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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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突起的异军(10)

“我临末要郑重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但它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还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可以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也可以移用到这里,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严肃的人们也是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鸦片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我愿读者特别地注意。

“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道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价值,大家知道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郁达夫一口气看了两遍,一串眼泪静静地从面颊上滚了下来。内心呼喊着,怀着深深的激动,他对被冷落在一边的邓均吾点了点头,然后说:“知道我内心者,周作人先生也。”

他想不到他会惊动周作人这样的文坛老将。并且是那样体察他的心,他心中充满敬意。从北京的《晨报·副镌》上他还认真地读到鲁迅先生的伟大著作《阿Q正传》,他不能自已,一种思想感情从心中升起,他要到北京去,去见见伟大的周氏兄弟,他给周作人写去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亲切的致敬。

创造社的发展的确很快。郁达夫从赵南公那里高兴地知道,《创造》季刊正在发卖。穆木天译作《王尔德童话集》、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都已出版。《女神》、《沉沦》已经再版,并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郁达夫十分愉快地知道,赵南公准备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专门开设《创造》季刊编辑所。

可郁达夫遇到了新的难堪。

《创造》第一期的出版,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震动了文坛,震动了青年学子,震动了上海滩,也震怒了一些文坛宿将。

五月出版的《创造》创刊号,销路相当不错。可这些年轻人,这些文坛的新军所作所为未免随意了一些,郭沫若的《海外归鸿》,郁达夫的《艺文私见》深深地伤害了一批文坛老将的心。北京、上海的文坛宿将皆不以为然。

五月初,郁达夫受浙江留日学生的重托,赴杭州为浙江省留日学生增加官费等问题与教育当局交涉。他想顺道去富阳一趟,那是生养他多年的家乡啊!那里有他年老的祖母,含辛茹苦又令他难堪的母亲,还有那个又是可怜又是可爱的妻子!那里有鹳山,有春江第一楼,有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的富春江!

可是他的内心里总是充满着矛盾,他不想回家去。他是落拓的才子,他像柳毅,也像一切进京考试,名落孙山的举子们,“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他一方面向封建营垒展开猛烈的进攻,一方面他又落入封建士大夫的名士圈子不能自拔。他觉得自己功名不遂,羞见尊长,无脸见到那个爱他到十分的孙兰坡——孙荃。他买好了去富阳的船票,宿在杭州江干,离家不过百里之遥。可他又临时变卦,大丈夫须建功立业回乡,他中途返回了上海。

烦恼正追逐着他。

他得罪了文学研究会的一批老将,和新文学有所建树的一群人。

他的《艺文私见》就发表在《创造》第一期上。血气方刚的他,随笔一挥,写下自己的见解。他对鸳鸯蝴蝶的恶浊空气,忍无可忍,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了解本来并不太多,那只是在整个夜空中的一线光明,他们还得继续战斗。

五月十三日,他从《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栏上看到笔名为“损”

的连载《(创造>给我的印象》。郁达夫一看到那篇评论,心中好不后悔!

那评论开篇便是逼着他的《艺文私见》来的。

郁达夫深感遗憾与不安。他当然不会知道文坛是如此的敏感,他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粗鲁无礼。他很快知道,那“损”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文学研究会的台柱子沈雁冰,他们从没见过面,却神交已久。他正想去拜访他,可做梦都料想不到他们的第一回合竟糊里糊涂地打起笔墨官司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时刻关心着新文学文坛的沈雁冰先生非常看重他的才气,那则评论是有感而发,对他来说是十分有分寸的,他对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评论都是十分友好的,他那言辞中也明显觉得达夫他的语言太冲了一些。郁达夫,作为文坛新军的一员大将,一员勇猛的斗士,初上文坛,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上一年的《预告》中,作为创造社的代言人,他曾经有“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云云,而这一次更是对文坛一片横扫:

“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风云,那些恶鬼怕同见了太阳的毒雾一样都要抱头逃命去呢!

