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当时的负责人李立三等人的确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那时一方面是第三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而瞎指挥；一方面中原地方爆发了蒋冯阎大战；另一方面在闽赣鄂豫皖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节节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使一部分人员头脑发热。就是在这五月十二日举行了“红五月”的飞行集会，要求“左联”、“社联”、“剧联”、自由大同盟，还有工厂的工会工人一律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结果风潮剧起，损失不小。
郁达夫不愿参加这种游行，一是他正在医治痔疮，这病最不适宜于过量的运动；再就是他思想上产生一种消极的看法：这种做法劳而无功，无补于事，徒然使队伍损失。他觉得自己是作家，是依靠出卖文稿混饭吃。他没有其他职业收入，他的一家赖以生存的是著译、创作稿费与版税。他不是战士，而是一位作家，他不能为了这种冒险的“革命”，去搞飞行集会，置后果于不顾……
他置身于那个环境中：他痛恨当局的独裁统制，他需要自由；他也反感于“左联”的领导人的所谓“组织原则”，那也是一种不自由。他倾向于革命、左翼文化，但他不是一个职业革命者，而是一个职业作家。
以至于现在一听到“革命”二字他就头痛反感。有感于某些人的头脑发热，他担心，担心自己、鲁迅，还有茅盾他们是否被人所利用，使文学方面遭受太大的损失。他痛恨那种做法，在日记里认为，“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普罗文学”太左了，他对鲁迅产生了某一种担心，担心他付出太大的代价，承当一种“苦涩的果实”。他访问鲁迅时向他爽直地道出自己的担忧，先生报以苦笑，因为他深有同感。他说他曾经会见过共产党人李立三，李立三要他做出牺牲，以后可以协助他去苏联，鲁迅当然不愿意，他的根据地在中国，他们的会晤不欢而散。其实，共产党人还希望鲁迅加入共产党呢！只是鲁迅认为自己不加人更有利于工作，对方才没有坚持。郁达夫在访问中和盘道出自己的苦恼，鲁迅先生也只有淡淡地说：
“那一套自己是做不来的。”
郁达夫的思想产生了一种波动，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他基本隐藏在接近郊区的地方，那地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保密的。知他的地址的不过是老王（冯雪峰）、鲁迅夫妇、姚蓬子、林语堂、李小峰、内山完造、田汉、柔石、王二南等有限的几个人。刚刚搬家的小屋子更是谁也不知道，要与达夫见面，首先得过王映霞这一关。那位忠实的妻子，对于一般的来客一概不予接待，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里没有姓郁的人，你大概是找错了人”，使来人哭笑不得。
王映霞用心良苦，达夫是当局上了名单的人，保护丈夫是她的应尽的一个义务。她忠实地做到了这一点。郁达夫同样用心良苦，他仿佛突然从上海滩上消失，极少与外人接头，以至于一次左联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对郁达夫抱了很坏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郁达夫颓丧、消极，他们也向鲁迅反映，鲁迅笑笑说：
“郁达夫的颓丧，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非常时期，郁达夫以此明哲保身，在他的客厅里醒目地挂着一幅对联，那是他自己亲集前清诗人龚定庵的诗句：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梁谋
那是他新近请儒坛名宿蔡元培先生撰写的。他那时无聊之极，常常翻阅龚定庵的诗句。这与他不久以前写《自况》一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自况一联是：
绝交流俗因耽懒
出卖文章为买书
郁达夫尽管对当局十分痛恨，可是他名声在外，必须逃名。
星期天，郁达夫也常常到徐志摩家去，看望那位老朋友。徐志摩的思想十分真诚，他曾经介绍友人史沫莱特访问茅盾，再通过茅盾访问鲁迅。徐志摩好聚谈，郁达夫最喜欢这个朋友了，他知道世上的人对徐志摩的误解就像世人容易误解自己一样。他们最大的特性就是在追求自由，不顾一切，带着热烈燃烧的热情。他也佩服徐志摩的为人，他对的陆小曼的一往情深，郁达夫深以为然。郁达夫读到过徐志摩公开发表的日记、书札、散文，他钦佩朋友的真诚，佩服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人死我亡，佩服他势非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的情愫。他深深地知道这位朋友为了幸福、热恋而失欢于老父，得罪于整个社会，不顾宗法家风、纲常伦教的勇敢。他常常到他的家中来。
