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毛泽东瞩目的著名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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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攻战有方:合肥之战(公元506年)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南朝梁之名将,曾任江夏太守、廷尉、豫州刺史、历阳太守。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梁武帝发动讨北魏战争,命韦睿为统帅,率主力攻打合肥。韦睿派军围堰筑城,水淹合肥城,并亲自坐板车督战,毙敌万余人,大获全胜。毛泽东称其是“谦谦君子”,“有刘秀、周瑜之风”。

【毛泽东评点合肥之战】

(韦睿)善守。

(韦睿)躬自调查报告。

(韦睿)以少击众。机不可失。决心。

(韦睿)将在前线。

(韦睿)不贪财。干部需和。

(韦睿)劳谦君子。

(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摘自毛泽东读《南史》卷58《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合肥之战概要】

合肥之战发生于南北朝时期,其事详见《南史》卷58《韦睿传》。

这是梁进攻北魏的一场著名战役。战役的主角是梁将韦睿。

韦睿是南朝梁的著名将领,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东南)人。其家族为三辅著姓。祖父韦玄,不愿做官,躲避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请他出山任太尉,被其婉言谢绝。伯父韦祖征,刘宋末年任光禄勋。父亲韦祖归,任宁远长史。韦睿对继母十分孝敬,是远近闻名的孝子。祖父在外当郡守,喜欢带着韦睿赴任,视其如自己的儿子。当时,韦睿的内兄王、姨弟杜恽读书精进,在乡里有盛名。一次,伯父问韦睿:

“你与内兄、姨弟相比,觉得自己如何?”

韦睿谦虚谨慎,不敢回答。

伯父说:

“你的文章也许不如他们二人,但是你的学识超过他们。日后报效国家,成功立业,他们二人都不如你。”

韦睿的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韦睿一同前往。梁州乃富裕之地,前往做官的人多因行贿受贿而丢掉了官帽,甚至身家性命。韦睿虽然年幼,但却不贪财,颇有廉洁之名。

刘宋时,韦睿曾任右军将军。南齐时,为上庸太守。萧衍起兵反齐,韦睿认定这是一位有所为的政治家,遂率领2000人马归附他。韦睿跟随萧衍攻克郢城(今湖北省武昌)、鲁山(今湖北省汉阳东北)、加湖(今湖北省黄陂东南)等地。

攻占郢城之后,萧衍为挑选守城将领而大伤脑筋,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一日,萧衍忽然回头望见韦睿,不禁大叫:

“你们看,我放弃身边的骐骥不乘,却惊慌失措地到处去寻找别的交通工具。我真是太愚蠢了!”

他当即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当初,郢城守军为了抗击萧衍的进攻,坚壁不出。城中军民10万人,得疾病而死者十之七八,尸体都堆放于床下,活着的人就睡在上面,屋子里全满了。韦睿走马上任后,迅速对此予以妥善处理,安抚死者家属,得到了百姓的信赖。

南齐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称帝,是为梁武帝,定国号梁,年号天监。韦睿迁廷尉,封梁都子。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北魏曾派兵进攻梁地,韦睿率领州兵将敌击退。

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梁武帝发起对北魏的战争,诏令韦睿为统帅,节制各路人马。在进剿北魏的大军中,豫州刺史韦睿率领主力部队向合肥方向逼近。

翌年(公元506年)五月,韦睿命令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率领人马围攻小岘城(今安徽省含山北)。不料,敌人防守严密,攻打不下。

韦睿亲自到阵前巡视,想进一步摸清敌情。忽然,城中杀出数百人,一字排开,个个杀气腾腾,向梁军挑战。韦睿决定对他们发起进攻,身边的诸多将领却说:

“我们是轻装而来,只是为了探明敌情。他们是全副武装,不便马上与之交手。请让我等回去换上铠甲,再来与他们决一高下。”

韦睿不同意,说:

“小岘城中的守军才两千余人,一直闭门不战。只要他们据城自守,足以保全性命。现在无缘无故地派出数百人出城叫战,一定是敌军中最骁勇的人。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他们,就会动摇城中守军的士气。这样一来,攻克小岘城就不在话下了。”

众人还在犹豫,韦睿大怒,指着手中的统兵符节,厉声道:

“这是朝廷所授节制千军万马的权力象征,不是一件装饰品。我说一不二,必须按照命令行事,不可违犯。违者斩!”

