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在回忆录中记述：
“4月23日午夜，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一二团的勇士们高举红旗，跨越国府路（今长江路），南下伪总统府，把革命的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一片嘘声中降落下来，湮灭在人群里。霎时间，南京一片欢呼，一支支由南京地下党带领的欢迎队伍，涌向总统府附近，争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
在胜利的狂欢、亢奋、激动与泪水中，当时的许多人都来不及注意与思考在众多的欢迎队伍中，竟然有一些异常的插曲：在美国原驻南京大使馆的司徒雷登的指使下，出动了几路人马去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在经过历史的沉淀以后，有些亲历者在中美建交后的80年代写出了有关的回忆。原山东泰安军分区司令张绍安，在攻进南京时任第三十五军一○四师参谋长，曾在1984年撰文回忆说，他于4月23日凌晨率部进入南京挹江门时，天还没有亮，“遇到四五个人打着灯笼过来了。走近一看，竟有一个大鼻子外国人。他通过翻译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欢迎贵军入城。’”张绍安参谋长熟悉中央有关外事工作的指示，就不客气地对司徒雷登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这里的侨民。”
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也曾回忆说，他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山西路时，一辆迎面驶来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他面前，他被请上了吉普车。他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开车的美国人就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
已经受过外事政策教育的沈科长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机敏地回答说：“什么？使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只知道你是侨民，在南京的美国侨民。”
以上情况说明了司徒雷登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是有其用心的，是打算与中共接触的。但在司徒雷登未能与中共进城部队接触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解放军战士误入美国使馆的外交事件。
4月25日，就在中共中央给总前委与华东局发出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问题的“八条指示”电的同时，这天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七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讯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误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已经起床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了，猛吃一惊，骤然色变，就一改向来总是笑眯眯的形象，暴跳如雷地大声用中国话叫道：“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我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进入使馆就是侵犯美国，必须立即退出。”
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眼前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也就以牙还牙，愤怒斥责：“你凶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你们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终将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幸亏营教导员王怀晋在外听到了争吵声，及时赶来劝解，示意营长注意涉外政策，这才缓和了事态。解放军这才退出了美国大使馆。
当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是这样记述的--
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劝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什物，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这件事，经西方报纸、电台加以渲染，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立即变得提心吊胆，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可是过了数天，不但没再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且看到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和蔼，不拿老百姓东西，还有为居民做好事的，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司徒雷登经验老到，根据共军占据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会是一样，不承认他这个美国驻华使馆与他这个驻华大使，只将他作“普通侨民”看待。他当然不会甘心，他先是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当时，他通过了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抗议。
当美国使馆的抗议照会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当局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其照会退了回去，并根据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军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员住宅进行检查和盘问。
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英、法等国的大使见受到中共当局冷落也很为焦急，每两三天就要找司徒雷登会晤一次。英国大使斯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层担心，极为忧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上海后，会直取广州而威胁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在解放军刚进南京城的头几天，司徒雷登经过“入宅”事件后，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待在使馆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觉得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军管会接管南京以后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他四处联络想通过在华的老关系探听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十分急于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他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中说：“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事实的地方当局代表所做的安排和指点。”
尽管解放军曾在入城第二天进入他的住宅，但他经过几天观察，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顿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遣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说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兴奋的是，他知道，黄华是他从前在燕京大学时经济系的学生，而且还和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早就听去过延安的美国军官与记者说起，在延安受到了黄华的接待。他高兴地对傅泾波说：“你看，机会来了嘛！要是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泾波说：“依我看，黄华也会像龚澎一样，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那里去的。”
