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留英的绅士型学者。他与鲁迅并非泛泛之交，他们在北京女师大事件中是七个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之一。一九二六年林语堂又介绍先生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彼此之间私交甚笃。林语堂与厦门大学理学院闹出矛盾，一气辞职，不久鲁迅愤而离开厦门而到达广州。当鲁迅驻足上海之后，林语堂亦来上海，从事教育兼文学的生涯。郁达夫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j与林语堂的交情也是由于鲁迅的交情到达相知。到上海以后，他们住处不远，屡屡一同出去游玩，到内山书店，有时一同访问鲁迅。在郁达夫的印象中，他是个好好先生，正统的英国绅士型人物，光明正大，来上海几年，居然不知道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实质关系，直到许广平九个月身孕，才恍然大悟，知道鲁迅与许广平早已是夫妻关系，想起以前他曾问起郁达夫。当他再一次问达夫他们之间有没有那么一回事，郁达夫不忍再戏弄他，而告诉他实际上的情况，这个好好先生林语堂才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林语堂认为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的官司，纯粹是由于春潮书局的张友松挑起的，他与北新的私交也并非泛泛。林语堂仗着自己的交情，语言之间又豪爽，而张氏这时正是鲁迅先生忌讳的名字，可这林语堂，这英国式的绅士，并不忌讳地提到了他。那时宴会已近尾声，先生已有八分醉意，林语堂责备张友松，使场面突起波澜。鲁迅是何等敏感的人？他疑心林语堂这位老朋友责备张某的话，是对他的讥刺，所以他顿时脸色铁青，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鲁迅先生的声明，当然是要声明这官司并非由于第三者的挑拨而起，何况官司的版税事件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怀疑林语堂的责备张友松是在责备自己。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讥刺朋友，两个人针锋相对，整个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变得险恶。这可急坏了左右为难的郁达夫，他必须又一次充当调解人。他一边劝鲁迅先生坐下，一面拉过了林语堂夫妇，把他们先行送下酒楼……
林语堂对鲁迅先生有那么深的感情，也有那么深的理解。与郁达夫一样，他对鲁迅先生的人格近于崇拜。他曾公开发表《鲁迅》一文，称鲁迅是“叛逆的思想家”，“透彻照了中国的历史”，“深知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法”。他也说鲁迅也有着“一个受了满身疮痍的灵魂”，是一个“光荣胜利的武夫作家”。林语堂认为鲁迅的创作是极可珍贵的、宝贵的，他称鲁迅为“白象”，那无非是觉得人材难得，那是像麟凤一样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郁达夫的斡旋下，鲁迅先生生前曾与林语堂有过真正的和解。
两人恢复了交往，并且一起参加了民权大同盟，参加其中的工作。一直到了四年后，林语堂提倡闲适的小品散文，当着《人间世》、《宇宙风》的主编，先生劝他多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那其实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创作，但林语堂却对鲁迅先生的好意起了大大的反感。林语堂认为那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他们之间又起了一次大大的误解，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了。之后，林语堂寄居美国，获悉先生逝世，还是发来最沉痛的唁电，写出最动人的怀念文章，那是题外之话了。
郁达夫为了朋友，付出相当的代价，二十来天，他没有一个字的翻译与创作。上海滩的形势险恶，朋友之间的心情不快，自己经济收入的不稳定，使他感到痛苦和孤寂。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宋末或明末的遗民，他与当局坚决不合作。他的心情也特别不好，他的妻子又怀孕了，这千斤重担从何谈起？
