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极端形式主义”的作品。屏幕上，光束在黑不可测的底色中疾旋而过，主创人员的名单振动明灭。——通常的，对“国产片”的观影经验一时无从着落。
灯光、摄影、音乐，都不像是一个剧情片，倒像是一个另类的MTV片断，冲击着视听神经。摄影室中，被摄者即被杀者调整着面部肌肉，在一个定格的微笑中，等到了一个定格的死亡。——至此为此，影片在叙事与形式上，都颇为出人意料。它有一种单薄却又锋锐的气质。于是在一种不解中，观影者倒有了求解的好奇。——它能在形式的变异中走多远呢，这种形式的变异，会与内容与思想，进行怎样的妥协与推进?
然后这个影片就让我感到隐隐的失望了。它好像渐渐走进了“正轨”，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全无新意：一个在海南呆过的女子，有裸照之类落到了恶棍的手中，她受到了劫迫，不得不承受着一次次凌侮。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就借机杀了他。但在破案的过程中，她又与警察产生了感情。原本就爱着她的助手就把事情给捅了出来。那么，情归情，法归法。最后的结局安排妥当。就此结束。
在一件样式新潮的外衣之下，《黑白》的内容是老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陈腐的通俗剧。它的剧本基础不好，内容与思想的底子太贫弱。那些新鲜的摄影角度与用光，像是老房子安上的新式门窗，几乎有一点突兀，让人不明白何以值得如此大费周章。
这是个形式与内容相脱离的片子。
但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一部影片的失败?作为一部在电影频道播出的电视电影，我们倒是可以领会导演所受到的重重束缚。——她领到的是一个刑侦题材剧本，可能还要担负宣传安定团结的任务；她领到的钱很少，每天要赶拍多少镜头，容不得停下思考；最后这个片子还要送审，不合规矩的地方，统统要磨光磨钝些。所以我对于导演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还努力地进行尝试，倒是怀着钦佩的。允许她尝试的，也许也只有在形式的层面。她不放弃这最后的一点可能——不去拍一处形式与内容相符合的，合规中矩的片子，已经不容易了。
这是从现实出发的着想。而若将影片作为一个文本加以分析的话，内容与形式是无法区别对待的。它们不能两分——在每一个具体的镜头中，结合在一起，引发出观影者的感受。内容与思想制约着形式，而形式的挣扎又让内容与思想产生扭曲与变异。“说什么”与“怎么说”是合一的命题。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何以《黑白》这样内容的片子，还是要七次修改，方才能送审通过。它的表达方式使这个刑侦故事的主题变得暖昧，杀人者，被杀者，侦破者，都成为一张现代主义风格的画布上面目单一的人——在情节的弱化中，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责任被弱化，在对视觉形象的强调中，形式的美被抽离出来加以强调。而这种形式的美，是不安的，凌厉的，有着一个热切的文艺青年的气息。
影片有一个近乎拖沓的结尾。不厌其烦地用“两年后”，“许多年后”，“许多许多年后”，交待了所有人的后来。这种处理，有一点过于随意了。重复引出了一点幽默，而真正有趣的，倒是最后的交待：几十年后吧。女摄影师与助手在一起。所有动荡的故事过去之后，导演回到了一个切实温和的可能。这真是女性的思路。而所有动荡的形式过去之后，最后的镜头是一个安静的经典的构图。淡弱的光中，一角旧屋，一角老树。
这个影片，是一个坏孩子的开篇。一个乖女孩子的收场。
冬天的北京。室外很冷，室内很暖和。这个片子是周六在王府井书店的六楼看的。暖气暖得人有一点醺然。几十个人安静地看完了两个片子，然后把椅子围成圈儿，和导演聊聊天。李虹是个年青女子，年青到不像拍过两个片子。她眉目秀气，端正从容，笑起来却有一种生气。语声不高，但清晰而有条理。电影于她是家传的手艺吧?李虹的父亲李歇浦，拍过《开天辟地》、《燃烧的港湾》，哥哥李欣，拍过《谈情说爱》、《花眼》，在她家里，找“李导”，还要问问是哪一个“李导”呢。
话说到一半，又一个女子来了。黑衣，黑帽，墨镜。待得她坐下，摘下墨镜，认出是艾敬。她在《黑白摄影室杀人事件》中演女主角。
艾敬的好看不是端整的，她生得细致，却又不安静，有着变数的流动气息。想想她，生于1969年，皮肤娟好，岁月无痕。这样的女子，永远是24岁的气质。有主见。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