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晚，即胡志明抵达北京与周恩来商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第二天，越军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对卡斯特里指挥部所在地的芒清中心分区进行攻击。战斗开始后，突破前沿比较顺利，但进入纵深发展甚慢，主要是这一带敌人工事特别牢固和火力极为猛烈。越军干部缺乏攻坚应变能力，遭敌反击不知应付，使攻击受挫，造成部队较大伤亡。经一周战斗，共攻克法军5个集团据点，歼敌3个多营的兵力，控制了奠边府东面大部分重要高地，对芒清中心区的法军指挥部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
但攻击中碰到了一颗硬钉子。卫护芒清的一个A1要点是二战时期日军构筑的，其坑道与掩蔽部十分坚固，法军据以顽抗，越军无法对付，未能全部攻克，形成双方各占一半。另一要点C1被越军攻占后，法军组织反击，也形成双方各占一半。此后，在这两个要点中进行了激烈反复的争夺战，双方都伤亡甚众。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奠边府战役的进展。韦国清几乎每日都往北京给中共中央军委电告战况，有时甚至一日数次。
4月3日晚间，毛泽东在连续看了韦国清从奠边府前线发来的致电报告后，对攻击芒清中心区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极为关切。当时，周恩来与胡志明刚刚离京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日内瓦会议开幕在即。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奠边府战役必须在日内瓦会议开幕之际胜利结束，这次国际会议才会取得有利于我们的突破。
战况胶着，毛泽东的烟灰缸里的烟头骤增。
毛泽东觉得越军要再加强炮兵部队，以利于今后进攻城市作战，并觉得奠边府需提前实施总攻。于是，毛泽东给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需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
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
毛泽东还在信中“所需的充足的炮弹” 里的“充足的”三个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战况需要，紧急从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选调数名工兵干部赶赴奠边府前线，帮助越军挖暗壕通向A1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弹将其炸毁。
4月8日，法军再向奠边府空降1个伞兵营。
4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两次致电韦国清，对攻奠战术作了如下指示--
“（一）要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及时补充；
（二）对敌南北两集团，从中间斩断分割之；
（三）对敌盖沟可集中炮火分段分点逐渐摧毁；
（四）打下一个点后，迅即改造工事，巩固一点，尔后逐段发展，紧缩包围；
（五）广泛组织狙击兵，限制敌人活动；
（六）乘敌已动摇，展开政治攻势。”
韦国清带领军事顾问团落实中共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配合越军前指与各部队做好上述有关工作。经过激烈战斗，至4月下旬，法国守军处境已经十分困难。
奠边府战役的最后包围圈被缩小到机场南面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区，盆地里法军的整个集团据点群被分割成几块，机场也被越军占领了一半，空投的物资相当一部分落在越军的阵地里。为了躲避越军的炮袭与狙击，法军整天龟缩在工事和地下室里。地下室中伤员拥挤不堪，无法运走，加上雨季来临，暴雨倾泻，使地下室里肮脏、潮湿与强烈的恶臭。
越军大大小小数百门炮的炮口都瞄准了预定目标。中国方面给所有的炮都准备了足够的炮弹，因为毛主席对胡主席说了：要组织好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及时补充。
1989年5月，在奠边府战役大捷35周年之际，武元甲在接受越南《人民军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奠边府整个战役和整个抗战中来自中国“巨大而有效”的援助；中国曾在“物质上和经验方面尽心尽意援助了越南”；“中国同志曾真诚地向我们提出意见、建议，总的说来他们尊重我们，一切事情都由我们作出决定”。
卷十六 周恩来为什么突然推迟了访问印度的日程
新中国作为世界五强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与美国较量的结果/ 奠边府战后的纪念铜牌上没有别的文字，只刻了一排时间数字/ 周恩来突然改变访问新德里日程，去秘密会晤法国新总理兼外长
［1954年4月26日-5月6日，日内瓦-奠边府］
新中国作为世界五强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与美国较量的结果
当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报道。日内瓦国际会议于4月26日于国联大厦开幕。这个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被人称为“世界五强会议”，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五国为主参加，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邀请与此问题有关的国家与会，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邀请与该问题有关的国家与会。
