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回住处时，夜幕降临，闪烁的霓虹灯已经勾勒出上海之繁华喧嚣与现代文明色彩。如果说，皇朝的古都北京的神秘、辉煌，使他觉得东方哲学之博大深邃，那么上海这个富有西方色彩的城市却使他更感到亲切宜人。7年前，他初次来上海，浏览市容的时候，沿街看到许多在世纪初建筑的英式、法式、德式楼宇，仍然作为上海的主要建筑耸立在大街两旁，这会使他乍然觉得是置身在欧洲某个城市之中。在外滩边宏伟凝重的建筑群中，他无需陪同介绍，就认出那法国味很浓的法兰西银行老楼。他还记得，上次经过某条街道，发现一座典型的法兰西风格的城堡式住宅，他惊奇地叫起来。这住宅外观有点像美国的白宫，是法国后期文艺复兴建筑式的典范，保存十分完好。陪同告诉他，这栋楼有“沪上小白宫”之称，是过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事住宅，现任外交部长陈毅出任上海市长时曾在此住过。
两个上海市长中午宴请时，问他要不要在上海多留两天。
他笑答：我喜欢上海，东西方文化交融得很好，也很想留下多看看；但是，我们已经达成基本协议，毛主席也要见我，将军在爱丽舍宫都还不知道在上海发生的重要进展，我不能逗留，明天就要启程返回。
当天晚上8时30分，周恩来将商改铅印好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给富尔。周恩来和富尔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这份两国建交方案文件上签了字。签字之后，两人紧紧地握手达两三分钟之久。
这份《周恩来谈话要点》就成了关于中法两国建交的最重要的基本文件。这种形式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独特的。
鉴于富尔将经缅甸、印度回国，在签字后，周恩来花了一些时间与富尔谈了有关中印边界的问题。
11月2日当晚，在上海外滩之畔，他因圆满地完成了戴高乐交给他的秘密使命，兴奋得难以入睡。
11月3日，他立即踏上了归途。这天，新华社经周恩来特别批准，播发了一条关于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的消息。这是周恩来向世界发布的一条含蓄而奥妙的信息，当然引起了海外各方面的种种猜测。
富尔为了避开耳目、绝对保密，他在返国途中不再按来华路线经过香港。他从上海经停广州飞抵昆明，11月5日，他再从昆明飞至仰光。完成了这个责任重大的秘密使命，他欣喜若狂、归心似箭，为了不泄露出蛛丝马迹，他不得不装成个名副其实的偕夫人的旅游者，在风景如画的仰光装着优哉游哉地观光，去观赏那镶嵌有数千颗名贵宝石的缅甸大金塔，到市里美丽的皇家湖畔的热带奇树下去盘桓。实际上，他从仰光的明加拉顿机场一到酒店住下，就迫不及待地给戴高乐写了一份情况报告。
据他在1972年发表的《承认中国》一文透露，他在仰光写报告的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他考虑到如果将双方讨论的两个方案都报告的话，可能会引起戴高乐的犹豫不决。因而他的报告作了保留，只向戴高乐报告了直接建交方案，而只字未提先设立文化、贸易机构再过渡的延期建交方案。他的想法是先报了第一方案，要是不成，回到巴黎再拿出第二方案也不迟。
两天后，他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就将报告连同经双方签字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封装成漆封密件，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他却在印度旅行观光，逗留了两个星期，以显示他并无公务在身。
尽管富尔煞费苦心装扮成醉心于东方文化景观的“旅游者”，在中国观赏了稀世的云冈石窟，在缅甸游览了大佛塔，在印度逛了泰姬陵，还跳下了恒河净身；但是，他并不知道，自从他从昆明飞抵仰光，就已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网的密切监视之下。当初，他接受了戴高乐之秘密使命，与中国外交官在瑞士悄悄接触时，其行动还没有露出什么蛛丝马迹而引起怀疑。但是，当他在香港露面而通过罗湖桥进入中国时，他就成了美国中情局特别关注的对象。
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情报机关搜集中共情报的中心从东京迁至香港。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强化了在香港的情报工作，使香港成为搜集中共动态的最重要的桥头堡。监视内容也包括了进入“铁幕”中国的西方各国政要。富尔并不知道，就在他1957年5月间首次从罗湖桥进入中国，中精局总部的情报分析专家立即作了分析：富尔担任过法国政府两任总理，是法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是戴高乐的亲信人物；于是，他被登记在册，被列入要对其作情报分析的重要黑名单。如今在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再次访华，没几天还传来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消息，这就不能不引起美国情报分析专家的高度关注。
卷二十四 周恩来与戴高乐直接掌握着中法建交最后谈判
富尔尚未回到巴黎，美国大使就突然拜会戴高乐/ 出席肯尼迪葬礼的戴高乐决定了尽快实现法中建交/ 在北非访问的周恩来直接掌握着中法建交最后谈判/ 李清泉根据中央精神机动处理问题，获周恩来赞许
［1963年11月-1964年1月，巴黎-阿尔及尔-伯尔尼］
富尔尚未回到巴黎，美国大使就突然拜会戴高乐
在总统府的爱丽舍宫里，戴高乐将军从来没有觉得惬意过。
