磐石之上，这不是尸鸠可以占据和动摇得了的。他常画的莲荷松石、梅兰竹菊、芦雁凫鹤、鱼鸭鹰鹿等等，大都象征他性格的倔强与高风亮节。他一生坚不为清廷权贵画一花一石，而一般农民、贫士、山僧、小儿却很容易得到他的作品，这种不屈于权势的精神，历来为人们赞赏与称颂。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韵，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徐渭、陈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源)、巨(然)、米(芾)、倪(瓒)、黄(公望)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着“东方梵高”的美誉。
江湖一怪郑板桥
郑板桥(1693—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板桥，又号板桥道人，江苏兴化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终年73岁。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是清代扬州画派的杰出人物。他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颇具风格，一直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和地位。因为他常在所作的书画下款题“板桥郑燮”的字样，后来人就逐渐称他为郑板桥，是当时的“扬州八怪”之一。
郑板桥的艺术成就，是他一生最光辉最绚烂的部分，他的作品富有思想性、创造性、战斗性，把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较好地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板桥风格。郑板桥的画风、书风都表现出“怪”意。这里的“怪”不是荒诞狂怪的怪，而是在重视传统的坚实功力前提下求变、求异、求新的“怪”。这个“怪”字，代表了郑板桥的审美追求、创新意识以及求索精神。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石万古不败，这正好与他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他的画一般只有几竿竹、一块石、几笔兰，构图很简单，但构思布局却十分巧妙，以墨的浓淡衬出立体感。竹叶兰叶都是一笔勾成，虽只有黑色一种，但能让人感到兰竹的勃勃生气。书法杂用篆、隶、行、楷书并以隶书为主，兼有画意的美感，自创“六分半书”，人称之谓“乱石铺街”体。郑板桥一生留下许多怪且感人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
在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郑板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应乡试，结果中了举人。在乾隆元年即1736年又中了进士，五年之后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范县地处黄河北岸，有十万人口，而县城里却只有四五十户人家，还不如一个村子大。上任的第一天，郑板桥就出了个怪招：让人把县衙的墙壁打了许多洞，别人不解，去问他，他说这是出出前任官的恶习和俗气。
五年之后，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县令。为了接近百姓，他每次出巡都不打“回避”和“肃静”牌子，不许鸣锣开道。有时还穿着布衣草鞋，微服访贫问苦。有一次夜里出去，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郑板桥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使他能去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韩梦周中了进士。
郑板桥因失去了自己的独子，所以总是经常寻访孤儿，然后倾力相助。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送饭，又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
在遇到灾荒时，郑板桥都具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他还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在灾情严重时，他依然决定开官仓借粮给百姓应急。下属们都劝他慎重从事，因为如果上报没有批准，擅自打开官仓，要受惩处。郑板桥说：“等批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这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郑板桥的果断救活了很多人。秋后，如果遇上了灾年，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郑板桥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百姓们都很感谢他这个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清官。
郑板桥做官不讲排场，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由于他常下乡体察民情，上级来视察时常找不到他，免不了要责问。在乾隆十七年时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宫。
临行前，百姓都来送行，郑板桥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边领路，一头驮行李。做县令长达十二年之久，却清廉如此，送行的人见了都很感动，依依不舍。郑板桥向潍县的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 乌纱掷去不为官， 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杆。从此，郑板桥回乡以画竹为生，度过了他贫寒而很有气节的一生。
郑板桥的画作很多，著名的有：《修竹新篁图》、《清光留照图》、《兰竹芳馨图》、《甘谷菊泉图》、《拄石干霄图》、《丛兰荆棘图》、《画竹留赠图》等，还有文学作品《板桥文集》。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重视，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魏源和《海因图志》
魏源(1794—1857年)，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他出生于地主官僚家庭，10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没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在母亲的织布机旁苦读了《四书》、《五经》。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便随父到了北京。25岁时考中举人，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由于魏源与当时占主流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他在功名场中很不得意，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幕客和从事著述。
魏源的著作非常丰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到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说此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10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有20种左右。
《海国图志》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我国最先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我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蝤纪行》。《四洲志》是一部译作，《康蝤纪行》为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鞘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的“开山”之作，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却不知英国在什么地方。《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百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国人开始跨出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霍元甲和精武体育会
霍元甲(1868—1910年)，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今属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为纪念霍元甲这位名震中外的爱国武术家，经天津市民政局审核并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故乡天津西青南河镇自2009年1月18日起更名为精武镇)，是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
霍元甲生在一个“迷踪拳”的世家。父亲霍恩第以保镖为业，因霍恩第的迷踪拳出神入化，所以很多大商人都求他保镖。霍恩第只保穷苦百姓，清白之人，对贪官污吏决不保镖。霍恩第有三子：霍元卿、霍元甲、霍元栋，元甲排行第二。据说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霍恩第不让他习武，可是霍元甲暗中练习，并在24岁那年仅仅用3招在5分钟之内打败了自己的哥哥与弟弟。
霍元甲成年后在天津经营药材商店，后到上海办“精武体育会”，为发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上海，他曾经在擂台上击败俄罗斯大力士。有一 次日本一个大力士团来中国要求比试，霍元甲因病派弟子刘振声接战比试，结果打败了日本力士。
1909年，霍元甲和被称为精武四杰的陈公哲、陈铁生、卢炜昌、姚蟾伯等人，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会”，1910年改名为“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促进了中华民国期间我国武林各派的联合，全国武术协会由此创立。霍元甲在创立精武体育会之后数月内即逝世。对于霍元甲的死因，有患病而死和中毒而亡两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霍元甲的徒弟刘振声、陈公哲、陈铁生、卢炜昌等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着精武事业。霍元甲儿子霍东阁也从天津赶到上海，帮助主持精武会务，指导教授技艺。由于霍元甲被公认为民族英雄，因此很多其他著名武术家同意在精武体育会传授武艺，包括鹰爪门宗师陈子正，七星螳螂拳门宗师罗光玉，以及吴氏太极拳创立人吴鉴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