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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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4)

公元263年,邓艾奉命率师西征蜀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他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穿行七百里无人地带时,沿途尽是不见顶的高山,不可测的深谷,粮食又已经用尽,军队几乎陷入绝境。邓艾身先士卒,亲自前行探路,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他便用毯子裹身,从险峻的山崖上滚落了下来。就这样历经险阻,走奇道,出奇兵,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蜀国的京城成都,迫使蜀国的皇帝后主刘禅束手投降,刘备所开创的蜀国自此灭亡。

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殊勋,朝廷下诏大大地褒奖了邓艾,授他以太尉这最高的官衔,赐他以两万户最厚的封赏,随他出征的将官也都加官晋级。许多人对他吹捧至极,说他如何如何厉害。

邓艾因此居功自傲,洋洋得意地对部下说:“你们要不是因为我邓艾,怎么会有今天!”又对蜀中人士说:“要不是遇到我邓艾,你们恐怕早就没有性命了!”同时,他给朝廷中执掌大权的司马昭提出了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安排:虽然现在是乘胜攻吴的好时机,但士兵太疲劳了,可留在蜀中休整,将来再做打算。对刘禅,应该优待,封他为扶风王,其子也封为公侯,原有的部下也要赏点钱财,以表示对投降者的优宠。

应该说,邓艾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央朝廷才能有决定权。所以,司马昭对他未置可否。于是邓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提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当众宣称说:“我受命出征,既然已经取得了灭国虏帝这样的重大胜利,至于安排善后的事情,就应由我处理。蜀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应迅速安定下来,如果有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朝廷下命令再做,再加上路途遥远,就会延误时机。古人说过,大臣在离开国境后,凡是有利于国家之事,有权自己做主,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可按常规办事,否则要失去良机。于是,邓艾不等朝廷吩咐,自己就开始整治蜀国了。

邓艾的一番话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一个手握重兵、远离国土的人来说,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与他一同出兵的钟会对他的大功本来就十分忌妒,便以此为把柄,诬告邓艾有谋反之心;司马昭也担心邓艾功高权大,难于控制,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用囚车押送京师,结果邓艾父子在中途被仇家杀掉。

可见,人不可傲慢,更不能居功自傲,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得,整天让人仰视。傲慢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哪怕你建立了再多的殊勋荣耀,稍不留意,你的光环之日,或许就是你的终结之时。

处事稳健有耐心。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不是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之精神的,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深奥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便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交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则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性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认为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主客问题,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凡事要亲身入局。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