志摩家好客，郁达夫在他的家里，常常遇到大批“新月”派的知识分子，包括梁实秋。他们曾在一年多前进行过论战，现在他总是以新月派的理论家自居，继续与“左联”、鲁迅结梁子。徐志摩、胡适对梁实秋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他们早已领教过鲁迅先生的厉害，何况无论是胡适还是徐志摩，以及新月社中的一些同人对当局的逮捕杀人也十分反感。
可左联中一部分人也由于多方面原因，把新月社视为敌对团体，他们也反感于郁达夫和他们交往。徐志摩也谈到“左联”的所作所为，替老朋友担心，郁达夫也对老朋友真诚相见，对于那种****的做法表示了看法，最后他说：
“我是作家，不是一个战士。”
那也是郁达夫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是上海的文艺沙龙消息传得快，同样很快就为“左联”方面知道。“左联”方面对郁达夫与徐志摩的交往本来就不以为然，那种说法引起他们的愤怒，他们要清除郁达夫，可是鲁迅不同意这样做。
“左联”以外的王独清对郁达夫一直耿耿于怀，也大为反感。这个陈独秀派的宣传部长，在外恶毒地攻击郁达夫、鲁迅和左联，称郁达夫是早已死去了的人，他在托派刊物《展开》上发表了《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自吹自擂，一再恶毒攻击郁达夫，篡改创造社的历史……遥想当年，郁达夫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离群索居，圈子越来越小，脾气也怪异多了，郁达夫更愿意独立自由。他愿意为“左联”服务，但他更希望在“左联”之外，有着超然的地位，他的心里常常产生了一个怪异的念头，像退出创造社一样退出“左联”。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往往难以为人所理解，但他有自己一贯的想法，无拘无束，做小说，做翻译，该多么自由自在？
王映霞的细心料理，郁达夫的身体已慢慢地复原。工作少了，痔瘘治愈了，精瘦的他破天荒地发胖起来。他非常想继续写作，那是一种工作的惯性。可是他也突然发觉自己疏懒多了。他吃了一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太安闲了！创作少了。他打算离开上海到杭州去创作，既可以避世，又可以创作。现在上海滩上风声越来越紧，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滩，他预测，总有一天要出事的！
有一天，杭州的孙伯刚来访，他从二南先生那里知道他们小夫妻的地址。王映霞、郁达夫见到来访的老朋友，恍若隔世。当年的娇艳的年轻小姐，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更为可悲的是当年的闺中伴侣，他们夫妻的证婚人杨掌华已经仙去！他们一阵唏嘘，悲怆，仿佛有人生苦短的哀叹。回想当日，才两三年啊！难道人生就是这么短暂么？孙伯刚看到这小夫妻和合美满，也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以后知是如何？他知道郁达夫的过去，也知道郁达夫的现在。从王二南先生那里，他获知郁达夫受到王映霞病后的细心调理，简直是人生的再造！
秋天，郁达夫对冯雪峰、鲁迅打了招呼，准备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来，他的创作太少了！需要重新振作。郁达夫决心到杭州的西湖去避暑，写作，也为了养病，更为了“避秦”。经王二南先生安排，用了个化名，住进西湖边上的觉园。
郁达夫对杭州西湖情有独钟，这里是他的幸福之源，对这河山佳处，他永远钟情。突然从熙熙攘攘的有三百六十万人口的大都会上海，进入这幽静的省城杭州，郁达夫感到无比舒畅，除了妻子，又有几个人知道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竟隐居在这西湖里？郁达夫在这里写下了一批小说：《纸币的跳跃》、《杨梅烧酒》、《十三夜》、《蜃楼》，翻译了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编纂了自己的全集《薇蕨集》，这是今年以来，他创作最佳的一段时间。在觉园，他寄信给他杭州的老朋友孙伯刚，那里夹着一首诗：
逋窜禅房昼闭关，
夜窗灯火照孤山。
此间事不为人道，
君但能来相往还。
郁达夫在写作之余，会突然拜访老祖父与岳母。有时又突然寻找孙伯刚，使对方大感意外。孙伯刚他们对郁达夫的行迹隐晦也知而不问，老朋友当然替他保密。孙伯刚闲时也经常来觉园与郁达夫闲谈。
郁达夫译著得有点疲劳了，就拉上孙伯刚在孤山、葛岭、放鹤亭、四照阁、宝石山乱跑一阵。那时暑热刚刚退去，恰是中秋来临，正是天凉好个秋！郁达夫那时带足盘缠，伙食丰富，悠哉游哉。有时呢？他便下船西湖、划船西溪，那时西溪一带尚在城郊区外，正是芦花开放的时候，显得环境清幽，野清水碧，令人向往。他还与孙伯刚一起去法华山寻找厉太颚的坟墓，兴冲冲而来，可是遍寻不得，大为泄气。为了破除孤寂，他有时会突然半夜寻找老孙，一起上吴山、紫阳山望月，兴来而上，兴尽而返，办事率性，心血来潮。他又会乘火车赴上海一趟，会会老朋友们。