“Mathew Arnold也好,Walte也好,Thomas Carlvle,H.A.taine,G.E.I,essing,Belinskv,GeoI.gBrandes等无论那一个,能生一个在我们目下的中国,我恐怕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

“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是伏在明珠上的木斗。木斗不除去,真的天才总不能放出灵光来照耀世人。除去此木斗的人是谁呢?就是真正大批语家的铁笔!我们目下所要求的,就是一位真有见识的大批评家。”

郁达夫不愧是雄心万丈,但他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孺子!他一下子就把这支突起的异军逼成一支“孤军”。而这支“孤军”也只有像西楚霸王一样,破釜沉舟,只有拼命地战斗,殊死战斗。

一九二二年,中国的旧文学营垒还十分强大,有些地方甚至于都市还针插不进,成为顽固不化的旧文学堡垒,而新文学则刚刚登上舞台。

按理说,两支方向相同,使命相同的友军,应该联合作战才对,可一上阵,他即要拔剑相向了。他们都有失平和,太冲动。中国的新文学毕竟还太年轻呢。那时新文学呈上升趋势,在北京有《新青年》、《新潮》、《晨报》上的《文学旬刊》,上海有《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上的《文学周报》、《学灯》,而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学界的弄潮儿们在推波助澜,他们不得不与大上海等地的一批无聊文人作最后的决战。而郁达夫他们文章锋芒所向,使相当一批人不满,他们中自然也包括上海的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庐隐等人,在北京有胡适、叶圣陶、王鲁彦、王统照……等一批人,即使是后来成为达夫的知己的鲁迅先生等人也觉得不以为然。

创造社这支异军给人的形象不太好,这是一支孤军。只有背水一战。上海的无聊小报的文章,泰东书局收到的读者来信源源而来,有的指责他浅薄无聊,有的指责小说颓废,有的指责他是“****描写者”;有的指责田汉、郭沫若是盲目的翻译者,外间纷纷扬扬,说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

值得高兴的是,郁达夫从无数的信件与稿件中,看到许多青年的拳拳之心,那些年轻人不仅为创造社的问世叫好,也给予他最真诚的毫无保留的支持。郁达夫相当高兴。

那时泰东书局的同人不多。郁达夫外,还有那个邓均吾。喧哗的人声他们可以不管,邓均吾那时正诗思泉涌,写着一首又一首的新诗。

而郁达夫呢?他埋头写他的小说和他的随笔散文,一方面他在创作,另一方面向东京等地的朋友约稿,第二期《创造》又该编辑了。

泰东书局的老板那时最为开心,他有了改革的雄心,大大的赚了一笔钱,而且名声在外。在北洋政府里也有了名声。北洋政府十分器重他,因人设事,设法替南公弄到了一个农商部商标局驻沪办事处处长的官职。这商标局是农商部的一个直属机构,因安排赵南公而特设的。以下设秘书,一二科科长。赵南公放出风来,准备让郁达夫当二科科长。

六月初,郁达夫又去了一趟东京,打算到帝大的文学部再深造一次,他深感自己文学研究的不足,为此经过无数次的奔波,办妥了免试入学的手续。在东京郁达夫会见的那一批在帝大的朋友,可求学谈何容易,他最终放弃了重新深造的打算,在七月中匆匆回国,那时东京帝突起的异军大也开始了放假。

原来郭沫若在七月里回国到了上海。按照约定,由郭沫若在七月里将季刊第二期编好。郁达夫回来得正是时候,那时天气炎热,泰东书局生意良好,已迁往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的书局新址。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同在上海,十分快乐。然而郁达夫急着要回富阳一趟。富阳的妻子写了信来,要他无论如何要早日回到家里。郁达夫何尝不想家呢?

可一没职业,二连回家的盘缠也不多。

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到赵南公的经理部去,赵南公因为《创造》丛书发了。对于这俩能干的伙计,他分外客气,从郁达夫那忧郁的脸上,他知道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们谈起了书刊的销路。

“老板,我们的书近来销路怎么样?”郭沫若对老板问道。

赵南公满面堆笑:“可以的,有一部分还没有卖出去,卖了一部分。

出书,这是不赚钱的生意啦。”

他俩当然不信。可他们也不愿意当面戳穿老板的西洋戏。可他们在经济上的确都有点窘迫。

赵南公感兴趣的是扩大未来的业务,而郁达夫、郭沫若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盘川与收入,需要以此供养妻小。因为这时郭沫若已有三个孩子了。而郁达夫的妻子还得依赖母亲。可他们又不肯放下架子,尽管耳根涨红了,不愿像个乞丐一样开口。

老板知道这一点,最后他说:

“达夫想回家一趟么?家里来信了?”

