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元世祖，又称薛禅皇帝，蒙哥汗（宪宗）的弟弟。至元十九年（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1284年，元军对安南发动首次攻击，翌年，陈日率10万军队打败元军。1287年，元军第二次对安南发动进攻，分三路进攻安南，又被陈日率30万人打败。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忽必烈再次派元军进攻安南，结果元军仍无功而还。毛泽东称安南人用兵“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毛泽东评点安南之战】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摘自毛泽东读《元史纪事本末》卷5《占城安南用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安南之战概要】
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元朝军队发动了对安南（今越南北部）的战役。
这场战役的起因，与另一场元军在越南境内的战事密不可分。在安南战役之前，安南旁边的一个小国——占城（今越南中部），曾派遣使者向元朝上表称臣。
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占城表示归顺，便派大臣唆都负责筹划在占城建立行省，这样一来可以把占城纳入元朝的版图。
但是，忽必烈的做法遭到占城王子补的的反对。补的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只愿做元朝的附属国。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补的下令将元朝的使者拘留起来。消息传来，忽必烈大怒，命令唆都集结淮、浙、闽、湖广等处的军队，共5万人，战船350艘，从海上进攻占城。
忽必烈（1215—1294），即元世祖，又称薛禅皇帝。是蒙哥汗（宪宗）的弟弟。蒙哥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命管辖漠南，设府于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沿岸），采取“汉法”，注重农业。次年，他率领大军经甘肃、四川至云南。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灭大理，招降吐蕃。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率军进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昌）。次年，蒙哥汗死，忽必烈率师北还。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始建年号为中统。4月，其弟弟阿里不哥联合漠北、中亚诸王，在和林（今蒙古厄尔德尼召）自称大汗。忽必烈亲征和林，大获全胜，遂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今北京）。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春，唆都率军攻入占城。为了避开元军的锋芒，占城王子补的率主力遁入崇山峻岭之中。占城王子补的为了迷惑元军，派大臣宝脱秃花诈降，然后杀掉元军的使臣皇甫杰等百余人。过了很久，唆都才发觉中计，一怒之下，率兵进攻山中的占城主力。当他来到木城（今越南境内）时，因道路极险而无法前进。占城王子补的已在木城附近设立行宫，重兵把守，建炮台百余座。于是，补的派军截断元军的退路，占城兵熟悉地形，势如破竹，大败元军。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忽必烈得知唆都战败的消息，又命令镇南王脱欢、左丞相李恒等人率领大军南下，与唆都一同进剿占城。
这次军事行动，脱欢打算从陆路进攻。于是，征讨占城的元军要求假道安南，并在安南征集粮饷，遭到安南王陈日的拒绝。元军大怒，对安南发起攻击，大败安南军队。
翌年初，陈日率领10万大军再与元军激战，屡为元军所败。陈日率领主力遁走，其弟陈益稷投降元军。后来，安南各地的援兵相继赶到，准备与元军战斗到底。这时，元军已经疲惫不堪，加上南方暑热，军中疾病流行，死伤甚众，只好撤兵北还。在撤退途中，遭到安南军队的伏击，唆都、李恒均战死，元军大败而归。
忽必烈并不甘于这次失败，他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再度发起对安南的进攻，开始了安南战役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次，脱欢、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辑等人率领元军，从东路、西路和海路三路并进，向安南直扑过来。元军渡过富良江（即红河），前锋指向安南都城。
面对强敌，安南军民上下一心，坚壁清野，不与元军主力作战，想拖垮元军。安南王陈日主动避开元军主力，放弃陆地城池，率领主力转移到海上各岛屿躲藏起来。在这种情景下，元军顺利地过关拔寨，如入无人之境。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春，脱欢派兵对海岛进行清剿，但却找不到陈日的影子。元军远道而来，本想一决胜负，到头来却陷入师老兵疲、粮草不济、瘟疫蔓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陈日迅速地集结各处军队30万人，赶往东关一带，切断了元军的退路。
这时，从水路撤退的元军突然遭到安南军队的截杀，全军覆没。其余两路元军，也被安南军队阻击，损失惨重。樊辑、右丞相阿八赤均战死，脱欢从一条偏僻小路得以逃生。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忽必烈再次派元军进攻安南，结果仍是无功而还。翌年，忽必烈去世，皇孙铁木耳即位，下诏“罢安南兵，释其使归国”。至此，安南之战以元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作者点评】
《元史纪事本末》卷5《占城安南用兵》有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辑等率军进击安南。鹏飞与辑等分兵三路，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弃城走于海。”
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曰：“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毛泽东的批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安南之战中，元军一开始并未与安南主力交战。这表明，安南之战的初期，元军的所谓胜利，只不过是安南王陈日避而不战的结果。陈日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知道先要避开敌人的锐气，这样可以保存自己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对敌人发起反攻，并置之于死地。因此，我们看到，陈日率领安南军队的主力退至海岛，从而使敌人无法与己速决。元军远道而来，军队的后勤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北方草原的军队很难适应南方酷热的气候，容易发生疾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初战告捷的元军便面临严重的危机。战役的主动权一下子就发生了转移。陈日能够迅速集结30万大军进行反攻，说明安南军队根本就没有被元军所消灭。这才会有安南军队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并且大获全胜。
其实，安南之战前，元军对占城的军事行动也证明了战略防御的重要性。占城王子补的堪称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主动地避开元军的锐气，率领大部队转移到深山老林之中。然后，抓住战机，转守为攻，大败元军。
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对元军在安南的军事行动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十七战皆捷”是假象。这一批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和军事见解。
进一步说，是占城和安南最高指挥官成功地运用了战略防御的军事策略，使毛泽东对《元史纪事本末》卷5《占城安南用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军事策略正是《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熟悉《孙子兵法》，因此安南之战又勾起了他对孙子的崇敬之心。
翻检《孙子兵法·军争篇》，有这样的记载——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这一段话，对毛泽东有深刻影响。他在1936年写就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写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通过研究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安南之战），通过研究古代兵家的用兵韬略（如《孙子兵法》），毛泽东掌握了战略防御以制敌的重要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成为他指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