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雄健的资产阶级,在此社会层中不会出现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小丑。
冯乃超第一个挑起了战争。他们正在介绍行世不久的普罗文学,否定中国的一切作家与文学艺术家,他们俨然是中国文坛的评判者,这不能不使上海文坛大吃一惊!他们评判革命艺术家的原则,无非是苏联二十年代简单的一套:“艺术家在社会上所享受的待遇,不是最高的崇拜,就是最大的侮辱。”他们用社会的发展,简单介入文坛,一个社会的新兴与另一个社会的没落。“一般的人不是这样说:‘他(艺术家)是我们伟大的艺术家,时代的预言者’,搜尽美丽的辞句,表示景仰;就是这样说:‘他是社会的寄生虫,不事生产的流氓’翁极他们的污秽的谩骂,犹恐不足。”
创造社的确换了一个方向,不久成仿吾在他自己编的《创造月刊》第九期上刊登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都在介绍普罗文学,并且是有感而发。李初梨的文章更是转抄了一年前成仿吾的《完成我们文学革命》里面的话,对周作人、刘半农、鲁迅、西滢、徐志摩等进行攻击。称鲁迅先生等人“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欺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郭沫若在日本化名麦克昂在《文化批判》第三期中推波助澜,发表了《留声机器的回音》,指出:“《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创造社提出了挑战,这就是以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自居,攻击到文学上的一切。沪上的知名文学家都成为他们的火力点。鲁迅、郁达夫、张资平、叶圣陶、徐志摩、周作人、刘半农……还有语丝社的一群。那时编辑《语丝》的恰恰是鲁迅,而鲁迅邀请达夫写稿,达夫当然是“可以可以的”漫声答应之,而这时他们都成了“不革命”的文学家。
创造社挑起了论争,未免有些左,有失公允,更有些盲目,那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群”,但火力未免盲目,他们的哲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革命即反革命,不是普罗文学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小资产阶级不是进入无产阶级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就是没落,而堕入反动阵营,从逻辑学上说非A即B。
一九二八年,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头。******在血腥的屠杀中站稳了脚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进入了个人****的独裁统治。而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建立了一新的红色火种,建立了遍布湘、赣、鄂、皖、江、浙、闽、川、豫、陕的革命根据地。但可悲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刚刚从血腥中起来,面临着更进一步的斗争。受共产国际的****路线影响,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一连串的“左”倾。而在这个时候,鲁迅、郁达夫……他们所遇到的左的麻烦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与郁达夫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郁达夫的蜜月一结束,也就立即前去探访鲁迅。他的为人并不好斗,人缘也不薄,而鲁迅按理说也是这样。郁达夫的人缘广大,与成仿吾、郭沫若虽然产生过龃龉,可他们之间毕竟曾经彼此是有交情的朋友,钱杏邮、蒋光慈与达夫也非泛泛之交,他们都还不至于对这位老朋友实行人身攻击。他们了解达夫的为人,更了解达夫的勇气。可是创造社新进的一群并非如此,他们与达夫基本没有什么交情,没有那种令人羞愧的场面与面子。对他的火力就来自这后创造社的一群。
鲁迅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与达夫有着不同的经历,与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邮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的一群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论争也就从他们中间开始。
鲁迅与创造社的部分社员是相知的。在各自的斗争中,他们知道了对方对旧世界的反抗态度。鲁迅对创造社,由于郁达夫的关系,而颇有好感。虽然鲁迅也与达夫一样,对郭沫若、成仿吾的一度投入政府,穿着高统军靴昂首阔步颇为不快。他对创造社的感慨良多。他一到上海,由于郑伯奇、段可情、蒋光慈的来访,他们打算组成统一战线。《时事新报》上还为此登出:《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载有特约撰述员三十余人的名单,鲁迅名列榜首,化名麦克昂的郭沫若名列第二。《创造月刊》还登出预告:“《创造周报》复活了!”
阻止创造社与鲁迅的实际联合的是成仿吾。
成仿吾那时刚刚前往东京,到东京招兵买马,实行恢复创造社的雄心勃勃的重大计划。不幸的是,这一个时代由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由于第三国际的影响,****教条主义已成为国际共运的一种风气。在日本,这种风气深深影响了狂热的青年学生。日本正在盛行福本主义,而福本主义的创始人福田和夫是主张“分离结合论”和“理论斗争主义”。后期创造社的五员大将在思想上接受的正是福本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和“理论斗争”,主张由具有纯粹革命意识的优秀分子从不纯分子中分离出来。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影响。成仿吾与他们一拍即合,于是否定了郑伯奇他们与鲁迅准备联合组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认为老作家不行,要把老作家统统打倒,建设崭新的普罗文学。他们把鲁迅、郁达夫、叶圣陶……
等一批老作家视为批判对象。
郁达夫的蜜月时代,也正是创造社、太阳社甚嚣尘上的时候。
攻击鲁迅的急先锋,自然是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等也都纷纷组织了火力。他们一齐把火力对准了鲁迅,即使是成仿吾、郭沫若那样的老作家,语言之尖锐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些矛头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类似观点。太阳社方面,虽然与创造社同样有过激烈的论争与争吵,可在批判鲁迅这一方面,却完全步调一致。蒋光赤发表了《关于文学革命》,认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的冲突”。在文坛上,“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的任务,为着转变文学的方向,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学的要求,而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他批判道:“有很多作家,他们虽然也攻击社会的不良,虽然有时也发出几声反抗的呼喊,但始终在彷徨、彷徨……寻不出什么出路。”而钱杏邮发表《死去的阿Q时代》,断言:“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对鲁迅实行了人身攻击,对他的作品、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他宣告:阿Q时代已经死去,我们再不要专求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
鲁迅遭受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围攻,文章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且这些文章连带上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周作人等人……
鲁迅不是弱者!自从他进入新文学文坛以来,他已经历了多次大的论争。“五四”初期的反对复古派与“五四”以后反对现代派,他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在这一次遭遇战中,他充分表现了他的孤傲、好斗的性格,他并没有把群起而攻之的论战放在眼里!他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先是觉得愤怒,继之觉得有趣,他觉得上海滩上的革命文艺家只不过是拾取苏、日文人的牙慧,大讲空头的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他认为他们是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他倒要试一试,究竟可以挨多少刀箭?
