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曾评价说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他还曾多次表示希望能活到1997年，到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土地上去走走看看，哪怕坐着轮椅，只有一个小时也好，证明“一国两制”可以行得通。为什么“一国两制”会让他如此梦萦魂牵？因为“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根据历史和现实状况提出来的构想。
“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其可行性和优越性。可以预见，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实行“一国两制”。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到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它们却被逐一割占。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国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30多个大小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为99年。
1553年，葡萄牙通过行贿手段买通当地官员，获准在澳门岸边搭篷暂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当局十分艳羡英国人在香港的地位，力图变澳门为第二个香港，实行殖民统治。1845年，葡女王玛利亚二世不顾中国反对，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87年，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同意葡萄牙人“永驻管理澳门”。但《条约》同时明文规定，葡萄牙未经中国同意，“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这说明澳门只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地，中国在法理上仍享有对澳门的主权。
清王朝覆亡后，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为香港、澳门的回归进行了不懈努力。1919年至1922年，北洋政府曾经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先后两次要求归还新界，但均遭列强拒绝。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按照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香港的日军应向中国投降。于是，蒋介石命令部队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准备接收香港。
但由于英国反对，美国很快变卦，命令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由此，国民政府失去了一次收回香港的最佳时机。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方针。2月，毛泽东向苏联代表米高扬说明：“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勒马深圳河，没有向香港进军。
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并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明智抉择，有利于开辟一条对外通道，保持与英国的对话，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很快就正式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华侨日报》以头条位置刊登大标题“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即是明证。
此后，中国还多次申明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56年6月，毛泽东说：“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1963年8月，他又谈到香港问题：“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当然，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永远不管。周恩来曾经对一位香港朋友讲：“维持现状，不是永远不管，否则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子孙。”
毛泽东也说：“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1974年5月，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又强调：香港到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他还指着在座的邓小平等人说：那是他们的事情了。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香港和澳门问题在邓小平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手中获得了圆满解决。而这是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分不开的。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首次公开了他对香港问题的设想：“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
1981年国庆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又宣布了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对此，邓小平在1982年1月接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这是他第一次明确使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同年9月，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早在此次访华前，她就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她还提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的主权要求。针对这种言论，邓小平坚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将收回整个香港，不仅包括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以中国收回香港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相威胁，邓小平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经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磋商。
在长达两年的22轮谈判中，中英两国的意见分歧使香港局势发生动荡，物价上涨，港币贬值，英国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中国不排除可能提前收回香港。在谈判中，英国又提出香港要有一个过渡期，即从1997年开始大约经过30年。中国政府表示反对，认为续约、托管、共管以及中国主权英国管理等，其实都是延长英国在香港的统治，都有损中国主权，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中国这种坚决态度下，英国不得不同意将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全部交还中国。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与此同时，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澳门问题也获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双方就澳门问题取得共识，葡萄牙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葡方将于日后交还给中国，至于归还的具体日期以及交还方式，中葡两国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谈判解决。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加速了这一进程。该年10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时表示：解决澳门问题也要按照解决香港问题的那些原则去办，例如“一国两制”、“澳人治澳”。1985年，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访华，再次与中国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友好磋商，并同意于1986年在京举行正式外交谈判。在历经四轮的谈判中，葡方曾提出到21世纪再把对澳门的治权交给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方随即放弃了这一想法。1987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至此，长期被割占的香港和澳门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也终于一朝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