他过惯了戎马生活，出任总统后，并不喜欢搬到位于繁华而狭窄的圣·奥诺雷大街55号的这座宫殿。每当外出归来，走过六级石阶进入宫里，听见那道道宫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他总会感到自己是被禁锢在总统的职位上。因而，几乎每个礼拜他都要回到科隆贝乡间别墅住两天；或者去外地、外国访问。
1963年11月5日这天，午饭之后，他遵照日常规律与夫人在花园里散步，两人并撕下面包碎片喂池塘里戏水的鸭子。这天他心情算是高兴的，因为上午他浏览报纸时，看到各大报都登载了法新社发自中国的简短消息：毛泽东主席日前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做了友好的谈话。
他感觉到这则只有短短两三句话的消息，背后似乎有令他欣喜兴奋的内容。
在散步中，夫人觉察他没说什么话，似乎在考虑问题。夫人也保持沉默。
他使用逆推法判断，要是富尔的谈判不顺利，毛泽东有可能不会接见自己的这个特使；接见了并发了消息，应该说明谈判顺利。
他还进一步考虑，这正像他自己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也是不会无缘无故接见一个中国政要人物的。
自从富尔启程去中国后，他就一直很关注来自那里的信息。只有他才懂得这条消息的耐人寻味之意蕴。仅凭这条只有两三行字的消息，他还无法确定富尔是否完成了秘密使命；不过，毛泽东亲自接见富尔，并从高度集权的中国官方发出消息，至少表明富尔此次访华有可能获得了进展。
他也在琢磨美国驻法国大使波伦，今天突然要求来爱丽舍宫拜访的事。
本来日前在一个外交场合他已经与波伦见过面，两人在一起说话时间也不短。近几天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是不是盛气凌人的肯尼迪总统有什么急信传递？抑或是华盛顿方面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富尔？
他判断波伦之拜访，极有可能是这条和法国有关的消息引起的。毛泽东接见法国一个在政坛甚有影响的前总理，理所当然会引起白宫的警觉。真是智者千虑也会有考虑不周之处，由于对中国人处事习惯不熟悉，没想到中国人会发出这么一条使世界注目的新闻。要不，他也会让富尔向中国人提出，不要发出有关其访华的任何新闻。
这条含意模糊的消息发了就发了，也许会引出什么好结果呢。
他还立即往深一层想去，也许富尔出现在香港并进入红色中国，就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警觉。情报工作向来是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他入主爱丽舍宫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爱丽舍宫的动向就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要目标。
他出任总统后，曾经听取法国情报部门主管汇报。
当时，苏联的喷气发动机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法国是西方当时唯一与苏联有直航关系的国家，苏联各种飞机降落在巴黎布歇尔机场，苏联人在机场还设有自己的机件库房。一架先进的图-104在布歇尔机场出了故障，一台喷气发动机坏了，苏联运输机运送来一台新发动机，坏的发动机换了下来，存在库房里。机会来了，法国特工利用坏发动机用火车发往苏联运输途中，精心策划了一场交通事故，将发动机秘密截留了4个钟头。在这4个小时内，近百名法国航空工程师和专家将这个庞然大物卸成一个个零件，分别拍照画图之后，又按原样组装，钉好箱子，原样铅封，继续发往苏联。
这一举动为法国航空工业赢得了10年时间。
此事得到了戴高乐的高度赞扬。但另一件事却引发他对法国情报工作的方针作出了重要新指示。
中央情报局要求法国特工利用法航班机飞越苏联领空的机会，偷拍地面目标以确认苏联导弹发射基地位置。特工机长使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得到相同的两套胶卷。法国情报机关将其中一套给了美国，自己却背着美国，留下另一套自行冲洗底片。根据两国秘密协议，美国应送还一套冲洗出来的完整底片。两相对比，发现美国人对送给法国的底片进行了剪裁，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
美国人干的事当然引起戴高乐的极度反感。他为此告诫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负责人：“我希望我国的谍报活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东方国家。美国也应该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去年夏天，他就得到一个报告，大约60名美国特工和近60名英国特工在法国国土上分别掌握着12个谍报站。他看了很气愤，责令有关部门给反间谍机关领土警戒局下达“第一号密令”：制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局特工人员在法国的活动……
下午3时整，他准时回到了二楼的办公室。不一会儿，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就如约进门来了。两人各坐在一张帝国时代的安乐椅上说话。寒暄几句之后，戴高乐原以为这个美国大使要来谈越南问题，即最近的西贡政变和吴庭艳被杀害而引起的问题，想不到波伦单刀直入地突然问：
“总统阁下，法中关系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巴黎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如何？”
戴高乐对此问题早有思想准备，只是表情平静地望了望这位美国大使，平淡而模棱两可地回答说：
