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1885年11月24日，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一个牧师家庭，20岁时毕业于奥柏林学院，其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参加1919年西雅图工人大罢工，后任《西雅图工会日志》报编辑。1921年，她首次访俄，后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结为好友。抗日时期，她来到八路军总部，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出版。1946年，她与毛泽东亲切谈话，将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写成文章寄到美国发表了。后曾多次采访过刘少奇，写成《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毛泽东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纸老虎女士”。
【毛泽东评点斯特朗】
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摘自《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4页。
“你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今天，你就是女主人，他们是客人，是新朋友。”
——摘自《毛泽东与世界风云人物》第266页。
【斯特朗小传】
斯特朗（1885—1970年），全名译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
1885年11月24日，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一个牧师家庭，家庭生活优裕，父母很有教养，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教会工作。父母在斯特朗的童年时代，就对她进行培养，使她具有某些优良品质。一是勇敢和自立。他们让她7岁时独自一个出门，在辛辛那堤大街上游逛；12岁时，让她作长途旅行，在火车上过夜。二是勤奋学习，一丝不苟。三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从青年时代开始，斯特朗便力求把自己的精力和早年显露出的才华，不是用在自我发展上，而是用于谋求群众的福利上，并终生都保留了这些品质。斯特朗年仅20岁毕业于奥伯林学院，年仅23岁就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她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福利事业，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工人大罢工，担任过美国第一家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报的编辑，她用笔锋犀利的社论和诗篇，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并被美国当局逮捕。她的“罪名”是因为她赞成“劳工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通过消灭社会上所有阶级，使他们完全控制所有财产”。后来，她把列宁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英文版编辑成小册子，并写了序。此书在美国西北部和毗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工人当中发行了两万册。
1921年，斯特朗应邀去苏俄访问，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国际红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行，她对苏俄发生的一切都好奇，并爱上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她主要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1932年，她同苏共党员朱尔·舒宾结婚。30年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苏俄，她写了大量报道和书。
1925年，40岁的斯特朗首次来中国访问了广州国民政府，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她第二次来中国，访问了上海、武汉。在武汉，她访问了宋庆龄，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据宋庆龄生前回忆说：“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中国，斯特朗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深入湖南农村采访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民主运动。之后，她把这两次来华收集的材料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向全世界宣传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其影响遍及世界”。大革命失败后，她随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自汉口出发，长途跋涉，抵达莫斯科。
1936年，她去西班牙共和国，在抵抗法西斯和外国干涉的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月，写了《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一书。热情讴歌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中国的抗战，1937年底，斯特朗第三次来中国，访问了武汉。翌年年初，她到山西省临汾地区，采访了八路军总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并和周恩来及夫人等建立下了永久的、牢固的友谊。
斯特朗给见到她的人的印象，在曾和她住在同一寓所的波兰女作家伊罗娜·拉尔夫·苏埃斯所写的情趣横溢的报告文学《鲨鱼翅和小米》一书中得到了极好的描绘：“我没有这样形容过安娜·路易斯——结实、魁伟和权威的神态。她既具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只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位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一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刺耳、平淡的声音所吸引，倾听她如何以无情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像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激烈、很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她写出了歌颂中国人民抗战斗争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并于当年出版。
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来中国，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大部分大城市，并诱使蒋介石投降。蒋介石则准备消灭惟一仍在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重庆，她访问了周恩来，并从他那里获悉了不为外界所知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事实。当时周恩来从大局考虑，请她未经同意不要报道。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给“带着有关国共冲突的许多材料”刚返回国的斯特朗写信说：“现在可以发表你所了解的情况了。”于是，她第一个向西方公开报道了多年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在短时间内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报道的及时、准确和技巧。在国际上配合了中共反对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她这次“重返中国的唯一目的，是要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民懂得，想阻挡或改变中国当时的趋势，是既无可能，又不明智的”。她从旧金山乘坐一架军用运输飞机到上海，接着去北平，再往延安。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主席在同她进行的重要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把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寄到美国去发表了。“通过斯特朗的传播，纸老虎这个名词传遍了世界，进入了各国大词典。”由此，斯特朗在中国有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
