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猜测很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什么样的礼遇。他再次问起，基辛格第一次飞抵北京时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去年万斯抵达时又有什么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说，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有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叶剑英元帅，后来任军委副主席；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布热津斯基一行于5月20日下午飞抵北京。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后来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他对人民大会堂的印象是，“建筑吸收了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所建的纪念性建筑物的某些糟粕”。对参观毛主席的纪念堂的评议是，“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做法，将他们的革命领导人做了防腐处理并予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风俗”。参观了故宫后说，“这种宫殿和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
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访华，可谓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深谙谈判艺术，事前对美中两国近十年的谈判记录做了潜心研究分析，为这次谈判精心设置了一套计划。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他在黄华之前先发言，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发言将得到全面的研究，这就给他一个机会，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他知道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软弱，因此他强调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及卡特振兴美国防务的努力。与此同时，他知道黄华外长授权有限，因而在对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会说出任何太具体的东西。他的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一旦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
在抵京的第二天下午，即5月21日下午4时零5分至6时30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邓小平是在他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后就进行这次会见的。
两人一见面，邓小平就很关切地问：“你是头次来，又参观又会谈，一定很累了吧？”
布热津斯基说：“我感到很振奋！”
略作寒暄，邓小平就单刀直入，爽快地说：“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的观点和见解。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个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就接过话题，引入了在与黄华会谈中所有意回避的关系正常化的实质性问题：“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紧接着，他就直奔在与黄华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仅谈国际形势，不仅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进行更加积极的会谈。”
在布热津斯基与黄华的谈判中，丝毫没有涉及此实质性问题，到现在才提出来。
对此，邓小平难免心存怀疑，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他一眼，说：“阁下，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脸色显得更为严肃，说：“在私下谈论以及在这个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条原则。”另一方面，他也千方百计希望中国体谅美国政府在国内，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不会受到中国的强烈反驳。“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内的问题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我们必须加以克服，但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的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程式的原因。”
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何时、如何解放台湾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
布热津斯基也指出说：“关系正常化以后，感到不安全的台湾可能会转向苏联。”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既然美国要维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
双方的立场这就接近了。
布热津斯基提议从下个月开始，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磋商。邓小平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然后，又望着布热津斯基最后挖苦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了。我盼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布热津斯基立即回答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卡特总统的决心已下。”
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着了迷
次日下午，华国锋总理也接见了布热津斯基。他就递交了从月球采回的岩石标本及带上月球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华国锋郑重地接过礼物后，在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也使用了“如果卡特总统下了决心……”
布热津斯基已经对这句话很敏感了，即回答：“‘如果’一词是不适合的，因为在过去两三天中，我已经说过了三至四次：卡特总统已经下了决心了，而不是‘如果’。”
针对这点，布热津斯基在告别宴会上，在原来准备的祝酒词中，特意加上了关于卡特总统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下了决心的段落。他在祝酒词中首先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然后，他加了如下一段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希望与强大的中国有友好联系。他决心和你们一起，在上海公报的范围内，克服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了决心。
