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瑞航班机飞越地中海上空，飞临北非的阿尔及尔上空的时候，蓝色的阿尔及尔湾边那绵长的防波堤后面，一个欧洲风格的非洲城市矗立在海岸线上。
李清泉乘机赶到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是1963年的圣诞节期间。在飞机场及市区著名的迪杜什·募哈德大街或是拉比·本米迪大街上，可以看见楼房或是商店门前，并列插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东道国的绿白相间的红月牙星旗。有的横幅用中文写着标语：“欢迎周恩来总理”、“中国-阿尔及利亚万岁”。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李清泉为在伯尔尼进行中法建交谈判中所遇到的问题，直接飞至阿尔及尔，向周恩来作请示汇报。
12月11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通知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说，法国外交部博马舍先生来瑞士，要求12日会见中国大使。李清泉当即同意并报告中国外交部。12日上午，博马舍如约来到在伯尔尼的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里，与李清泉大使会见。博马舍对李清泉说：“你们也许觉得奇怪，一个负责欧洲事务的人来和你们讨论两国建交问题。这是因为这次担负的使命是绝对保密的，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代办（大使奉调回国）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所以也请你们保密。今后的谈判，就只在中国大使馆里进行。”
博马舍口述了一个简单的建交公报内容大意，表述了法方要求双方联合发表或者各自同时发表。
当时，李清泉还没有接到富尔在北京会谈情况的通知，因而就对博马舍说，他将报告政府后再予答复。国内很快就答复，要他到北非找出访中的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周恩来是从12月13日飞离昆明开始十四国之行的。周恩来在国外访问的繁忙会见、谈判与应酬中，仍然密切关注着中法建交谈判的进展情况，从原则的掌握到谈判的具体细节都有详尽的指示。这次他要求李清泉大使到阿尔及尔，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周恩来要具体帮助李大使掌握中央的谈判精神。
在伯尔尼谈判开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外交部给李清泉发来了同法方谈判的具体指示。总的精神是：原则问题要坚定，不能有任何含糊，具体方式可灵活，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同时给他附来了《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即周恩来与富尔达成的三项默契。以博马舍来谈时所提的公报方案和与北京会谈的协议对照来看，戴高乐是想用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方式来代替原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显然法方是为了避免给人造成他们主动的印象，同时，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法国在承认中国后不立即主动驱逐蒋介石“代表”的做法。对此，中共中央的精神是：只要法方实际上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还是应该争取与法方达成建交协议，程序问题和方式问题可以灵活处理。外交部给李清泉的指示中还列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便在谈判中相机择用。后来因为圣诞节是西方大节，法方要求将约定下次会谈时间推迟至1964年元旦以后，以及李清泉提出的一些问题需要答复，外交部便通知李清泉从瑞士赶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向刚结束在埃及访问抵达阿尔及尔的周恩来当面请示汇报。汇报在周恩来一天频繁的访问结束后于深夜进行。
据李清泉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因为谈判所有的情况总理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很少提问，他在听了我对法方推迟下次会谈时间不会有什么政治原因、不影响会谈的分析之后，主要是要我复述一遍中央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各种方案。在认为我复述无误之后，总理作了一些新的指示，然后要我把理解的中央的方针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置原则及他的新的指示，综合起来写个报告给外交部。”
12月27日上午，周恩来结束了在阿尔及尔的访问乘专机飞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李清泉继续留在阿尔及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就伯尔尼谈判的具体方案及各种情况的处置和会谈纪要内容与格式，写了两个报告给外交部，随后飞返瑞士。
外交部很快就批准了这两个报告。
李清泉根据中央精神机动处理问题，获周恩来赞许
1月2日。圣诞假期过后，法方代表博马舍如约来到伯尔尼的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双方继续会谈。李清泉大使按预定谈判方案首先表示：中国政府已向他通知了富尔在北京的会谈情况及达成的三项默契，他奉命仍提出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对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简单愈好。鉴于在会谈中没有出现违背三项默契的原则问题，法方也一再肯定北京会谈的精神，中法建交现在只是程序问题。李清泉随即按照预定计划提出，如果法方实质上坚持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 的立场，为了照顾法方的困难，我们可以同意法方提出的方式及公报措辞。但是，中国政府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
中方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法方的困难，入情入理。博马舍当即表示已经清楚了，将把会谈情况报告法国政府后再答复。博马舍并主动提出下次会谈日期定在1月6日，而且解释说，如果他不能如期前来，那就是他没能找到法国外长，而不会是别的原因。后来日期改为9日。为争取下次会谈成功，李清泉又设想了几种可能与相应的对策报告外交部。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指示报党中央批准后，给李清泉发了关于9日会谈的指示。