卷四 最早的中美谈判是奥妙的“师生见面”
司徒雷登费尽苦心谋求与黄华“师生见面”/ 毛泽东指示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 司徒雷登有意将“师生见面”涂上官方色彩，黄华对此作澄清
［1949年4月28日-5月10日，北平-南京］
司徒雷登费尽苦心谋求与黄华“师生见面”
黄华一路行色匆匆，随南下工作队乘火车赶到合肥。正赶上原来设在合肥的总前委和华东局都搬家迁往南京，他立即搭上了汽车，赶到了南京。
当时南京刚刚解放，情况十分复杂。他到军管会报到，刚放下行李，就没日没夜地忙了起来。先根据周恩来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外事处就设在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办公楼里。他一方面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处理遗留的档案；一方面做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工作。经接收档案及与市公安局联合做调查，核实在南京有32个国家的328名外交官及其114名眷属。他与市公安局长周兴给总前委、华东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对这些使领馆及外交官们的对策：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统统按一般侨民处理，不承认其外交特权，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对帝国主义资产采取“压下来，挤出去”的办法，迫其退出，逐步接管。邓小平和刘伯承非常重视，立即转报中央，几天后，中央回电表示同意。他一到南京，也了解了有关司徒雷登的事情。
美方向市军管会申述滞留在南京的理由，说是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飞机现停在明故宫机场。我方问要修多久，回答说需要修理约四个星期即一个月左右，我方同意了。
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显然是一种借口而已。还有就是发生了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司徒雷登住处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原外国使节的不安。
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即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时给南京发来指示：
……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
黄华立即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这时，他已经获知司徒雷登急于与他见面。5月6日时，老同学傅泾波就要求先与他见面，黄华以有事而推托了。经报告南京市委领导同意之后，约定了第二天与傅泾波见面。
5月7日，在中山路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会客室里，两个燕京大学的老同学见面了。黄华穿的仍然是灰布军装，傅泾波却是西装领带皮鞋，在当时刚解放的南京，这两人虽是过去同班的老同学，在不同的着装上就表明了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世界。
傅泾波一进屋里，就主动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先寒暄叙旧谈同窗苦读之谊后，黄华显得不冷也不热，话也不多，尽量让对方多说。在与傅泾波接触之前，因为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有关指示，黄华胸有成竹。
在4月28日，南京军管会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与美国建交的原则问题的指示电。这份指示电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电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够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另一方，傅泾波早已经与司徒雷登反复琢磨怎么来与黄华对话。
司徒雷登知道，共产党对自己是很有意见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公开点过其名字了。那是这年的2月15日，毛泽东揭露司徒雷登在贩卖国民党“和平”阴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形象而辛辣地写道：“……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诉中央社记者，该记者因为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 毛泽东对于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平”，一手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甚为鄙视，称其是搬起“和平攻势”的石头，最后打在自己的脚上了。
因此，当这对老同学寒暄后言归正题时，傅泾波按司徒雷登面授的意思，一上来就在黄华面前先为司徒雷登申辩，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倾倒出来：一年多来，司徒雷登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了。司徒雷登是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的，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也不熟悉，又加上马歇尔备受国民党包围，乃铸成错误，致使调停国共冲突失败，马氏被调回国。
傅泾波说：“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
黄华只是听着，没有作出什么表示。
傅泾波又按司徒雷登授意，主动谈起了《中美商约》。傅说：“司徒大使说，中美两国之间，过去所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加以修改。”
司徒雷登因为知道中共方面对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极为愤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全称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那是蒋介石为了博得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打败中共，在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按这个条约的内容，美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国居住、旅行、经商、购置土地及产业，美国商品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物资、人员可以自由通过中国领土、领水等等。此条约签订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该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耻。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布命令，将签约的11月4日定为国耻日。
司徒雷登让傅泾波主动提出修改《中美商约》，一方面是做贼心虚，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妄图诱使新生的人民政权与美国政府发生官方关系。
黄华也只是听着，没有就此表态。
傅泾波继续为司徒雷登说好话：“此次国民党撤退以前，行政院长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迁往广州，司徒却决定留在南京不走，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这点是已经获得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司徒校长得知你来到南京的消息非常高兴，很盼望与你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可由你定。”
黄华却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仍是一张平静的脸。
“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较换一个新人好一些。”傅泾波这就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大使，及与中共方面办交涉的愿望，并特别强调司徒雷登的诚意，说：“司徒雷登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便按下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黄华回答的话，声调虽不高而平和，分量却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