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非常关心中日战争的进展，他常常与几位华侨侨领偷听无线电广播，获悉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守互换，获知日本一次次兵败太平洋，获知美军重返菲律宾，攻击冲绳，轰炸日本本岛，还有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他知道，胜利很快就要到来，日落太平洋势所必然，他更听到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广岛投下大炸弹，日本帝国已经一片狼藉……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郁达夫从巴耶公务的侨领蔡承达、蔡清竹家的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郁达夫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他开始向驻足于苏岛的朋友们写信，希望有所作为……
但郁达夫竞在这日本法西斯投降后才两周的时候，永远失踪了！
郁达夫失踪了！失踪了五十多年！至今没有人知道这伟大诗人的遗骸究竟埋在何方。郁达夫的死一如他的一生，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赞美诗！他比飞机失事的徐志摩更惨烈！他的死是默默无闻的！
而且没有人说得出郁达夫是如何身死的，连见证人也没有！
有一点毫无疑问，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的手中，他最后也没有逃脱敌人的魔爪！
郁达夫连死于哪一天也没有人讲得清楚，众说纷纭——
郁达夫究竟是怎样死的？现在让我们把前人的调查一一引证。
王任叔（巴人）：《记郁达夫》（1947年10月1日一12月1日《人间世》）
“日本投降的消息，首先是由巴耶公务的侨长，在其秘密设置的无线电中听到，他马上奔去告诉郁达夫。达夫再去问日本人州长，也得到证实。胜利冲昏了郁达夫，他想在那里大干一番，写信到棉兰，要求给华彰（苏门答腊省唯一的华侨参议员）多派些干部到苏西去。但等到苏西，一向潜伏着的文化人也哄然出来，想干些什么的时候，他又多方阻难起来。达夫一定遭受到日本方面的警告。看来很忧郁似的，但达夫没有对任何一人说起这内幕。
日军依然是治安责任的维护者，而且由在南亚总司令部颁予了这项命令。为了镇压民族革命的兴起，过去的敌人，便成了自己的友人，所谓为正义而战的意义便是如此，这一行动不仅给予日本法西斯得有机会消灭罪恶的证据，而且一样可以镇压和暗杀过去抗日反法西斯的分子。达夫将是日本军阀暴行的一个最好证人，他的危险是显然的。
他也是在这一过手之间，当作一种罪恶的证据，被消灭了。但我们之间，没有一个想到这一点。在我只感到：达夫有了过去这样一段历史，现在是应该隐退了，由他出来领导华侨的今后政治运动，那是不适合的。我为达夫打算，坐下来，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用良心来梳理这几年来的生活，写下这悲剧的一幕吧。从自己的苦甘中，去教育后一代，这是达夫的责任。然而达夫的生活之实利主义，却把他一颗诗人的灵魂磨灭光了。达夫未必会爱这样做，而我也一样没有想到达夫处境的危险，给他一些可作参考的意见。孤独而傲慢的灵魂的舵手，怕自愈之离开了他以后，便没有一个‘指示方向’的人了。他还想跟那展开在他面前的难关，作沉默而顽强的奋斗，他怕是只从人情与法理上，来估计日人给他警告的意义，而竟忽略了失败的野兽，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是不惜撕碎别人的生命的。达夫终于有那失踪而遭暗杀的一幕，有如愈之所记载的发生了……。达夫从此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在棉兰，第一件事是营救九二。事件被难的同志。关在先达监牢的五十多个同志放出来以后，证明九个同志死在牢里，证明周斌同志被枪决于棉兰第一刑务所。证明有十二个同志解送到武吉丁宜，没有下落。虽然被处决了的消息，牢里出来的同志，也已经从印尼犯人的口中得到了过，但因为爱常希望被爱者的永生。同志和家属之间，却似乎故意不愿信听这一“谣言”，棉兰的日本当局，不负责回答这一询问。
愈之想到达夫，由达夫也许能探出一个线索来。同志们要我打了一个电报给达夫。我自然照办了。电文去后三日，达夫失踪的消息传到了。
但电报没有让达夫亲眼看到，而是落在那家药铺子主人的手里……。
是的，达夫失踪了！达夫是永远失踪了。我们还得咬紧牙关来说：
愿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永远不再有达夫；新的世代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了！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记住：我们的悲剧是应该收幕了的。我写下这，我要告诉我们青年一代；达夫已经走完了名士的路，旧名士的路，新名士的路，他都为我们走完了。我们是不应，而且也大可不必再走了。但一切的歧路，却正是正路的指标。我们该也有自己的正路吧，谁还不能洗净达夫所具有的那种气质呢？那么就得从达夫的路，跳过去了！
