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雄健的资产阶级，在此社会层中不会出现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小丑。
冯乃超第一个挑起了战争。他们正在介绍行世不久的普罗文学，否定中国的一切作家与文学艺术家，他们俨然是中国文坛的评判者，这不能不使上海文坛大吃一惊！他们评判革命艺术家的原则，无非是苏联二十年代简单的一套：“艺术家在社会上所享受的待遇，不是最高的崇拜，就是最大的侮辱。”他们用社会的发展，简单介入文坛，一个社会的新兴与另一个社会的没落。“一般的人不是这样说：‘他（艺术家）是我们伟大的艺术家，时代的预言者’，搜尽美丽的辞句，表示景仰；就是这样说：‘他是社会的寄生虫，不事生产的流氓’翁极他们的污秽的谩骂，犹恐不足。”
创造社的确换了一个方向，不久成仿吾在他自己编的《创造月刊》第九期上刊登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都在介绍普罗文学，并且是有感而发。李初梨的文章更是转抄了一年前成仿吾的《完成我们文学革命》里面的话，对周作人、刘半农、鲁迅、西滢、徐志摩等进行攻击。称鲁迅先生等人“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欺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郭沫若在日本化名麦克昂在《文化批判》第三期中推波助澜，发表了《留声机器的回音》，指出：“《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创造社提出了挑战，这就是以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自居，攻击到文学上的一切。沪上的知名文学家都成为他们的火力点。鲁迅、郁达夫、张资平、叶圣陶、徐志摩、周作人、刘半农……还有语丝社的一群。那时编辑《语丝》的恰恰是鲁迅，而鲁迅邀请达夫写稿，达夫当然是“可以可以的”漫声答应之，而这时他们都成了“不革命”的文学家。
创造社挑起了论争，未免有些左，有失公允，更有些盲目，那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群”，但火力未免盲目，他们的哲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革命即反革命，不是普罗文学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小资产阶级不是进入无产阶级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就是没落，而堕入反动阵营，从逻辑学上说非A即B。
一九二八年，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头。******在血腥的屠杀中站稳了脚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进入了个人****的独裁统治。而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建立了一新的红色火种，建立了遍布湘、赣、鄂、皖、江、浙、闽、川、豫、陕的革命根据地。但可悲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刚刚从血腥中起来，面临着更进一步的斗争。受共产国际的****路线影响，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一连串的“左”倾。而在这个时候，鲁迅、郁达夫……他们所遇到的左的麻烦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与郁达夫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郁达夫的蜜月一结束，也就立即前去探访鲁迅。他的为人并不好斗，人缘也不薄，而鲁迅按理说也是这样。郁达夫的人缘广大，与成仿吾、郭沫若虽然产生过龃龉，可他们之间毕竟曾经彼此是有交情的朋友，钱杏邮、蒋光慈与达夫也非泛泛之交，他们都还不至于对这位老朋友实行人身攻击。他们了解达夫的为人，更了解达夫的勇气。可是创造社新进的一群并非如此，他们与达夫基本没有什么交情，没有那种令人羞愧的场面与面子。对他的火力就来自这后创造社的一群。
鲁迅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与达夫有着不同的经历，与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邮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的一群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论争也就从他们中间开始。
鲁迅与创造社的部分社员是相知的。在各自的斗争中，他们知道了对方对旧世界的反抗态度。鲁迅对创造社，由于郁达夫的关系，而颇有好感。虽然鲁迅也与达夫一样，对郭沫若、成仿吾的一度投入政府，穿着高统军靴昂首阔步颇为不快。他对创造社的感慨良多。他一到上海，由于郑伯奇、段可情、蒋光慈的来访，他们打算组成统一战线。《时事新报》上还为此登出：《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载有特约撰述员三十余人的名单，鲁迅名列榜首，化名麦克昂的郭沫若名列第二。《创造月刊》还登出预告：“《创造周报》复活了！”
阻止创造社与鲁迅的实际联合的是成仿吾。
成仿吾那时刚刚前往东京，到东京招兵买马，实行恢复创造社的雄心勃勃的重大计划。不幸的是，这一个时代由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由于第三国际的影响，****教条主义已成为国际共运的一种风气。在日本，这种风气深深影响了狂热的青年学生。日本正在盛行福本主义，而福本主义的创始人福田和夫是主张“分离结合论”和“理论斗争主义”。后期创造社的五员大将在思想上接受的正是福本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和“理论斗争”，主张由具有纯粹革命意识的优秀分子从不纯分子中分离出来。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影响。成仿吾与他们一拍即合，于是否定了郑伯奇他们与鲁迅准备联合组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认为老作家不行，要把老作家统统打倒，建设崭新的普罗文学。他们把鲁迅、郁达夫、叶圣陶……
等一批老作家视为批判对象。
郁达夫的蜜月时代，也正是创造社、太阳社甚嚣尘上的时候。
攻击鲁迅的急先锋，自然是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等也都纷纷组织了火力。他们一齐把火力对准了鲁迅，即使是成仿吾、郭沫若那样的老作家，语言之尖锐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些矛头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类似观点。太阳社方面，虽然与创造社同样有过激烈的论争与争吵，可在批判鲁迅这一方面，却完全步调一致。蒋光赤发表了《关于文学革命》，认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的冲突”。在文坛上，“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的任务，为着转变文学的方向，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学的要求，而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他批判道：“有很多作家，他们虽然也攻击社会的不良，虽然有时也发出几声反抗的呼喊，但始终在彷徨、彷徨……寻不出什么出路。”而钱杏邮发表《死去的阿Q时代》，断言：“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对鲁迅实行了人身攻击，对他的作品、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他宣告：阿Q时代已经死去，我们再不要专求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