“你不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吗？总有一天得承认事实，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将是明天的事。您知道，埃德加·富尔到中国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将听听他说些什么，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总而言之，像这种性质的事情，我们在同你们打招呼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他看到对方的那张脸，是不满而失望的。他心里觉得高兴，没有表露出来。
4天以后，富尔从印度新德里派出的密使回到巴黎。戴高乐看了富尔写的情况报告与所附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兴奋地一口气看了两遍！他对在另一个屋里的夫人说：“请给我一杯香槟酒！”
他同意富尔在报告中所作的结论，准备立即实现中法两国相互承认。
两星期之后，11月22日，富尔刚刚回到巴黎，就给爱丽舍宫打电话。富尔听见戴高乐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拥抱你！”
富尔听了很高兴，他跟随将军多年，熟知这句话是戴高乐的一句名言。将军只对他特别器重的人给以褒奖的时刻，才说：“我拥抱你！”
戴高乐要求富尔立即到爱丽舍宫来见面。
出席肯尼迪葬礼的戴高乐决定了尽快实现法中建交
见面之时，戴高乐确实拥抱了富尔。
戴高乐身材高大，胳膊又长又粗，将富尔搂得很紧很有力。在面向花园的总统办公室里，戴高乐详细听取了富尔的报告，特别具体地问起了毛泽东接见时的细节。他肯定了富尔提前派人送回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说：“收到这份东西后，我已经拿定主意，按你谈成的协议原则，着手准备法中建交。”
富尔即问：“将军，我们是不是立即付诸实施？”
戴高乐稍作思索，问：“你知道今天美国发生的事情吗？”
富尔说：“刚刚知道。我从机场回到家里，电视新闻已经播放了。”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接任总统。
戴高乐说：“我刚刚收到白宫发来的电报。我准备飞赴华盛顿参加葬礼。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进行的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使法中关系很快就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24日，戴高乐乘专机飞抵华盛顿。25日，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被用炮车载到圣马太教堂去做弥撒，然后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以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葬礼。在葬礼后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戴高乐同新总统约翰逊只交谈了10分钟。在这简短的交谈中，他对这位没有经过选举而当上总统的约翰逊印象不佳，觉得其人态度甚为傲慢，尤其是谈到越南问题时表现得盛气凌人。约翰逊对他说：“我不想丢失越南，不想成为看到越南步中国后尘的美国总统！我想提醒阁下的是，我们西方世界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保持一致。我想邀请阁下明年春天来华盛顿开会。”
老一套！约翰逊也是将自己当做西方世界的代言人。
戴高乐当场拒绝了对方约他翌年初来美国参加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的邀请；与此同时，华盛顿的葬礼之行，更坚定了他立即实现法中建交的主意。
戴高乐从美国回到巴黎后，即着手实施法中建交工作，其中的具体事宜都直接由他自己经管。因为上次富尔虽受命使华与中国领导人谈判，却不是正式全权代表，12月上旬，他决定另行指派代表到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他派出的代表是外交部公使衔的欧洲司长雅克·德·博马舍，并对其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此事只能限于戴高乐、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与博马舍知道，即使是协助安排德马舍与李清泉会见的法国驻瑞士使馆的外交官员也不能得知。为此，戴高乐本人给博马舍写了一封指示信。他在信中强调：“我方和对方都谈不上有什么条件。因此，主要确定（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只消以一纸公报宣布两国政府所一致同意采取的决定。……会报稿只要提到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和近期互换大使就行了。”
原来富尔在北京与周恩来达成的协议是由法方先向中方提出正式建交照会，然后中方复照欢迎，表示愿意建交、互派大使。后来经戴高乐仔细斟酌，由法方采取主动先提出照会，似乎有失面子，因而提出改为双方共同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或者各自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此公报要求愈简单愈好。
在北非访问的周恩来直接掌握着中法建交最后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