我们是不必为达夫悲哀的。”
汪金丁：（流亡者，赵豫记酒厂的最后主持者，郁达夫的朋友）《郁达夫的最后》（1949年4月15日香港《文化生活》）
“回到香港，闲谈中也很有一些朋友，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南洋的一些朋友的逃难生活，有的则更关切地问起郁达夫失踪前后的情形。我与郁达夫相处约近三年，他失踪不久，愈之和兹九两先生即由棉兰回到巴耶公务，当时本有料理达夫善后事宜的委员会，会中也决定过替达夫出一本纪念册，我并且还被推为负责人之一。但是回到新加坡之后，旁的一些工作占据了我，我又不想草率写出，于是耽搁下来。凑巧这时候有位也是我们‘难民团’的朋友，写了篇关于达夫流亡生活的应酬文章。因为这朋友和郁达夫的接触，也算不得密切，又兼是个不惯写文章的人，所以文章写好后，朋友中便感到它有些地方失实，而敌人方面，这是说一些落水分子和国特们，便从此而有了根据，作为诽谤达夫和攻击我们这班流亡朋友的借口，所以当时便由胡愈之先生写了篇文章，作为更正，这篇文章便是后来在香港出版的那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
如果不是日本投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在达夫与我们这些朋友身上呢？我们只听说过八月下旬要举行一次大检举。然后检举不成，日本法西斯投降了。
也许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吧，朋友们此时都一致地想比较公开地做点事，尽份力量，我们预先和达夫做了两次恳谈。
达夫表示了相当的淡漠，他认为绝对不可以‘动’，日本宪兵仍然有权力可以抓人。
然而达夫自己却不曾安静下来，他到过武吉丁宜，也写信给棉兰、巴东和北干的一些侨领。他似乎不想和我们谈到他个人的计划。
这时巴耶公务的国民党是曾有过聚会，巴东的国民党则召集了一次各地的代表会。他们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而战争的任务是在于反苏。达夫有信给过巴东的一位国民党的侨领，他不大同意他们的那种做法。但听说一个在巴东姓张的国民党校长就说，‘如果郁达夫不请教我们，我们一样的对他不客气’。当时巴东的三青团，据说已经开始了敢于公开捕人。
后来听说，达夫去武吉丁宜，有个姓马的，是个同CC有关系的人，又是日本宪兵部的眼线，曾紧盯过达夫。幸好我们当时有位青年朋友，经常给郁达夫‘保驾’，而达夫自己也觉得情势不对，便回到光务（巴耶公务的另一种称法）来了。
这姓马的还到光务几次，调查我们有什么活动。
我们记得达夫那几天里并不感到愉快似的。
然而想不到在八月廿九日晚上，他被一个印尼青年请出去谈话，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们还正有朋友在他家里坐，是看着他出去的，然而看不到他回来。没有人会想到他会让人骗到一条僻巷中被绑走。
朋友中少了郁达夫！中国少了郁达夫！
我们回到新加坡后，有个苏岛的印尼人来，说达夫就葬在巴梭附近，是和几个西洋人一起被害的。”
在郁达夫失踪近四十年之后，汪金丁又重新写了《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内容与前文大同小异，讲到郁达夫的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达夫听说日本人要借口检查卫生来一次大检举，他很为大家担心。十六日一清早，他突然跑到酒厂，很兴奋地说：‘日本人投降了！’他说他夜里在蔡承达先生家里听到了广播。
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都如释重负。不过，从巴东传来的消息是，有的华侨的房子被贴上封条。又说三青团已公开地在那里捕人。
而有些台湾籍的日本兵，的确到过达夫家，请他证明他们是中国人。是不是有什么坏人在混水摸鱼？
达夫这时除去和几个当地熟人打牌消遣之外，很少外出。但是没料到，八月二十九日傍晚，达夫正在家里和几个朋友闲谈，有个讲印尼话的青年约他在外面讲几句话，有人看到他们在马路边边走边谈。然而这天夜里他却没有周来。据目击的印尼人说，他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和另外的人坐上了等在那里的汽车，他被敌人绑架了。
等我们从棉兰的联系总部获悉，郁达夫确已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惨遭日本宪兵的毒手，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
在胜利最后关头，郁达夫没有忘记保护朋友，他也开始保护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很少外出，但是他还是被狡黠、懦怯、残暴的日本军人捕杀了！
