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郭沫若返身去日本后，郁达夫收到成仿吾写于沫若赴日前夜的一封信。那封信既是郁达夫寄信致创造社的答复，也是对《创造周报》走向寿终正寝的一种预言。达夫的来信被成仿吾起了个名字叫《北国的微音》，成仿吾的这封信他称为是《江南的春讯》。郁达夫的信暗暗地流露出自己的痛苦，那是深切的反省，他读了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的《歧路》，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在离开上海后的五个月，他的情绪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为了生活，他早已觉得文思枯竭了。他为沫若的凄切的孤单所感动。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把自己的心剖出来给两个朋友看，孤单依旧是孤单，他觉得自己是一只孤雁。在北国，他会见过成仿吾的同班同学，人家却早已是发了财的资本家了。郁达夫告诉他的朋友们，虽然他到了北京，有那么多的鸿儒交往，可有几个人真正讲得来？他觉得自己的心灵深处恰似驻足于衰草枯杨的旷野之中。在上海是经济危机，在北京，他依然觉得是经济危机……。他对一些朋友读了《歧路》，使他的朋友们感动，郁达夫自己更是不能平静。近千个日日夜夜的交往，他知道沫若的旷达，可如今也生活在歧路上。他毫不犹豫地写了信来，他想在暑假中，回上海，回浙江……。那正是郭沫若到日本去的前夜，成仿吾、郭沫若都写了短简回复了他，成仿吾更以这《江南的春讯》发在《创造周报》上，他自己也是一腔心事乱如麻，他也充分地体会到那种孤独感。与达夫的痛苦呻吟相反的是，成仿吾有更多的反抗思想。他反抗这社会，反抗这制度，反抗这人生！可他碰到了什么呢？重重的壁垒，重重的铁障！他写道：
“……达夫！在我回国后的这三年间，我的全身神差不多要被悲愤烧毁了。这两种激荡不宁的感情就好像是两条恶狠狠的大蛇，只是牢牢地缠住我不放。奄奄待毙的国家，龌龊的社会，虚伪的人们，渺茫的身世，无处不使人一想起便悲愤起来。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愈是坏人，便愈能卓立，愈是无知识的流氓，便愈能成为名人学者。我偶然愤不可遏，骂了出来，那些名人学者固然千般倾陷，便是一般的群氓，也就张开了嘴大呼奇事，甚或要回我一些不当的称号。我想起这不可救药的社会，想起这些忘恩负义的群氓，有时也觉得全身都已灰尽，然而我现在在悲愤之中发现了‘反抗’这一条真理，我从此以后便要反抗，反抗，反抗！孤独的朋友们哟！我们仍来继续我们的反抗，反抗到心头，要死便一同死！……
春光又到江南来了，梅花已经反抗着春风，登场演出了她的一回手势戏。再过些日子，龙华的桃花就要开了。黄浦江的浊水，常在激荡着反抗他们的运命。新落成的欧战纪念塔上的女神常在放着光反抗旁边的高塔威压。在一间破陋的漫无秩序的长方形房子里，三个方正的男子常在商量周报周年后改良的方法。预备反抗一切未来的困苦。达夫你如能回南边来，就早点来也好，我们需要你呢！”
郁达夫受到很大的震动，《创造日》、《创造季刊》都已停了，而《创造周报》眼看着又难以为继，他收到成仿吾和郭沫若的信心里十分难过，他想救救创造社，救救他们的最后一个杂志，他等不及暑假的到来，他安排了自己的课程，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立即南下上海。郁达夫的南来实在是幻想抢救创造社。虽说他曾经气愤地说还不如离散的好，可他的心中是十分的不愿意。那时在北大他刚巧遇到《太平洋》杂志社的一群也遇到同样困难的人，打算停刊与《创造周报》合并。最初没有成功。而这一次，太平洋社又想借重创造社，准备合并，他四月份写信给成仿吾，准备五月初来上海。成仿吾在《创造周报》第五十一期上登出《预告》：
“第五十二期因为要等达夫由北京南下决定周报的方针，须迟数日始能出版。”
郁达夫南下的时候，正是晚春初夏季节，最后一期《创造周报》已经编好，单单等他前来增加一个广告。北京太平洋社的有关人员第二次与郁达夫磋商，拟订合办一全新的杂志《现代评论》，郁达夫与成仿吾在泰东商量，成仿吾原则上同意这一做法，大概是要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罢。他们在五十二期《创造周报》上附发了一个《预告》，预告创造社与太平洋合办一个新型的杂志《现代评论》。
《创造周报》创办到第五十二期，整整一岁！由于压力，由于创造社内部人员的转移，即将寿终正寝！它的最后一期上登有敬隐渔的小说《玛丽》，成仿吾的《批评与批评家》，郭沫若的《通信一则》，少飞的人体素描《人体习作》，还有成仿吾的悼词《一年的回顾》。读着成仿吾的《回顾》，郁达夫的心黯然了。他们三员创造社大将是怎样在上海扯起创造社的大旗，三年哟，可如今只剩下“人去后，一弯月色淡如水”！
成仿吾回顾了周报一年来的奋斗，也直率地叙述的停办的原因：
