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客的内山完造老板不在，只有老板的夫人，几个日本人，还有华籍的大伙计王宝良等几个人。鲁迅先生依然是那样，乱蓬蓬的头发，灰色的长衫，不修边幅，穿着简朴，露出几分贫赛。站柜台的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这是中国大名鼎鼎的鲁迅，他们还怀疑他会偷书呢！他们用日语轻轻地交代王宝良小心这一个人，被在日本留学多年的鲁迅先生听在耳朵里。他不在意地与许广平随意挑了几本书，付了款，回到了自己的家。
第二次，他是一个人去内山书店的。先生满意地挑了一大摞书，被内山老板的夫人请进里屋喝茶，老板娘已经认得他了，递了杯茶过去。
这时在里面的老板已被告知“这一个”曾经买过一大叠书，于是迎了出来。
大先生喝着茶，指着挑好的书，用纯熟的日语对内山完造说：
“老板，请您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去里××号去。”
内山老板忙问：
“贵姓？”
“我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这几日听说你刚刚从广东来到上海，因我不认识，失礼了！”
先生对达夫浅浅地笑了一下，“听内山老板说，你还经常到他的书店去呢。”
郁达夫很动感情地说：“内山老板那里，我的确是经常去的，我们那一帮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差不多都去。虽然不少的日本人——日本的军人官僚都是一副暴发户、强盗的嘴脸，可内山老板却厚道，好相与，而且他这书店的确有一些当局的禁书，我们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人常常到这里面去呢……”
他对内山老板的身世也颇为了解，不仅如此，他对上海的文坛中的情况也颇为熟悉，他都向这位浙江同乡、文学前辈讲述了。鲁迅先生也不见外，他们是朋友，是创作同人，他们对时局，对社会有相同的见解，当达夫知道先生公然在报刊上为自己辩护时，他的心里有一种“一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觉。这也是中国文坛的一大佳话。
那一段时间郁达夫彻底从孤独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得到了新生。
王映霞经常来上海，或者写信来，郁达夫的生活上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应达夫的要求，王映霞将辞去嘉兴二小的教师工作，约定在明年新春时去日本举行婚礼，建立一个崭新的家庭。鲁迅先生的到来使达夫在思想上得到新生。鲁迅先生的渊博与正直，幽默与尖刻，使郁达夫五体投地，他老是往鲁迅先生家里跑，他的路线总是顺着去北四川路，那是公共租界地面，与鲁迅先生交谈一切，包括******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轰动湖南、挺进江西，怀着希望，也充满着对国民党的绝望。有时他们讲着上海的掌故轶闻，或者干脆就是借几本书。计划出一个《创造》《语丝》《小说月报》之外的刊物。他们尽管对文学有不同的见解，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们的友情是成年人的交情，互相信赖，轻然重诺。郁达夫有时干脆介绍自己的朋友会见鲁迅，鲁迅先生一概不推辞。他有了一个平生以来最可信赖的朋友。尽管他在他的半生中，是那样的渴望朋友，渴望友爱，渴望信任，但他至今几乎是一无所有。他爱过，也恨过，从他小时候的朋友开始，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录：阿千，早就死了；而那几个儿时的小姑娘，早就嫁人了！徐志摩呢？那是诗人，对谁都是那样友好，却与他不是同一个圈子中的人！在日本他有过那么多的日本友人——
服部担风、富长蝶如……但太远太远，音信不通！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一个个翻脸不认人！他想不通，难道真是一阔脸就变么？他的许多朋友远的远了，疏的疏了，生分的生分了，升官的升官了，或者是落荒而走了！而他，鲁迅先生，非常感谢他，给他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
．渐渐地，他与创造社断绝了来往。他本是个十分光明磊落的人，办事就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对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一肚子的不满，特别是那个王独清，更是认为他个性乖戾，品格低劣，加上他对成绍宗等一批小伙计极端烦恨，不知不觉地疏了，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与他们保持了距离。一个阶段真正结束了，青少年时代彻底过去了。