布热津斯基在后来谈到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同一个地点，先后在两天内会见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印象。他感觉到华与邓的迫切感相反，似乎不那么想暗示关系正常化有迅速行动的必要。邓率直、干脆利落，华似乎较为温和、不直截了当。他在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记述了对邓小平的详细印象：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他一回到美国就立即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在汇报北京之行的会谈主要内容以后，最后说：我们的情报估计是，中国人认为这次访问“很成功”。显然，中国人起初的计划是让我仅与外长全面对话，仅出于礼仪考虑而让我会见邓副总理。当中国人发现，我所处的地位既能从事广泛的战略会谈，以增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又能认真讨论正常化问题，这个计划就改变了。
卡特认为，尽管布热津斯基去中国的使命不是去谈判任何有关中美关系最后协议的，但是他干得很好，为后来取得进展奠定了基础。5月26日，外出刚刚回到华盛顿的卡特就听取了布热津斯基的当面汇报。这天，卡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从伊利诺伊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回到华盛顿时，兹比格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对中国人大为倾倒。我说他着了迷了。”
西方的传媒对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反应是积极的。法国《世界报》称，这是“中美关系决定性的里程碑”。德国《法兰克福报》说，“中国领导人隆重地接待布热津斯基，其规格可与接待基辛格相比”。
卷四十五 为使中美建交搁浅，台湾特工策划让周恩来消失
为使中美建交搁浅，台湾特工策划在巴黎暗杀周恩来/ 为了确保建交谈判成功，卡特强调保密、保密、再保密/ 肩负一线谈判重任的伍德科克对华盛顿制定的谈判策略很不满意
［1978年5月-7月，华盛顿-北京］
为使中美建交搁浅，台湾特工策划在巴黎暗杀周恩来
这是星期一的早上，经过离开华盛顿度过了一个放松的周末，精力充沛的卡特很早就起床了。特工人员按时在6点钟叫他的时候，他已经起身在院子里活动一个钟头了。他是每天早7时去办公，一直工作整整12个钟头后，晚7时与夫人吃晚餐。每个晚上起码还要额外工作两至三个钟头。后来，他的秘书计算他平均每周工作71个小时。
他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坐下，在看布热津斯基所送来的最新安全动态简报材料时，看到了一份中央情报局报来的消息：一份在上星期四讨论对华政策的决策会议上供卡特总统与其高级幕僚使用的绝密文件，竟然星期五就出现在台北。然后，台湾当局将这些文件提供给他们在国会的“战友们”，这些国会人士就会打电话到白宫或者国务院，询问是不是在做什么事。
卡特大为恼火！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他立即决定让中央情报局把台湾方面近些年来破坏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与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综合拟一个全面的报告呈给总统。
经过一段时间，报告呈至他案头。
不看则已，一看真是吓了他一跳！
早在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即将访华，对台湾当局真可谓是晴天霹雳，是自从大陆解放以来对国民党残余政权最为致命的一次打击。蒋介石父子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国民党当局的许多官员认为，如果中美真正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美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国民党当局须立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止这个最糟糕的局面出现。台湾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华盛顿与北京的接近，巩固台北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破坏或者起码推迟即将发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蒋经国主持下的台湾情报系统为此活跃起来。他们的第一个破坏计划是在巴黎暗杀即将出访的周恩来总理。台湾情报系统认为，周恩来的消失会在北京造成混乱，这会加强中共党内极“左”强硬派的势力，进而可能阻碍尼克松实现访华计划，使北京重新回到“孤立”政策中去。但是，暗杀周恩来的行动遭到了台湾军方的反对，理由不是担心计划失败，而是担心它的成功会激起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岛的大举进攻。后来，周恩来由于突发的林彪事件也未能实现访问巴黎的计划。
暗杀周恩来的计划虽然未能实施，但台湾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却活跃起来了。过去国民党的情报活动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在中国大陆，自1971年夏秋以后，工作目标开始转移至美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地在美国的华人与台湾留学生中扩展其情报网，发展特务，同时加强与台湾在美国政界“老朋友”的联络，目的是游说华盛顿的政治要员，打击亲北京的美国人士，渗透美国政府各部门。国民党开始设法渗透入五角大楼和国务院这样一些美国的要害部门，获取可以用来破坏中美关系的任何情报。仅1973年的前4个月，国民党就付给美国《时代》杂志大笔款项用于做反对中美接近的宣传广告。一批由美国教育出来的台湾年轻一代外交官，也开始集中精力做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台湾情报系统并在美国一些主要研究所和大学里的物理系和工程系安插了几批研究生，主要学习和掌握生产原子弹和导弹的技术。这些学生中好些人就是来自台湾最高机密的武器研制中心的职业军官。
1974年9月蒋经国的一次秘密讲话表明，他要求台湾情报系统制定有效方案，搁浅尼克松总统可能在第二任期中完成的中美建交计划。有证据表明，在众多的建议中，最令人惊讶的建议是对美国国内提倡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搞一次恐怖活动，向那些亲北京的知名人士和学者以及北京驻美联络处寄送炸弹邮件。经过精心挑选，台湾情报机关选出了一小批美国教授作为第一批打击对象。这些教授过去都是亲台的，而访问过中国大陆后则公开宣称支持北京。这一建议后来遭到了蒋经国的否决。据说，蒋经国考虑再三，觉得这个恐怖计划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层面的负面效应。
炸弹虽然没有寄出，但蒋经国还是作了一些重要决定。
首先，蒋任命了其亲信人物台湾警官大学校长梅公望为美国情报网的新主任。梅公望奉蒋之命，在美国组织一个地下情报网，渗透进美国政府各要害部门，可以在美台断交而国民党驻美的外交人员被迫撤离美国后，仍然可以洞察掌握美国政情、军情、商情，仍然可以在美国维护台湾的利益。有情报称，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76年1月，梅公望完成了台湾在美情报系统全部转入地下的任务。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台湾在美国的各类活动也可以照常进行。一些大银行、大实业公司都被台湾情报系统所染指，而一些新的台湾公司相继在美国注册成立，许多国民党当局的情报人员改头换面，公开身份已经成为银行代理、运输公司老板和石油公司总裁等。他们在为台湾的利益奔波，为延缓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基层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通过渗透美国政府，获取了机密情报，以便“掌握动态，制定对策”，并联合他们的“国会兵团”，以左右白宫的对华政策。
……
卡特看了这份令他大为吃惊与恼怒的报告后，很担心政府部门受到台湾情报人员的渗透，特别是渗透到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据说，那天布热津斯基自嘲地苦笑说道：“总统阁下，可笑的在于：台湾的情报人员，大都是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去培养和训练出来的，那些间谍手段和特种技术，也都是我们给传授的。时至今天，我们还在台湾继续这种培养和训练工作。”
卡特愤愤地说，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说，“台湾是股不可低估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