“我们固然很愿意竭力于新文学的建筑，然而我们自己也要生活。”“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热爱青春的生活，我们不能把我们有限的生命一齐都丢在一个无底的洞里。”他在篇末还展示了无限的勇气：
“有三位朋友一德一心，原是愉快不过的，然而我们负责编辑的人的疲惫却也不是局外的人所能悬想，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恶劣，先在我们双肩上增加了一对死重，对于我一个人，没有爱的生活便是一个榨碎全心身的水压机器。每从梦寐中醒来，但愿我的心儿能顿时粉碎，我的四肢能瓦解。数年来疯狂一般的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文艺女神，然而环顾我们的周围，又不禁悲愤而羞愧。我们的世界到底还是一个无限大的空虚与一片漫无着落的悲感。
“然而我们既然带来了这样顽恶的命运而来，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也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必须从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是一种准备的作用。
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哟，请等待着，等待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成仿吾的预言并没有落空！不甘寂寞的创造社人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五月中，郁达夫不得不又返回那令人生厌的北京。六月里，成仿吾也不得不南下，投入了新的革命洪炉，进入了广东大学理学院任了教授，后来他又兼任了将军的摇篮黄埔军官学校兵器处的技正。临行前，创造社的社址迁移了，成仿吾和创造社小伙计们将社址移到了贝勒路。在此期间，他们没有哀泣，没有气馁，一批小伙计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叶灵风等人往来其间，准备出版一个全新的创造社刊物《洪水》。
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滔天的洪水马上就来，破坏一个旧的秩序，以便于创造！
前期的创造社结束了！中期的创造社在孕育，在诞生。不久便面临这个世界！
郁达夫的心里不能平静！
§§§第五章 沉重的北京岁月
古老的北京是沉重的！这个帝王之都，将近七百年的古都与上海适成强烈的反差。它有世界上最凝重的古老建筑群，末代封建王朝的皇帝、王后、大臣们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被逐出龙廷和龙座，他们目前还龟缩在紫禁城中，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前门、天安门、午朝门，一直到德胜门，庄严宏伟的中轴线两侧，还是皇家御苑！王府井、琉璃厂、前门还是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市场。卖古董、观花鸟，八旗子弟依然还是春风得意。长袍马褂、大辫子、弓鞋，保留着大清国的国粹。始终是生气勃勃，又暮气沉沉，天桥依然是三教九流卖艺杂耍的场所。寒酸的小市民喜欢在那里听说书，看耍猴，打拳棒，北京的大部分街巷两侧，是那种世界独一无二的的四合院院落，小市民满足于现状，徜徉于其中，观赏古董字画、鼻烟壶，抽大烟，拉胡琴，打秋千，放风筝，泡茶馆，默默地生和默默地死。“老爷儿”依旧挂在天上，黄沙依旧在寒冷的冬春肆虐，秋天的香山依旧是满山红叶，颐和园、中南北海依旧是皇家的龙池海子。
啊！古老沉重的北京！
龙廷隐退，民国成立。政坛走马灯般换人。孙大总统在南京站不住脚，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觊觎龙位，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民国五年的六月，忧惧而亡，一命呜呼！接着便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于是有了府院之争。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拥宣统溥仪登基，复辟了一十二天。冯国璋才代理了几天总统，不久总统又姓了徐，如今的总统又不姓徐了，又改了曹锟，可北京还是老样子。只是江山只剩半壁，南方的孙中山早又起来革命，北洋大总统有名无实，各地是各地的地盘，胫大于股，各地的督军、大帅、省长、督办、厅长多如牛毛，各自拥兵自重。北京，早已成了废旧的机器，转动不灵了。