当时，斯特朗的另一位著名的访问对象是刘少奇，他第一次对外国人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任务的结合，意思是说各国人民应和他们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抄。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出延安时，已近62岁高龄的斯特朗“再三要求留下来同我们一起过游击战的生活，但毛泽东同志考虑她年纪大了，特意约见了她，劝她乘‘美军观察组’的最后一架飞机撤退”，“并希望她能运用她的卓越才能，把她所了解到的种种事实真相在美国进行宣传介绍。这样她所起的作用就会更有成效”。她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后来，她以这次来华见闻为基本素材写成了《中国人征服中国》。这几个强有力的字暗示着中国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征服的。它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为它自己的人民所“征服”了。这本书以生动的事实，对那些企图征服中国的人进行了驳斥。她还对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史进行了回顾，并着重论述了抗日战争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与军队同当时美国政府援助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英勇斗争。
斯特朗还根据同刘少奇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写成《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在美国《美亚》杂志上，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她还在后来写的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到：那儿“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有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敏锐，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胸襟在不断开阔……在这儿，我仿佛终于认识到了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历史是可信的。”
1947年年底，斯特朗从莫斯科动身，于次年年初返回美国。1948年9月，斯特朗离开美国，途经苏联，在莫斯科等待来中国的出境签证，以便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渡过后半生”。但这一等就是10年，因为在1949年2月14日晚，她被苏联以“间谍”罪逮捕，关进卢比扬卡中央监狱，5天后被宣布“立刻驱逐出境”。斯特朗辗转回到纽约，直到1955年2月，苏联才宣告她无罪，她才重新与中国联系，并收到访问中国的邀请。虽然在这期间，她被驱逐出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达6年之久，但是，她始终冷静思考，坚信真理，用平和的语言来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他领导下的苏联的建设成就，对她的错误进行了客观分析。斯特朗所表现的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和品格的高尚，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
1958年，72岁高龄的斯特朗冲破重重阻力，才获得美国的出境签证，她途经莫斯科，于同年9月第六次来中国，并在中国定居。她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了了解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大步走向未来的情况，斯特朗在74岁高龄的时候，还坚持要求去海拔3600米的拉萨采访，这即使对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吃力的。自1962年起，她应各国读者的要求，又编写了69期、用6种文字出版的《中国通讯》。在编印通讯工作中，斯特朗不但重视内容和风格，而且注意编排、印刷、推广和发行。每一环节都一丝不苟。
斯特朗在中国享有极高的荣誉，几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她的每一次生日，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前去给她祝寿。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设午宴庆祝斯特朗的80大寿，周恩来总理也举行晚宴为她祝寿。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毛泽东主席在她的墓前敬献的花圈上题写的挽词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烈士公墓，精美的石碑上镌刻着郭沫若的瑰丽手书：“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之友”。
【作者点评】
在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外国记者中，有两个人物比较特殊：一个是埃德加·斯诺，另一个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一个时代，一个世纪。她曾走遍世界各地，走过同时代人极少或从未走过的道路，到过别的外国作家极少或从未到过的地方。她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她始终不向命运低头，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她放弃舒适的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哪里燃起斗争火焰，她就奔向那里。她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她的整个生命，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的故乡美国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称之为“理想的归宿地”——中国度过的。她还到过许多国家，西班牙、越南、朝鲜、柬埔寨、墨西哥、波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斯特朗从年轻时代起，她就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热情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地支持我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斯特朗五次来华采写我国人民的斗争事迹。她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并对正在兴起的中国革命运动寄予很高的期望。1958年，她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来华，并且定居北京，她仍然不知疲倦地为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增进中美及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贡献出她的余生。
斯特朗以写作为武器，用她敏锐的洞察力，引人入胜的笔调，论述各国社会进步，反映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传播各国人民的友谊。她做到了把自己的生命与理想和整个世界连在一起。由于她惊人的勤奋和智慧，一生中，她写了上千篇作品，出版了40多部著作，几十本政治的和文艺的小册子。她的作品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影响过并还在影响着千百万读者。
邓颖超同志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艾泼斯坦和邱茉莉在《回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文中称赞道：“安娜·斯特朗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妇女，优点很多，而最突出的一点则是她对人民的前途，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信念，是由一个一个的胜利培养起来的；这信念，无论是历史上经受的挫折还是个人经受的挫折，都是动摇不了的。”
路易·艾黎在《纪念安娜·路易斯》诗中写道：
对劳动者与反抗压迫者的同情不断增长，她悠久的一生意义深长！
她施展驾驭语言的本领，用淡淡的几笔素描，抓住问题的中心，使广大群众都能读得懂，听得进。
她始终在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人民，看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时候，她在自己的祖国作了不倦地演讲，说明。
多年来一次次访华的经验，使她最后决定：
在中国度过自己的晚年。
中国，首先是中国！
她总是把美好的心愿，奉献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
为了实现人类的希望，她热情地献出了全部才能。
她致力于哺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这明证就是她的一生！
（徐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