只见韦睿一声令下,众将领率领部队进攻。经过一番恶战,打败了出城挑战的敌兵。韦睿下令乘胜进攻,没有用多少时间,梁军就攻占了小岘城。紧接着,韦睿指挥大军直扑合肥。

在此之前,右军司马胡景略已经率领一支人马先到了合肥,但久攻不下。韦睿到达后,对合肥周围的地形展开了细致调查。他微微一笑,对身边的将领说:

“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现在,我们就可以用汾水灌平阳的方法,来对付合肥的敌人。”

于是,韦睿下令士兵筑起围堰,拦截淝水围堰。围堰筑成之后,淝水流到合肥城下,河面可通战船。

为了保卫合肥,北魏另筑东西两个小城,把合肥夹在中间。韦睿决定先拿下这两座小城。这时,出人意料之外,北魏大将杨灵胤率领5万援兵突然赶到,梁将们都感到惧怕,让韦睿请求朝廷增派援兵,再与敌交战。

韦睿目光逼人,坚定地说:

“敌兵已经来到城下,如果我们再等援军,敌人也会增援。打败敌人,关键在于将士团结一致,这是古人的教导。”

于是,韦睿以少击众,督率梁兵与敌军展开血战。将士们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大破敌军,攻占了这两个东西小城,稳定了军心。

当初,围堰筑成之后,韦睿派军主王怀静在岸边再筑一城,派兵驻守,以保卫围堰。后来,北魏军队反扑,攻陷此城,乘胜追至围堰之下,想要摧毁围堰。军监潘灵劝说韦睿退守巢湖,许多将领又劝说韦睿退守三义。韦睿大怒,说道:

“如果战败,将军就应死在他战败的地方。现在,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你们休再胡说八道!”

韦睿下令,将旗帜竖立于堤堰之下,表示没有后退的打算。

由于韦睿的身体一向虚弱,所以每次领军出征,韦睿都不能骑马,而是让士兵用板舆(木板车)抬着他指挥作战。这时,一如既往,韦睿坐在板舆上激励三军。魏兵前来凿堤,韦睿亲自督促将士打退敌人。等敌人退去,韦睿命令士兵筑垒于堤上,以增强防卫能力。同时,机不可失,韦睿下令淹灌合肥城。然后,又命人造出与合肥城一样高的战船,从四面进攻城内的敌军。乘着强大的攻势,梁军攻入城内,毙敌万余人。缴获的一切物资统统归公,韦睿没有丝毫的假公济私的行为,受到三军将士的敬佩。

合肥之战刚刚打响的时候,右军将领胡景略与前军将领赵祖悦在作战过程中发生矛盾,两人结下仇怨,都想抓住机会报复对方。一次,胡景略与赵祖悦发生争执,胡景略竟然把自己咬得满口是血。这一现象让韦睿感到不安,他认为将帅不和,会导致合肥之战的失败。于是,韦睿决定出面调停。胡景略脾气暴躁,是矛盾的根源所在。一天,韦睿请胡景略喝酒,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亲自为胡景略斟酒,劝说道:

“大敌当前,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合肥一战,关系重大,希望两虎不要相伤,以便早日拿下合肥。”

胡景略羞愧难当,当即表示尽弃前嫌,与赵祖悦修好。由于韦睿及时调解了胡、赵之间的矛盾,使整个战役的进程没有受到影响,避免了不良事件的发生。

作为主帅,韦睿在合肥战役的过程中十分操劳。白天,他要接待各类客人,晚上他要思索作战方略。每天,韦睿三更就起床,在灯下劳作直到天明。韦睿待人接物极为仁厚,所以前来归附他的天下豪杰络绎不绝。军队驻防的馆舍、藩篱等,事无巨细,韦睿都要亲自过问,甚至亲自制定标准。

