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斯诺访问了苏区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周恩来、毛泽东对他的采访活动甚为重视，当7月上旬斯诺抵达安塞县白家坪红军前线司令部时，周恩来与其长谈了两天，并为其亲拟苏区旅行计划。7月16日，毛泽东在保安正式接见了斯诺，并在几天内同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的谈话，特别是从9月23日开始，毛泽东又与他进行了十几个日日夜夜的长谈。通过这一系列会谈，斯诺搜集了关于红军的成长历程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的身世及经历等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0月中旬，斯诺带着一种好像是“离家”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苏区，经西安于10月底返回北平。从此，斯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从1936年11月起，斯诺伏案疾书，夜以继日地赶写出有关苏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国内外的英、美报刊发表，引起轰动。1937年2月，斯诺还在美国《生恬》画报上刊登了他在苏区拍摄的75幅照片。7月，斯诺将这些报道、照片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汇编成书，于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即《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这是他的第三部著作。
该书出版后，风靡全球，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量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该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斯诺自己说，从此“我的写作带上了政治行动的性质”。就是说他对中国人民的斗争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支持态度。1939年，斯诺重访边区时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说他“写了一本真实的介绍我们情况的书”，肯定《红星照耀中国》正确地报道了中共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主张。斯诺在1968年对本书作过修订，1971年又作了第二次修改和补充。
1937年年底至1938年，为支援中国抗战，斯诺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酝酿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即“工合”），先后参与组织了上海工合促进会和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1939年，他赴香港、菲律宾等地，为工合进行募捐。9月，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重访苏区，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斯诺率先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了事变真相，结果激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吊销护照。2月，他被迫离开住了13年的中国返回美国。
回国后，在谈到他个人同中国这种联系的感受时，斯诺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斯诺于1942年2月、1944年5月、1945年3月先后三次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召见。从1942年3月到1947年年底，斯诺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首席世界记者，先后两次奔赴苏联、印度和东南亚，还到过波兰、法国、奥地利、德国、朝鲜等地，其间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和新闻评述，出版了《人民在我们一边》等三本书。
50年代初期，斯诺受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迫害，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之职，仅靠失业救济金度日。1957年出版《红色中国杂记》，这是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重要补充，是斯诺的第八部著作。1958年他出版了自传《复始之旅》。1959年，斯诺全家迁往瑞士，但对中国情有独钟。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冲破重重阻力，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根据这次经历，他写出了《大河彼岸》，并于1962年正式出版，再次引起轰动。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作为法国《新宣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亲切接见。根据这次旅行所搜集的资料，他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1970年10月1日，他应邀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1年4月31日，斯诺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关系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这是斯诺为建立和维护中美人民友谊所作的又一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斯诺还把这次访问所得写成了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1972年2月15日凌晨2时16分，即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病逝，时年66岁。斯诺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给斯诺夫人及其子女发去唁电，并于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早在1965年10月，斯诺就在遗嘱中写道：“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送了花圈，周恩来亲自拟定碑文并出席安葬仪式，汉白玉墓碑上用中英文凿刻着“埃德加·斯诺，1905—1972，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的字样。1974年5月18日，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纽约州赫德逊河畔。
【作者点评】
斯诺第一次来中国时只有23岁，那时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打算无成见地了解全世界的青年”。13年后，当他离开中国时，他已成了对战争和革命富有经验的人，成了世界知名的记者，他向千百万人包括许多中国人介绍了长征的故事，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他成了反对世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献身战士，中国的事业已经成了他自己的事业。周恩来在1972年2月16日发出的唁电中这样评价道：“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早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友谊。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的著作受到中外广泛的重视。甚至在他重病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
廖承志也高度地评价道；“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
一位了解斯诺的学者说：“埃德加·斯诺象征了美国的优秀青年，他聪明、诚实、进步、不抱成见而富有同情心。作为记者和作家，他的技巧很好，他在写作时总是看得远，看得深，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他是真正具有国际思想的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抱有真挚的了解和感情。因此，他自然成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桥梁，或者说搭桥人。”
斯诺生前曾谦虚地说道：“如果说我确曾写过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东西，那仅仅是因为我倾听了中国人民诉说了切身的情况，这就是真理所在。我尽量如实地、坦率地把我所听到的写出来。我相信，我同中国人交谈，就像谈家常一样，我同中国人一样都属于同一个家庭——人类大家庭。”
而与斯诺交往甚密的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在《埃德加·斯诺》中写道：
这个美国梦想家的
安静而沉着的面容，
充满同情的眼睛，
今天早晨从报纸上
注视着我——
他看到了
梦想如何能得到实现，
他从中国革命
和它的领导人身上
感染了火样的热情，
因此当他们艰苦斗争时，
他也和他们一道
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
为了他开始信仰的一切。
毛泽东是亲自与斯诺打过交道、有过频繁接触和交谈的人，向往真理和正义，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一点也不带夸张的。这种建立在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友谊，使斯诺成为中美人民友谊的榜样。现在，虽然这两位老人都已故去，但他们的友谊将地久天长。
（徐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