1928年的2月23日,鲁迅写下了这场论战的头一篇论战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创造社不是说他是“醉眼陶然”吗?他对那年春节前后一过,创造社、太阳社便借着传播“文学革命”的幌子,大搞宗派,对他的排斥与无原则攻击感到震惊,他的笔轻轻一转,就直指成仿吾等几个人:“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几个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l了一年半载的缘故。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鲁迅对这几个人的做法大大不以为然,一年前,他们不是还对郁达夫的《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那么敏感么?在他看来,他们的文章不免有些朦胧,而这朦胧在他看来是与官僚军阀有些渊源哩。鲁迅先生写道:“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与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这里便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究竟不多,这里也就存在着一点朦胧。”鲁迅毫不让步,他是论战的老手,他看准了对方的攻讦文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以其人之矛还攻其人之盾,回攻冯乃超、李初梨、成仿吾。他把文艺现象与人格现象联系起来,把理论分析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方法是独到的,具有雄辩的力量,鲁迅充分表现了他那倔强性格的一面,语言尖刻j入木三分,直指创造社与成仿吾。
鲁迅的武器是笔,予以对手全力以赴的反击,显示了他的勇敢好斗的个性。创造社与太阳社同样显示了好斗的个性。两军相接,一边是两个团体,一边是孤军奋战。鲁迅没有同党,他的好友郁达夫也有一件武器,那就是沉默。不仅沉默,他厌恶这种争斗。那时他还隐居在火车站附近,原来打算到日本去,而现在他们正隐居在这里上海的一角度他的蜜月。他也不想与这些以前一条战线上的人彻底闹翻。
对于创造社的攻击,郁达夫是出奇的冷静,他表示了沉默,这沉默也是一种抗议,表示了一种决心,他与创造社彻底断绝了关系,同样也包括不必要的论争。
三月中旬,郁达夫夫妇俩搬回了民厚南里。那正是旧历二月的天气,春的气息已经来到上海!郁达夫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精神焕然一新。他的为人用情专一,写作就是所向无前,朋友之间肝胆相照,休息起来也就把一切俗务弃如敝屣。
王映霞对郁达夫是那样关心,她爱自己的夫君,这个大家闺秀,这时已一心一意要达夫恢复健康。她自觉有了身孕,一条小生命已经蠢蠢欲动,她不再作第二想,不再去想工作与读书,她决心做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良善的母亲。她向祖父与母亲请教补养夫君的良方。
王映霞生活在那个时代,她不是活跃在时代前列的新潮解放女性,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封闭女性。她的祖父是那样的开通,那样的慈爱,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她在家里开口就是“爹爹”(杭州人对祖父一种称呼),闭口就是娘亲,她的母亲只生养了这样一个女儿,爱若掌上明珠,凡事依顺,也有几分任性j但现在,他们新婚燕尔,随着孩子的即将到来,她身上的母性觉醒了,她决心不再读什么艺校艺专,她自认不是那样的材料,她协助夫君的事业,那是一种伟大的事业。
那是他们一段相当甜蜜幸福的时光,为了补足这个贫困的家,王映霞决定亲自下厨。尽管在家的时候,有母亲,她是不许女孩子做粗重家务的。王映霞知道,为了这个家,一定要节约开支,独立支撑这个家庭,非节约不可。但这家务太苦闷,煮饭不知该淘多少米,放多少水,她一切都不知道。他们买了一种抬灶,上面可以同时放一只菜锅、一只饭锅,他们十分快乐,这是有生以来他们一个真正的家,从理论讲,他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郁达夫虽然经历了第一次婚姻,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家务的艰难,他只善于侃,一侃起来一大通,有关菜谱的知识比谁知道得都多!但那是从书里学来的,或者说是从餐馆里不断品尝所“掌握”的,他会如数家珍,把个妻子说得频频点头。事实上,他是个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君子动口不动手。王映霞初上锅台,常常手忙脚乱,顾了饭顾不了菜,不是把饭烧得焦黑,就是把菜烧得糊烂。烧好后,一个是满脸歉意,一脸苦笑;另一个却也十分知趣,吃得津津有味,开口就是“孺子可教也”,这使新婚的妻子大为感动。
老祖父隔着房子,远远就闻到那种焦糊的味道,慢慢地背着两手踱了过来,摇了摇头,轻轻地叮嘱:“这就是本领,学会了就是本领。”母亲也会过来,皱皱眉头,可怜她的女儿。她可是反对自己这金枝玉叶般的女儿干这粗重的活计。而王映霞却倔强地暗暗下决心要争这一口气。
王映霞知道郁达夫生活的艰难,既然已经为人之妻,还得为人之母。她更知道,达夫必须供养一个大大的家庭,除了自己这位娇小姐,他还有分居的前妻,还有前妻生育的几个儿女。那是二五、二六、二七年连续所生的,郁达夫极少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可一住在一起却免不了结下果实。作为一个女人,王映霞也有抱怨,但她毕竟受其祖父的影响甚深,思想开通,她也同情达夫的前妻孙荃,那个为郁达夫所抛弃的女性,她不反对郁达夫寄钱给她们母子,那是人之常情。但为了生活,她们必须节俭。节约每一个银元与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