1月9日，博马舍如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双方见面之后，博马舍首先复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会谈中提出的方案，然后说：法方认为中、法双方已经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了协议，并提出建交公报发布时间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12时，在北京与巴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博马舍未正面表态，而用复述中方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
李清泉重申：中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
然后，双方就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进行磋商。李清泉根据国内指示，提出在北京时间1:30或者2:30即格林尼治时间17:30或者18:30，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博马舍对此解释说，法国《世界报》每日下午3时出报，希望能及时在该报宣布建交消息，因而提出在巴黎时间12时发表建交公报，希望中方谅解。
李清泉知道，《世界报》是法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因而当即表示同意对方选择的“巴黎时间12时”。这样，中法建交协议就最后达成了。李清泉根据国内指示，达成协议后不必搞会谈纪要，双方代表在公报的中、法文本上草签即可。
对此，博马舍坚持认为无必要，他说自己受法国政府委派，完全可以承担义务。他并强调说，戴高乐指示他迅速同中方达成协议，今天达成协议的有关内容都是经过戴高乐批准的；因此，他不必再报请政府批准。
李清泉表示，也可以不草签，但是声明：中方将把协议内容报请中国政府最后批准。
这天达成协议之后，博马舍又谈了两件事：其一，法国将在联合公报发布前，将中法建交的事秘密通知英、德、美、日等国。这是出于礼貌，将此事告知中方。其二，法国政府拟在建交公报发布后三四日内派遣5名先遣人员前往北京筹备建馆事务。
对于前一个敏感问题，李清泉当即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局都可以将中法建交协议通知自己认为必要的其他国家政府，中国政府将根据自己的考虑采取措施。中法建交的伯尔尼谈判，至此已经基本结束。
两天后，李清泉根据外交部指示通知法方：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并欢迎法方派员赴北京筹备建馆。
在建交联合公报发布前夕，1月23日，博马舍又到伯尔尼会见了李清泉，重提法方将于2月20日至25日之间派先遣人员赴北京建馆，并询问中方何时派人去巴黎。博马舍告之说，戴高乐将于公报发表后的1月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他对中法建交的看法，并在中法关系和中法建交的世界意义方面，谈他对中法建交有何期待。
中法建交后不久，李清泉回国开会，周恩来表扬他说：“中法建交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时，你那点机动是对的。”
这是指李清泉在与博马舍达成协议后，没有坚持双方代表在建交公报文本上草签，也没有坚持按我方的要求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
卷二十五 中法“外交核炸弹”爆炸了
只有47个汉字组成的“外交核炸弹”爆炸了/ “美国被戴高乐一刀刺痛了”/ 针对美国要老蒋赖在巴黎不走，戴高乐下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手谕
［1964年1月27日前后，巴黎-华盛顿-台北］
只有47个汉字组成的“外交核炸弹”爆炸了
西方报纸称，一颗“外交核炸弹”爆炸了！
也有传媒称为“美国对中国封锁的坚冰，被中法建交的航船突破了”。
这颗所谓“外交核炸弹”，它确实穿透力极猛，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都震撼了。它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构筑的封锁包围圈被打破了。这个“核炸弹”只有两句话，即中文47个字。
这是指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同时在北京与巴黎发表的一个简短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紧接着，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以下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做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 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个声明是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发表的。这一声明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了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默契的内容，也就是法国对中法建交所承担的相应的义务。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了对中国的认识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他首先说到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几千年来，他们这个民族以个人的耐心、辛劳和勤恳的能力勉强弥补了他们的集体在方法上和团结上的缺陷，建立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是并不划一，从小亚细亚和欧洲的边界伸展到漫长的太平洋海岸，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伸展到印度和东京（越南的东京）的热带地区。这个国家的历史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它一直坚持要保持独立，不断努力进行中央集权，它从本能上倾向于闭关自守而且蔑视外国人，但是它意识到它是永恒不变的，并以此自豪。这个国家同现代国家最初的接触，对它说来是粗暴的，它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一个世纪之中，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的多次干涉、威胁、出兵、侵略，使它遭受了许多次屈辱和瓜分。由于这些剧烈的民族震动，由于优秀人物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改造他们的国家，使它的实力和条件达到同曾经压迫它的国家相等的水平，中国才发生了革命……”
因为这次需要在实质上与蒋介石政权断绝关系，戴高乐为了做点安抚，在讲话中给蒋介石赞扬了两句：“我应该向蒋介石元帅的才能、向他的爱国主义品质和崇高精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