他更多地往北四川路跑，访问鲁迅，聊天，一泄心头之愤。他觉得自己在在大先生面前，有如小学生，而对方则是知识渊博的先生。他还与鲁迅先生一起应中国济难会之邀，赴华兴酒楼宴会，不久前，他们一起参加了中国济难会，并且与钱杏祁一起担任．了济难会刊物《白华》的编辑。
十一月初，他发表了他的一个长中篇小说《迷羊》，这并不是他的满意作品，开始于广东时代，但由于时间耽搁了，至今才陆续写完。他试图写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与以前的自叙色彩有所不同。但是那里面依然有强烈的郁达夫色彩，反映了他内心的极端孤独与个人痛苦。他这时写了一部小说《二诗人》，那是在痛骂王独清，那里面有讽刺、幽默与戏谑的手法，那是一段听来的王独清的一段不光彩的日常生活。那个虚荣、穷困潦倒的东西的品格，跃然纸上，为此遭受到王独清终生的愤恨，到后来两人势不两立、势如水火……他知道，在现在情况下，他必须写，写小说，编文集，搞译著。只有劳累的时候，他才去访问朋友……除了鲁迅先生外，他去得最多的是“太阳社”，那是不久前，蒋光赤与钱杏邮等人筹备组织的。
形势的确风声鹤唳，南京当局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南京分部。创造社在上海《申报》与《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创造社“纯系文艺的集合”，出版部“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构，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郁达夫虽然退出了创造社，可心里也的确觉得不是味道。郁达夫心里暗自庆幸，自己已被党人所注意，退出了创造社，那恐怕可以对其减轻压力吧。但他更注意的是自己的写作与译作，他必须努力。
他已经有两个家，一个有前妻儿子的家，一个是即将组建的新家。他不能对前妻撒手不管，他还要挑起责任与道义的重担，他必须筹备新的家庭，因为这是他的希望所在。他在三个月里编好了三个全集——现在是第三个全集《过去集》，他希望可以多赚几个稿费，以便解决生活的重压。他希望借这稿费出走西欧或到日本去度蜜月，或者还要让他新婚的妻子度过大学生涯。为了生活、为了未来，他正着手进行十倍的工作。
《寒灰集》——《文学概论》——《日记九种》—一《鸡肋集》——《迷羊》——《过去集》，还有政治短论、文化评论，编著《民众》，他像一部编书的机器。他的生活也是那样的充实，同时他又着手编他的第四卷文集《奇零集》。
郁达夫的民国十六年，无疑是个非常独特的年头，思想深刻而且****，创作旺盛，硕果累累，社交活跃。他必须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良师益友鲁迅，一个是他的新的妻子王映霞，他们是他创作的源泉……
王映霞那时经常来上海，那原因是最明显不过的，上海有她的亲人——祖父、母亲、兄弟，当然更有她魂牵梦系的情人郁达夫。郁达夫的振作，令她十分感动。他们相约，在春节前后，正式结婚，或者到欧洲去或者到日本去顺便留学读书。
王映霞那时正在编织着自己浪漫与彩色的生活之梦：一个作家左妻，一个新型的大学生，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她正式为未来的丈夫辞去了嘉兴二小的教职。他祖父与丈夫的身边她将享受着天伦之乐与于飞之乐。她期盼着新春的到来，到了那时候，她就是一个新娘了，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究竟如何？她连想都没有想。
浪漫的郁达夫始终浪漫无边际！但他隐隐有某种压力。民国十七年即将到来，一次真正爱的结合就在眼前。可是，下一步究竟如何？明天的事如何？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王映霞，才二十岁！那是一个充满少女之梦的年轮，祖父之宠，母亲之爱，兄弟之情，使她沉浸在梦幻之中。可是她未婚夫的那种热烈的****，那种使封建卫道士们震惊的近乎癫狂的爱，把她彻底俘虏了，使她陷入了爱的网罗而不能自拔。她不是乡间的村姑，是个文明都会的新女性，她向往着那种无涯无边的爱，而这种爱的热潮，在中国的大地上，直到民国的初年才开始在中国的都会中风起云涌。
她常常来到达夫的身边，看着情人在忙碌，写作、疾书，她感动。有时他把刚刚写毕的稿纸递给她看，她乐意、快活，并且深深地感动。她为他的才思敏捷、雄辩而激动，又为他的知识渊博、明晰而兴奋。她阅读他的《哈代翁之意见拾零》、《哈代翁为什么不写戏剧？》、《卢梭传》、《卢梭的思想与他的创作》，这些文章就是达夫应鲁迅的要求在他接编的《语丝》上发表的。王映霞为他的行文流水所倾倒，也为他与鲁迅之间的友谊、相互支持的人格所感染。当他知道梁实秋在攻击鲁迅，而郁达夫为了朋友之情配合鲁迅时，她觉得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人格是那样的伟大！她也看到他懂得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信手拈来，他有的是外交才能。她更看到他有那么多的朋友，鲁迅兄弟之外，有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她崇拜他，他知道得那样多，写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她觉得好玩、情不自禁，有时甚至偷偷地给他一个吻……
