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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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5)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经验,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做事要脚踏实地。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所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倍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这些人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其弟,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激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楼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楼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我们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株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事事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他便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行动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全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