合肥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朝廷下诏班师。在班师的路上,有时梁军离北魏的军队很近,将士们都很害怕,脚步都放得很轻。韦睿见状,便让辎重及大队人马走在前面,自己乘着一辆小车殿后。北魏将士都很敬畏韦睿的威名,称他为“韦虎”,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的小车而不敢接近。就这样,韦睿统率的远征大军得以安全返回。

【作者点评】

韦睿是毛泽东特别欣赏的人物。毛泽东读《南史》卷58《韦睿传》的批语之多,在其阅读古籍的笔记中是不多见的。

身为领兵打仗的主帅,韦睿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不能弯弓射箭,甚至不能骑马,只能坐在板车上指挥作战。与一般的将领相比,似乎少了许多威武的气概。但是,韦睿仍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否则,作为杰出军事家的毛泽东怎么会如此器重他?

合肥之战是韦睿创造军事奇迹的重要一战。在此之前,他追随梁武帝起兵攻郢城。攻占后,梁武帝派韦睿为江夏太守,结果韦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韦睿能攻能守,毛泽东欣然批下“善守”两字。

合肥战役打响之后,王超宗、冯道根进攻小岘城受阻。史载:“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对此,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批曰:“躬自调查研究。”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自己写下的“躬自”两字旁也加了旁圈,以强调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重要性,而不是光听汇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必须要对敌我形势有全面的了解,实地调查研究对于及时地把握战机是必不可少的。

当韦睿前往敌方阵地探查时,小岘城中忽然杀出数百敌兵。众将都要求回去换上铠甲再来迎敌。韦睿说:“魏城中两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入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写下了“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八个字。当众将领还在犹豫时,“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曰:“决心。”事实证明,韦睿的调查研究和果断出击是正确的。

拿下小岘城后,胡景略部进攻合肥不力,合肥也是久攻不下。“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的旁边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再次批道:“躬自调查研究。”又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显然,毛泽东反复写下“躬自调查研究”的批语,说明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这正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无论是早年的农民运动,还是后来的军事斗争,调查研究的方法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方法。

合肥城外的堤堰筑成后,敌人的5万援兵赶到,众将领请韦睿也搬援兵,但遭到韦睿的拒绝。他认为,两军对垒,胜负的关键不在于双方都增加兵力。“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交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写下“以少击众”四字批语,对韦睿的胆识表示由衷的钦佩。

韦睿派人把守堤堰,不料北魏军队进逼到眼前。众将领都劝他后退,“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对韦睿的大将风度十分欣赏,加了旁圈,又批道:“以少击众。”并对自己的批语逐字加了旁圈,以显示自己对韦睿临危不乱、从容镇静之举的赞美之情。

合肥之战中,“睿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在这段文字旁,毛泽东连批两个“将在前线”、“将在前线”,表明韦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过人胆识和卓越风范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合肥战役在韦睿的英明指挥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对韦睿廉洁自律的严谨作风十分赞赏,批道:“不贪财。”

在合肥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将领之间的不和,韦睿身为主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批曰:“干部需和。”

如前所述,韦睿在指挥合肥战役的时候,日理万机,“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毛泽东批道:“劳谦君子。”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从合肥之战的全过程来看,梁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勿庸讳言,韦睿立了大功。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韦睿的务实作风,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能攻善守的军事才能,以少击众的过人胆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大将风度,恪尽职守的君子形象,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这一切都让毛泽东赞叹不已。

在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传记里,重复写下“躬自调查研究”、“以少击众”、“将在前线”的批语,以及密密麻麻写下许多批语,划上许多圈圈,这在毛泽东的读史笔记中似乎绝无仅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南史》卷58《韦睿传》的读书笔记中,挥毫写下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批语。实际上,无论在井冈山红军时期,还是在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古代名将的高尚情操和卓越指挥艺术,均已化作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营养,伟人毛泽东经常要求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学习古代名将的典范,并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付之于革命和军事实践,导致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严向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