他给朋友写信，日本的老朋友，兄弟，周作人他们，也解决不了他心中的块垒。只有娇妻的关怀，才有那么一丝暖意。妻子的爱护，使他觉得身体在好转，肝肺的工作能量在增强。他常常捧着妻子的头，心里充满欢乐与幸福，从内心里感谢妻子的真挚的爱。妻子是个精明的女性，她已经完全担当起生活的重任。为了家庭重担，她鼓励郁达夫到开明书店算回两百多元的版税，那是开明书店盗印达夫的《迷羊》，经交涉所得。他的心情很烦闷，也很孤寂，有时甚至于埋怨来访的文学青年太多。尽管他们没有对外公开，可这地址渐渐地已为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有不少日本友人、朝鲜的文学家，那大多是由于内山老板的关系，接踵来访。他现在新买了一大摞的外国书籍，还有若干钢笔，只想写作和翻译。但是他发觉自己的心总是静不下来。他想寻找合适的小说，为《奔流》五期寻找材料，但也不行，他就去寻找徐志摩，那个永远是乐观、自信、快乐的朋友。
徐志摩现在也是来去匆匆，为生存而奔忙。他的一家也是太不方便了。那个美丽的妻子陆小曼就住在上海，而徐志摩却在北平授课。
他往往周六搭乘飞机来沪，翌日便搭乘飞机去北平。郁达夫常来这里，他现在觉得徐志摩与其他的“新月”人物是那样的不同，现在他也尝到了艰难人生的滋味。徐志摩常常与郁达夫谈起，他的老父亲不能原谅他与陆小曼的结合，不认陆小曼为儿媳妇，甚至在母亲死去之时也不予宽解，所有的财产他都无法染指。郁达夫非常同情他的处境。郁达夫知道，出身于上流社会的陆小曼并不善于持家，那种浪漫的恋爱只是一种奢侈的浪漫。郁达夫有幸多次看到陆小曼的国画创作，他常常为这个大家闺秀的画宝所惊讶。郁达夫看到他们夫妇和谐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夫妇不和谐的一面。
有一天，汪静之送来了一张建设大学文学主任的聘书，那是一个新办的私立大学，前途未卜，对他不平静的生活并无补益，郁达夫婉言谢绝了。他固守着这清贫的文学堡垒，等于失业。他知道，文学创作不是职业。有几个人能凭文学创作生活呢？他与鲁迅先生说起，希望攻破这堡垒，从事教育的职业。教育有一个好处，有固定的收入，可洁身自好，同样可以从事创作。先生很以为然。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那天正是中秋佳节，郁达夫很忙，自早至暮，购物沽酒，准备着晚上赏月。忽然接到安徽省立大学校长的电报，聘请郁达夫为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郁达夫心里一动，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太没有保障了。他与王映霞认真作了商量，妻子一口应承支持，郁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答应先去教半年试一试。好在文学方面，对他来说是拿手好戏。安庆他已经去过一年，情况颇为熟悉，何况一个稳定的职业完全可以使生活有一种安定、脚踏实地的感觉，七、八年来的文学生涯，把他整惨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梁上君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他立即回复了一个应聘的电报。安徽大学方面翌日立即来电约定并电汇来一个月的薪水。王映霞为了安全起见，陪着郁达夫为丈夫买了一张可用半年的船票，以防万一。因为她想，他的工作也许不一定有保障。
郁达夫抱着很大的期望，他一边采购新书，一边还得翻译几篇小说。对鲁迅先生和一些朋友作了礼节性的辞行。临行之前他的交往的确还不少，《大众文艺》的新主编，老朋友陶晶孙设宴招待他；上海文艺漫谈会在内山书店设宴为达夫送行并欢迎新居格及山田一夫等日本人，座席中所遇无聊的中外记者实在太多。郁达夫还没有终席就赶往码头上船准备去安庆，夏莱蒂等一些老同事一直送他到船上。王映霞原来也是要来相送的。因为实在不太方便，郁达夫没有同意。
九月廿七日，郁达夫乘轮船溯江而上，先后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到了第三天上午十一时才到达安庆。恰值此际安徽政变、兵变，郁达夫一到竟然遇到一片慌乱的景象。一直到了午后，才到安徽大学住下。
郁达夫在安庆住下，正是中秋天气，楚天千里清秋，长江东去望无际。郁达夫去了一趟旧游之地，又到安庆的街头去了一趟，居然在此买到一套蔡元培蔡孑民先生的文选，郁达夫好生奇怪，这个有名的学者、大大的教育家，也是这样写作么？那不过是对当局的一团肉麻的文选罢了，心里相当不快，他非常不懂，一个文化教育界的大专家，何以变化这么大呢？他安下了住屋，写了整整一天的书信，那是发给鲁迅、周作人、李小峰、王映霞、陶晶孙等人的。第二天，他又作了致王映霞、夏莱蒂的书信。给夏莱蒂的信中还夹寄了一首诗，那是回忆他在上海与之同事一年及离别时的情景：