比较详细地记载郁达夫在印尼苏西活动，以及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流亡文化人的安全，为国捐躯，并且壮烈悲愤的是郁达夫的好友胡愈之，为了反击落水文人、国民党特务、附敌记者对郁达夫的揶揄，嘲骂，冷笑，在新加坡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即郁达夫为国捐躯一年之后，向全国文艺界协会写了一个报告书，这就是有名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该文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写到了郁达夫的失踪与殉国：
赵胡子失踪了
达夫在保东村的时候，就开始留些短髭。在巴耶公务当地华侨都称他“赵胡子”。在苏门答腊西部一带，“赵廉”或“赵胡子”名气很大。
不论华侨或印尼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但因为当地的人和他感情都好，所以没有人去根究他的底细。巴耶公务的华侨都明白他是外来的难民，但知道他的姓名的仍不过是几个熟朋友而已。
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初头，情形就不同了。当时日本军部已把苏岛军政监部转移到武吉丁宜。这个偏僻的山城成为军事与政治的重镇。苏岛宪兵总部亦设于武吉丁宜，全部人员都是从昭南岛调过来的，宪兵总部内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名洪根培，是在昭南岛兴亚炼成所受过训练的，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一向十分熟悉，一九四三年到了武吉丁宜以后，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但最初还不敢告发，到了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他才向宪兵总部告发达夫是联军间谍。并且由巴耶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作证。这位校长因为性情乖张，被校董事会解职，他要迭夫替他帮忙，保全校长的位置。达夫没有答应他，他怀恨在心，所以和洪根培勾通了去告密。
这告密的消息传来，大家觉得事情十分不妙，非有一个准备不可。
我劝达夫到别处躲避，达夫就说：
“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经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后再作打算。你们应该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的太大。”
达夫的话是不错的，当时宪兵还在进行侦查中，对达夫不过是暗中监视而已。如果他想离开巴耶公务，就会立即被捕的。至于我们这些朋友，当时还没有被宪兵注意。于是和达夫商量之后。我和兹九去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先生等则去巨港。我是二月底离开巴耶公务的，当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我到棉兰不久，就在马达山高原住下，和刘武丹先生共同经营一家小肥皂厂，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总算没有被敌人发觉。我们在山上，对达夫和巴耶公务的朋友们非常担心。后来听说宪兵总部得到洪根培的报告后，就开始调查，在巴耶公务、巴东、石叨班上、望嘉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都是和赵廉案有关。可是宪兵始终没有把达夫逮捕。
这是因为宪兵明白达夫并非间谍，而且也不怕达夫逃走，所以只是暗中监视，同时可用达夫作为线索，去侦查他来往的一批朋友。
大概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关于赵廉事件案子完全侦查完毕了。有一天，一个常到达夫家中去的宪兵，又去他家中，突然改变了平时的称呼，不再称“赵先生”而称之为“郁先生”。那宪兵说：
“郁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达夫神色异常镇定。就回答说：
“你们为甚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时间去调查干么？哈哈……现在请你们干一杯罢。”
后来宪兵又说，他为了调查这件案子，用了不少钱，达夫就送了他一千盾军票。这事情过后，达夫照常住在巴耶公务，‘没有发生别的事故。宪兵也没有把这件案子公开出去，除了几个宪兵以外，其余的日本人仍不知道赵廉是郁达夫，只把他当作一个平常的商人。
当时我们研究这件事，觉得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宪兵侦查的结果，知道他在沦陷时期并无反日的实际活动，但他有民族的良心，如果把他拘捕起来，他一定宁愿牺牲，不愿用郁达夫的名义和敌人合作。如果把他杀掉徒然显示日本的残暴，对于日本并无好处。所以这一件案子实在不好办。倒不如把这案子瞒下，暂不举发，同时仍加严监视，好在他是逃不了的。我相信日本宪兵既没有把他拘捕，又不强迫他和日本合作，原因当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