郁达夫正是这个时候离开上海来到这都门的。他的心混乱到极点，情绪低落，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四年的经历，切身体会使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那种因性的压抑而显得孤独苦闷，呼喊个性的解放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了。生活的挫折，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深层结构，他不再是飘在空中的自我独自了，他敢于在创造社同人中第一个正视人生。
人生如梦？人生如棋？不！人生是复杂的立体，不是简单的点线平面。人生如路，人生如夜，路正长，夜也正长。郁达夫离开了比较单纯的学校，离开遭人白眼的大学，进入了一个万花筒似的世界。
世界是血和火的洗礼！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兵荒马乱的中华民国，国家千疮百孔；他在攻读一本全新的书：生活。他看到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洋人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他看到上海的跑马厅、大世界；他看到各地的大帅们、督军们拥兵自重；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城市在膨胀，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资本家更加疯狂地剥削，农村在破产，农民涌向城市，工人的工资仅仅是低微的，他看到童工与女工的命运，他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社会生活，他十分地体验到生活的贫困与失业与辛苦。他一踏上太平洋的西海岸，生计的问题就逼到眼前，命运的铁锁金箍也就一天天地紧起来。他曾经想到死，只有一死才能解决这问题。他韵梦想破碎了，原以为一旦离开大学能进入崭新的环境，可社会只照顾那些幸运儿——新月社、太平洋社的宠儿，他似乎被挤出了社会的轨道，真实、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孤独与孤单。他流露出对社会失去信心及没有勇气生活下去，而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的那种消极的情绪。
悲怀感伤，不是郁达夫的固有情怀。在那个时代下，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敢于追求光明的人，都有这种消极情感。
由于社会的苦闷和经济的苦闷，郁达夫在寻找道路，他看到了社会的光明面，他看到了什么？看到香港海员的大罢工，看到开滦、萍乡、安源等地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他看到京汉铁路上的风暴与残酷无情的血！他看到社会的不合理，残暴，他从单纯层次的爱国，到了更深层次的爱国。
要救国必须改革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
一九二三年，是郁达夫在人生道路上向前跨出大步的一年。当人家正在呼喊个性的解放的时候，只有他对这流血的时代和受难的人民睁开了眼睛，他看到社会的本质。他不只看到树木，而看到了一个森林；他不只看到一片飞瀑一条小溪，他看到了一片大海。他苦苦地上下求索，哀民生之多艰！他从书本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他正视人生。
陈启修教授是受北大的委派，往苏联考察经济的。临行之前，向学校推荐了郁达夫代替他讲授统计学。他们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科，与达夫乃是同科不同级的同学。他深知郁达夫的才学。郁达夫刚巧在上海再也不愿意住下去，便受了北大之聘。
郁达夫命运不济，仿佛冥冥之中吃不下一口安稳饭。受北大之聘的教师那么多，有专职的，有兼职的；有留学西洋的，也有留学东洋的，人家都是堂之皇之成了教授，可郁达夫却只能担任一个讲师，一周只有两个钟点。郁达夫好不晦气！他依旧住在长兄嫂的家里——西城巡捕厅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从巡捕胡同往西，就是追贼胡同，据传当年李闯王受到清军与吴三桂军的夹击，匆匆从这里逃跑出城。再过去，便是北京有名的城门阜成门。阜成门外，再往前走就是护城河边。郁达夫所见都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古老颓败的北京城——这帝王之都与乡下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有巍峨挺立的城门与帝王的府第，那里有地墁方砖，飞檐斗拱，是平民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
北京人才济济，这是藏龙卧虎之乡，帝王之乡，文化之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