大海浮萍又一年，
秋风吹散野飞烟。
别来颇忆离时景，
扬子江头月满船。
好事有时也是成双成对的，郁达夫才达安庆，北平大学也来了电报，请他北上，有意聘任他为文学教授，郁达夫请安徽大学回电辞绝了。
第三天，郁达夫又写了给陶晶孙、内山完造的书信，更写了一封给妻子映霞的信，心里担忧着她的生活，他希望她多保重，心中有说不完的话呢！他决心安下心来，好好做他的教授，开始备课，并着手修改文章准备开学。到了十月五日，妻子来了信，她安慰他，希望他安下心来，她也体谅他，希望他养好身体，郁达夫感到十分温暖，他又立即回了一封信。
宿命！不幸为妻子言中。郁达夫尚未等到正式开学，十月六日晚上，郁达夫的寓所突然来了位叫邓仲纯的老朋友，那是郁达夫十年前留学东洋的旧友，曾经是东京大学同学，如今在安徽省政府工作。郁达夫十分高兴，可是他从这老朋友的口中获得的是一个始所勿料的恶劣信息。原来，安徽在他刚刚走马上任的那一天所遇到的政变、军变也牵涉到郁达夫，校长刘文典因安徽大学与女师纠纷同当局发生冲突而被罢免。郁达夫新来乍到，对什么都不知道。可他响亮的名声颇受当局的怀疑，安徽省新任教育厅长在人事更迭的过程中，攻击郁达夫是“颓废派”，是赤色分子。并把郁达夫列入****分子名单，欲图加害。老朋友叫郁达夫火速离开安庆，只说有人设了陷阱，布置暗算他。郁达夫平生最恨的就是当局的鹰犬，一个小小的教育厅长竟是如此无礼！他恨得直咬牙，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见过多少有为的青年，就葬送在“莫须有”三字里。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着。好在妻子所买的船票可用半年，郁达夫一切行李都未携带，由友人陪同上了码头，半夜仓皇出走，被迫乘船东下……
郁达夫好晦气！他只觉得这是宿命！再一次失业，居然等不到开学的那一天。他觉得那些小政客，的确是一批鹰爪！看来他只能从事著译，是一个寒酸的穷儒的命。他的妻子很替他不平。但她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安慰他，给予达夫以温暖，她还要求达夫在局势相当平静之后。前去取回行李并算回这一学期的薪金。郁达夫含糊地答应了，他可不愿意为了区区的薪金，自投虎口！
第二天，郁达夫立即往访鲁迅先生。先生万分惊奇，他收到达夫的来信才几天呢？居然又在上海见到了他！郁达夫把安徽战事描述了一遍，并将小人陷害的经过告之先生。先生皱了皱眉头，这可是他料想不到的，时间又是这么短，不到两星期啊！鲁迅给予达夫最大的宽慰，笑了笑说：
“看来，我们只有同命运了！”
鲁迅知道郁达夫很不宽裕，他们除了教书之外都只有一技之长——写作。可这写作、翻译、编书，能对付生活吗？临别之前，先生为了慰问郁达夫，特地送给达夫一瓶佳酿名酒，令郁达夫十分感动。
很多的同事、朋友知道郁达夫逃回上海，都愤愤不平，对安庆的党争异常反感，并邀请达夫到上海的几个大学任教。郁达夫的心都凉了，他决心哪里都不去。他心身皆疲，需要休整，然后投入新的著译。
转眼已经到了十二月，郁达夫遇到两件大事。一件是他与鲁迅主编的《奔流》寿终正寝，当然与八月的纠纷有一定的关系。北新书局兴趣转移，听凭慢慢地天亡。再一个就是夫人王映霞再次为他们养育了一个女孩子，郁达夫给这个女孩起了个名字叫静子。他希望她平静一点，因为从她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这孩子就老是哭！郁达夫心里烦透了，加上他刚刚从安庆失业回来，又加上这孩子的哭，他连翻译也译不进去。他觉得这孩子太吵闹，一点也不爱她，待这孩子满月后，他们夫妇俩就将静子送到杭州的岳母处，照例雇了一个奶妈，在杭州雇用奶妈比在上海方便与省钱多了。
鲁迅先生的儿子海婴快要百日，郁达夫夫妇常去探访他们。在一九三。年的一月四日，他们夫妇特地在川味饭店为庆祝鲁迅先生的长子海婴诞生百日，招饮鲁迅夫妇。日本汉学家今关天彭、内山完造老板等出席。
不知怎么回事，鲁迅夫妇得知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得过孩子的信息。
鲁迅许广平还以为他们得了一个男孩，他们写信给郁达夫夫妇：
“我们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诞生，已经是四十多天以后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务乞哂收为幸。”
他们寄来两件礼品，一件为绒衫，一件为围领，那是分别送给达夫，与映霞的，是“贺得其子”，这的确使王映霞和达夫感动。那是怎样的友谊啊！
郁达夫夫妇十分感谢鲁迅夫妇的馈赠，立即写了一封信，并且亲自登门致谢，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