鲁迅遭受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围攻，文章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且这些文章连带上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周作人等人……
鲁迅不是弱者！自从他进入新文学文坛以来，他已经历了多次大的论争。“五四”初期的反对复古派与“五四”以后反对现代派，他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在这一次遭遇战中，他充分表现了他的孤傲、好斗的性格，他并没有把群起而攻之的论战放在眼里！他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先是觉得愤怒，继之觉得有趣，他觉得上海滩上的革命文艺家只不过是拾取苏、日文人的牙慧，大讲空头的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他认为他们是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他倒要试一试，究竟可以挨多少刀箭？
1928年的2月23日，鲁迅写下了这场论战的头一篇论战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创造社不是说他是“醉眼陶然”吗？他对那年春节前后一过，创造社、太阳社便借着传播“文学革命”的幌子，大搞宗派，对他的排斥与无原则攻击感到震惊，他的笔轻轻一转，就直指成仿吾等几个人：“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几个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l了一年半载的缘故。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鲁迅对这几个人的做法大大不以为然，一年前，他们不是还对郁达夫的《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那么敏感么？在他看来，他们的文章不免有些朦胧，而这朦胧在他看来是与官僚军阀有些渊源哩。鲁迅先生写道：“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与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这里便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究竟不多，这里也就存在着一点朦胧。”鲁迅毫不让步，他是论战的老手，他看准了对方的攻讦文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以其人之矛还攻其人之盾，回攻冯乃超、李初梨、成仿吾。他把文艺现象与人格现象联系起来，把理论分析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方法是独到的，具有雄辩的力量，鲁迅充分表现了他那倔强性格的一面，语言尖刻j入木三分，直指创造社与成仿吾。
鲁迅的武器是笔，予以对手全力以赴的反击，显示了他的勇敢好斗的个性。创造社与太阳社同样显示了好斗的个性。两军相接，一边是两个团体，一边是孤军奋战。鲁迅没有同党，他的好友郁达夫也有一件武器，那就是沉默。不仅沉默，他厌恶这种争斗。那时他还隐居在火车站附近，原来打算到日本去，而现在他们正隐居在这里上海的一角度他的蜜月。他也不想与这些以前一条战线上的人彻底闹翻。
对于创造社的攻击，郁达夫是出奇的冷静，他表示了沉默，这沉默也是一种抗议，表示了一种决心，他与创造社彻底断绝了关系，同样也包括不必要的论争。
三月中旬，郁达夫夫妇俩搬回了民厚南里。那正是旧历二月的天气，春的气息已经来到上海！郁达夫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精神焕然一新。他的为人用情专一，写作就是所向无前，朋友之间肝胆相照，休息起来也就把一切俗务弃如敝屣。
王映霞对郁达夫是那样关心，她爱自己的夫君，这个大家闺秀，这时已一心一意要达夫恢复健康。她自觉有了身孕，一条小生命已经蠢蠢欲动，她不再作第二想，不再去想工作与读书，她决心做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良善的母亲。她向祖父与母亲请教补养夫君的良方。
王映霞生活在那个时代，她不是活跃在时代前列的新潮解放女性，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封闭女性。她的祖父是那样的开通，那样的慈爱，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她在家里开口就是“爹爹”（杭州人对祖父一种称呼），闭口就是娘亲，她的母亲只生养了这样一个女儿，爱若掌上明珠，凡事依顺，也有几分任性j但现在，他们新婚燕尔，随着孩子的即将到来，她身上的母性觉醒了，她决心不再读什么艺校艺专，她自认不是那样的材料，她协助夫君的事业，那是一种伟大的事业。
那是他们一段相当甜蜜幸福的时光，为了补足这个贫困的家，王映霞决定亲自下厨。尽管在家的时候，有母亲，她是不许女孩子做粗重家务的。王映霞知道，为了这个家，一定要节约开支，独立支撑这个家庭，非节约不可。但这家务太苦闷，煮饭不知该淘多少米，放多少水，她一切都不知道。他们买了一种抬灶，上面可以同时放一只菜锅、一只饭锅，他们十分快乐，这是有生以来他们一个真正的家，从理论讲，他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郁达夫虽然经历了第一次婚姻，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家务的艰难，他只善于侃，一侃起来一大通，有关菜谱的知识比谁知道得都多！但那是从书里学来的，或者说是从餐馆里不断品尝所“掌握”的，他会如数家珍，把个妻子说得频频点头。事实上，他是个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君子动口不动手。王映霞初上锅台，常常手忙脚乱，顾了饭顾不了菜，不是把饭烧得焦黑，就是把菜烧得糊烂。烧好后，一个是满脸歉意，一脸苦笑；另一个却也十分知趣，吃得津津有味，开口就是“孺子可教也”，这使新婚的妻子大为感动。
老祖父隔着房子，远远就闻到那种焦糊的味道，慢慢地背着两手踱了过来，摇了摇头，轻轻地叮嘱：“这就是本领，学会了就是本领。”母亲也会过来，皱皱眉头，可怜她的女儿。她可是反对自己这金枝玉叶般的女儿干这粗重的活计。而王映霞却倔强地暗暗下决心要争这一口气。
王映霞知道郁达夫生活的艰难，既然已经为人之妻，还得为人之母。她更知道，达夫必须供养一个大大的家庭，除了自己这位娇小姐，他还有分居的前妻，还有前妻生育的几个儿女。那是二五、二六、二七年连续所生的，郁达夫极少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可一住在一起却免不了结下果实。作为一个女人，王映霞也有抱怨，但她毕竟受其祖父的影响甚深，思想开通，她也同情达夫的前妻孙荃，那个为郁达夫所抛弃的女性，她不反对郁达夫寄钱给她们母子，那是人之常情。但为了生活，她们必须节俭。节约每一个银元与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