郁达夫是那样忙，可他的心是跳得那样欢！他在写作，他为了她在写作，为了她而努力！他觉得自己的确是新生了，目标从未有过这么明确！他常常带着他的情侣一起到林荫道上去散步，瞻仰着姑娘那惊人的美！他们在一起也许不是那么相称，一个红颜皓齿、眼若秋波、貌若天仙、充满活泼朝气；一个面黄肌瘦、病态十足、人近中年，已经成熟。
与其说他们是情侣，不如说他们是父女。可是他们确实是一对陷人情网的情人，正所谓郎才女貌。
郁达夫有那么多的应酬、社交，有那么多的宴会与筵席。同事的、朋友的，还有日本的同行的应酬，郁达夫最喜欢带着他的未婚妻赴约了，王映霞只觉得好玩，那都是名人哟！她非常愿意跟随他一起去赴约，一路上他们还可以说着知心体己的话儿，他们不会寂寞。可是郁达夫心血来潮，当他们有时都快要到达约定的地点时，他会突然搂着他的情侣说：
“霞，你是那样的美，我真不愿意让人家这样看着你！”
王映霞满脸羞愧，惶惑，几乎陷入绝境，说：
“那怎么办呢？我就回去吧。”
郁达夫会立即同意这样做，他会把自己的未婚妻一下子送回家里，然后他与她相视而笑。
民国十六年的严冬过去了，和熙的早春之风已经进入上海，公园里早春的迹象早己随处可见，他们取得了祖父、母亲的同意，准备结婚。
他们打开了如意算盘，到日本去度蜜月。欧洲太远太远，而且费用不敷，而日本的路费要省得多。新婚是人生难得的大节日，一定得隆重一些，在人生的晚年值得回忆与思量。他们做好了打算，到日本东京去，到上野公园的精养轩去。
说干就干，郁达夫给滞留在日本东京的朋友寄去了请柬，也给日本友人写信，筹备他们的东京之行，那时他们是那样的美满，快乐。王映霞呢，也那样快乐，他们已经隐约感到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到来。那请柬是：
诹吉夏正月二月二十一日洁卺
候驾
郁达夫
王映霞谨订
席设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
不如意事常八九。
郁达夫、王映霞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首先是他们未能按期赴日去东京上野，让许多中日的老朋友在那里扑了一个空。那其实是不能责备他们夫妇的，因为1928年初赴日本的事情颇不简单，由于国共分裂，许多革命者都通过轮船赴苏或者赴日，过逃亡的生活。如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初，为了逃避******政府的通缉与迫害，从乡间避往上海，在上海上船逃亡日本东京的千叶，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那当然是后话。而从乡下由于红军暴动失败而潜来上海的也不在少数，上海风声甚紧。来自湘赣江浙的青年革命者甚多。
国民党政府在码头上加强了防范，日本方面也严厉禁止逃亡的革命者上岸，并给上岸的革命者以严密的监视。
再则，他们虽然写作，编书，收到了不少版税、稿费，可是开销太大，何况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要有一笔多大的开支？他们辛辛苦苦准备的一笔积蓄，早已坐吃山空，路费不敷。更为可恶的是他们匆匆忙忙赶赴去日本的轮船上船时，已经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郁达夫是何等多疑的人物？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怕到达日本长崎的时候不许上岸，所以在上船时临时打了退堂鼓，想等几天再走，细细打算，几个路费已非常可怜了，与其赴日自取其辱，还不如免去这趟旅行为好，他把这种思想对王映霞说了，王映霞满口赞成。
不去日本他们可以自行作出决定，但是王映霞的祖父二南先生处、母亲那里知道他们已经打点行装去了日本，发了请柬，现在忽然变卦，生怕他们不同意，他们也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一对浪漫的情侣来了一个，瞒天过海的法子，使了一种障眼法，他们照样不回到民厚南里，而在北火车站附近租用了间小小的旅馆，以节约开支。郁达夫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可王映霞了解达夫的苦衷，安慰他，他们照样拜客，照样去访问鲁迅，照样去写作，有时读读书，痴坐洞房，夫妻俩说着体己的话儿，有时他们一起上大街，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与喧哗的人生。他们搬家的目的只为欺骗那两位可敬的老人。
日本的朋友佐藤春夫以及其他的一些朋友都写了信来祝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