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世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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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罗素伯特兰·罗素,英国的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872年,他出生于威尔士贵族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1914年加入工党。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在中国讲学大半年;30—40年代,他反对法西斯主义;50年代,他反对核武器,参与组织世界和平大会;60年代,他支持越南反美斗争。曾获得世界和平奖。罗素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等。50年代,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毛泽东称其不进行流血革命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毛泽东评点罗素】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摘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卷第2—3页。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段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辨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及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

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罗素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活了98岁),生活丰富,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有很好的作为,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

在社会责任方面,罗素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改良主义者,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出生于威尔士贵族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英国驻法国使馆随员,早期曾为费边社活跃分子,1914年加入英国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反对征兵和宣传和平主义被监禁。20世纪20年代初,他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底,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历时大半年,先后在上海、长沙、北京等地讲演并考察,讲解他的实证主义哲学,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兴办教育。以后“再用社会主义”。30—40年代,他反对世界法西斯主义。50年代,他反对核武器,组织世界和平大会,曾与爱因斯坦一起倡议举行柏格沃斯会议。60年代,他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略越南及其他地区,支持美国黑人斗争。1961年9月,罗素因举行反对核武器的静坐示威,被判刑入狱,当时罗素已达90高龄。1965年10月,在伦敦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罗素大义凛然,当场撕毁他参加已有51年的工党党员证以示抗议工党政府屈从美国的侵略政策。1963年,为鼓励罗素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杰出贡献,创立罗素和平基金,50年代,世界和平组织给其颁发世界和平奖。

在学术成就方面,罗素是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而且在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罗素一生的哲学观点多变,20世纪以后大体可分为新实在论和逻辑原子论两个阶段,多元论和逻辑分析方法则是贯穿于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方法特征。罗素始终以追求确定性为最高目的,并致力于构筑精确的哲学。他把逻辑分析看作是哲学的本质,认为哲学的进步主要由分析得来。罗素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3卷,与A·怀特海合著)、《哲学问题》、《神秘主义与逻辑》、《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怀疑的论文》、《教育与社会秩序》、《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它的极限和范围》、《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等,由于罗素的学术成就,他亦被推崇为近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50年代,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人生间,罗素始终将知识创新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那么和谐地融于一体。有人说,读罗素的学术著作精妙高深,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澎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激越抗议的声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罗素完整人格的真实写照。

罗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始终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的发展。1920年底,他冒着危险来华讲学考察,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存猜忌。1920年10月12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涉,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将其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中国北洋政府对他也“如临大敌”,1921年3月,因罗素在华宣传“危险理论”,曾考虑过要将其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怀疑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

罗素在华讲学,主要是讲解他的实用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小的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他还作了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告别中国时,他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他的这些言论的总体特点有如下三个方面:

1.在哲学方面,神秘主义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上哲学的宫殿。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之人,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洲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但对中国听众来说,这样的哲学太为高深,连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见1920年3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2.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既同情苏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弊端。罗素来华前曾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

3.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反对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等给他举行的告别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买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如同罗素本人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的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纵观罗素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国当时实际。罗素讲学的1920年,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革命青年翘首以待,满怀期望,但罗素不急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后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请教:“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见《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陈独秀的这封信可以代表当时中国人的这种失落感。

毛泽东也亲耳聆听过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有些史料还记载罗素讲演时,毛泽东还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毛泽东对罗素相当热情,罗素演讲的题目也正是毛泽东所需要了解的内容。但是在听完讲演以后,毛泽东给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蔡和森写信,明确阐明他对罗素主张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在讲演中说,中国要得救,“就是无论怎样设法,归根还是教育要紧,人民不懂事,无科学知识,才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到的啊!”宣扬的是教育救国论,但毛泽东认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这三样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利用教育来改造社会从何谈起。罗素在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辨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他说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不仁慈之事”,俄国革命所造成的世界革命的漩涡,使世界文化“要沦落一千年”。毛泽东对此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王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流血革命,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做不到。”当然,事实上做不到的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理论,“说得通”只不过是说得好听而已。

罗素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因为中国不能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他的哲学理念,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因为罗素不能帮助正在艰难探索的中国革命者指明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但中国人民毕竟对罗素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西方哲学家罗素对东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社会关怀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

【作者点评】

罗素曾经是毛泽东最祟拜的人物之一,他的许多观点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都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后来毛泽东毅然决然和罗素的政治主张决裂,可想而知,毛泽东是会很痛苦的,但这不是罗素变了,而是毛泽东自己变了,他告别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批判罗素观点的过程中,对改造中国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梳理,采用不断排除的方法,得出只有“俄式”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的结论。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他首先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有五种: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然后进行一一剖析,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最后,既然上述方法都是不行的,惟一的结论应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罗素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平主义思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不是中国人民不采纳,而是中国的旧制度的统治者不让采纳,戊戌变法血的事实教训了中国人民:流血革命不可避免,和平进化,温和改良只是幻想。

罗素老人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执着追求的精神是永远需要张扬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的旗号,公然践踏国家的主权,轰炸南斯拉夫,破坏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如果罗素还健在,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克林顿、布莱尔的作为,捍卫世界和平的尊严。

(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