直到旧历九月中旬，他才离杭返沪，他的真意是想创作，也想逃脱“左联”布置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宜做那样的工作。他完全可以为左联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他不愿意挂着那名字，他除了与鲁迅、冯雪峰依然交往，与徐志摩几个人交往颇深，或者与史沫特莱等一些人有来往之外，他可以说是断交绝游，很少与人单独交往。
“左联”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且为鲁迅先生庆祝了五十寿辰。李立三那时正在搞盲动主义，打算组织党团举行全国总起义，准备组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左联”也奉命配合。郁达夫看不惯了，他知道这革命并非一日之功。他决心退出“左联”，向“左联”负责人提出辞呈。虽然这一年的九月，****中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在上海举行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错误，但“左联”的工作还是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左联”究竟是什么组织？是作家组织吗？如果是作家组织，就应该有利于作家的创作……
“I am not a fighter！I am a writer！”
郁达夫这样想，也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不仅对徐志摩说过这样的话，对史沫特莱也这样说过。他希望摆脱“左联”，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工作更加主动，对“左联”更为有利。他决不能挂着一个空名。郁达夫对自己的认识很清楚，有自知之明，他不是一个拿刀使枪的职业革命者。
在十一月里，郁达夫编好了自己的那一册《薇蕨集》，那正是郁达夫自编的文集第六卷，他对当局的所作所为甚为不快，他为自己的集子依据实际情况写出了一篇序言，那序言充满了对当局的反抗：
“三、四年来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夷齐远逝，首阳山似乎也搬了家，现在的逆民，终只能写点无聊的5c字来权当薇蕨。薇蕨之集，也不过是想收取一点到饿乡去的旅费而已。
一九三。年十一月记”
诚然，郁达夫的序言，痛快淋漓，人木三分！郁达夫对当局的痛恨达到极点，也绝望到极点！但他决不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他是“五四”精神的承继人，他仿佛是逸民，他也抗争，他对当局有太多的不满！只有郁达夫才敢于这样写！
郁达夫同时也致函“左联”负责人，他明确表示：由于自己不适合做“左联”的实际工作，他不能参加左联的一切会议和活动。他不愿意负着那种名声，他不愿意继续过着那种逃亡窜匿的生涯。郁达夫这一次没有像退出创造社那样，一怒之下，在报纸上发表《启事》，而是向“左联”写信。他也没有向老朋友解释就向刚刚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发了信函。
“文总’’那几天也正传出风声，说郁达夫与徐志摩、胡适的关系过密，传出郁达夫对徐志摩说过“I am a writer，not a fighter．”“左联”的青年人对郁达夫的这种说法都非常愤慨，极为反感。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由郑伯奇主持的第四次全体“左联”的会议上，“文总”负责人通过投票表决“开除郁达夫出左联”，通过“请他退出”的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执委没有参加，如夏衍到了八十年代还不知道此事。在会议上，也遭到柔石、冯雪峰等四人的一致反对……郑伯奇为此事一直对郁达夫感到非常负疚，一直到了五十年后还写了表示忏悔的文章。在一九三一年的一月份，共产党人的机关报《红旗》上还登载了一条信息“开除郁达夫……”。
鲁迅先生是事后知道这一消息的，他十分反感这一决定，坚决不同意“文总”的这一决定，他认为，左联的人手“多一个，好一个”。他对左联的负责人说过：“极左最容易变成右，右的也可以变化。郁达夫不能写什么斗争的文章，国民党也不会对他好的。”后来已担任****文委书记的朱镜我知道了此事，也在左联会议上批评了好几个人。正因为如此，左联的干部才一直没有把郁达夫当成外人。
一九三一年姗姗来迟；一九三一年，中国的多事之秋！也是上海滩上的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