达夫点了点头。

“你可以先支点薪水。”赵南公一副恩赐的样子。这使两个学生文人的心里非常愤慨。

“《创造》的销路怎么样?”郁达夫随口问,他想了解一下它的销路。

“还有五百部没有卖出去。”赵南公淡淡地说。事实上没有销出的没有那么多,老板耍了个小小的花枪。

两个青年作家都感到受到沉重的打击。“五百部没有卖出去。”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走出老板的办公室,像霜打了的叶子一样。

他们太年轻也太自负。《创造》季刊第一版两千本,不到二个月,已经卖出一千五百多本,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在整个中国,在大上海,这都是首屈一指的盛事。但他们都觉得在文坛上,知音太少了,何况这个时候文学研究会正在指责他们呢?这也难怪,谁叫他们一开张就以天才自居呢?

“沫若,我们喝酒去!”郁达夫突然叫道,他是喜欢喝酒的,一醉方休。

“好,我们喝酒去!”沫若马上赞同。

他们俩肩并肩来到四马路上,进入一座酒楼,酒楼上静悄悄的,他们一连喝了两壶酒,要添酒添菜,可总没人应声。他们感到十分奇怪,伸头出去,只得连声叫道:

“晦气!”

原来他们昏头昏脑地闯了进来,只知道这是一家酒店,连酒店的样子都尚未看清。酒店门口的招灯红字上贴着白纸。这是一个有丧事的人家啊!他们急忙付了钱,冲出店门去了。

他们走进第二家酒馆,堂倌看到这两个服装不怎么样整齐的顾客,认定没有多少油水,一点也不热心,他们只得冲出去换了第三家酒店。

酒逢知己千杯少。

这是临街的酒楼,他们拣了一个临窗的座头,月光如水洒进这桌子上,不时听到外面汽车驶过,四马路上偶尔传来弹琴的声音。

他们一边海阔天空地议论着,一边痛快地喝着酒。他们共同咒骂着老板的狼心狗肺,笑里藏刀。他们议论着朋友、笑闻。他们谈起田汉,郭沫若说起因为他自己的《咖啡店之一夜》稿纸太潦草,而怀疑郁达夫篡改了他的稿件,最后才澄清了事实。郁达夫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他们谈起张资平的小说,最后他们谈起了成仿吾。成仿吾那时正在兵工厂担任技正,还是个单身汉。

“达夫,下学期你依然到安庆法政学校去教书,叫成仿吾来接班季刊,怎么样?”郭沫若关心着他哩。

“成仿吾?很好!我双手赞成。”郁达夫又喝了一杯。

他们痛快地喝着酒,面前的酒壶越来越多,一会儿排满了一桌子,他们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喝,又满满地摆了一桌子空酒壶。一连喝了三十多壶,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明月照高楼,月光入窗户。

郭沫若涨红了耳根,大声地叫起来:

“达夫,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到头来只有饿死在首阳山上!”

郁达夫满眼通红,也大声地说:

“是呀,沫若!你是伯夷,我是叔齐!我们义不食周粟!”

他们的确都醉了!他们俩谁也不听谁,舌头与脑袋,谁也管不了谁!他们谈论着那些感伤失业、无业的伤心事,怨天忧国恨人世,他们痛恨军阀,最后两个醉鬼离开了酒店。

他们必须到民厚南里,他们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出四马路。

即使那些拉客的野鸡也被他们这副样子弄呆了,纷纷逃避。他们走到哈同公园附近,静安寺路上,他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西洋人的汽车耀武扬威地驶来驶去,看到如此的情景,满腔民族感情立即升华,一股热血在心中澎湃,冲着西洋人的汽车大声骂道: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畜牲!”

“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猪猡!”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