当时在此世界五强中，中国只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一个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另一个是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本来美国就不想让中国来开会，但没有中国参加，讨论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就根本没有意义，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迫于英、法两国的压力，出于无奈，只好让中国参加了。杜勒斯还特别发表声明：让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等于承认新中国。杜勒斯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对手。杜勒斯给美国代表团作了很强硬而严格的规定：美国代表团人员不能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连美国的工作人员也觉得杜勒斯的规定“太过分、太别扭”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远东地区诸如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利益，曾经在1950年初宣布承认中国；后来因为朝鲜战争及中国恢复联大的地位问题造成障碍，中英两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在日内瓦，经莫洛托夫介绍，周恩来与艾登于4月30日这天见面了。艾登高高的个子，衣冠楚楚，一副绅士派头。这是中英两国外长之间的第一次接触，两人握了手，进行了坦率而友好的会谈，就朝鲜、印度支那、英美关系和中英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中英关系时，周恩来对艾登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追随美国不承认中国。第一次见面后，两人以后在日内瓦多次见面，还相互宴请。
数天后，经艾登要求、周恩来同意并做安排，决定了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反应很强烈，诸多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周恩来与艾登的这些接触，使中英两国在不久之后实现了“半建交”，即建立了临时代办级的关系。这是新中国在对西方国家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法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法国出现了将战争打下去的主战派和面对现实的主和派，皮杜尔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主战派要将战争打下去，正在乞求美国出兵干预，因而不敢得罪美国。皮杜尔是矮小个子，因爱饮酒，似乎整日给人醉意醺醺的样子，其实他是很清醒的；在国联大厦的会场上，在杜勒斯和美国代表团的视线下，皮杜尔开始遇见周恩来时，总是侧目而过，并且不和周恩来打招呼。在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杜勒斯发言攻击中国是所谓朝鲜半岛的“侵略者”之后，皮杜尔也跟随着附和，还表现了一番，与周恩来展开激烈的舌战。周恩来认为美国的侵略行动是亚洲紧张局势的根源，而并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国。
皮杜尔这时讥讽说：“如果中国没有向朝鲜派遣志愿军，那它又怎么撤离军队呢？”
周恩来机敏地回敬说：“我想皮杜尔先生需要检查一下自己衰退了的记忆力，回想一下美国侵朝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帜，是朝鲜战争的一方；既然昨天是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联合国军为一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今天又怎么能允许交战的一方来对另一方进行‘监督’呢？”
在后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周恩来与皮杜尔也数次交锋。周恩来对皮杜尔不理解印度支那战争是一场反殖民主义的运动而感到遗憾。他还谈到印支战争在法国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说，很显然，法国“统治阶层” 的“主战派”不敢放弃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法国人民却普遍地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周恩来坦率地对皮杜尔说：“皮杜尔先生作为法国殖民主义代表，你是不敢擅自发布停火命令的。”
皮杜尔反驳说：“我没有必要接受周先生在法国政治问题上的说教。”
皮杜尔在场面上与周恩来针锋相对，可是，却还有想与周恩来接触的一面。美国人说要派兵干预印支战争，却光打雷不下雨；而被围在奠边府的法军已经危在旦夕了。皮杜尔十分想与周恩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其在会外，曾经有意接触中国代表团王炳南等工作人员，还找了莫洛托夫，请苏方出面斡旋介绍其与周恩来会见。
4月2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报告日内瓦会议头三天的情况时，在电报中的第二条说：法方首席代表“皮杜尔急于要商谈印度支那问题”，现在“已与莫洛托夫接触，并表示愿经苏方与我见面”；因此，印度支那问题有提早讨论的可能。
那些天全世界的报纸头版上都充满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和奠边府战役的消息。如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与杜勒斯两人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是侵略者……”
《法兰西晚报》说：“在遥远的奠边府的节节进逼，使日内瓦会议中的共产党代表带着得意的微笑，大谈特谈着和平。”
法国《世界报》发自河内的报道写道：“奠边府的医生正在临近忍耐的极限，如山的伤员躺在地上等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点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处于昏迷状态的人。”
陈毅后来出任外交部长后，曾经对人说过：中国能够作为“世界五强”参加1954年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可以说是中美两国之间在朝鲜与越南较量的结果，是打出来的；美国不承认中国，但又不得不同中国坐下来开会。
在日内瓦国际会议开幕之时，中国支持越南与美国支持法国，在奠边府战场上的最后较量一触即发。
奠边府战后的纪念铜牌上没有别的文字，只刻了一排时间数字
且看这场战役最后一个星期（1954年4月30日-5月7日）的情况。
在奠边府即将失守的危急情况下，法军部署了两个救援奠边府守军的行动。
第一个代号叫“神鹰行动”。法军从本土增兵越南，空运至河内；从老挝派出一支步兵部队，同河内飞来的空降部队会合，组成有8个营兵力的快速部队，向奠边府挺进。但落实“神鹰行动”，必须得到115架C-47运输机再加上一支相当的战斗轰炸机部队的支援，这已经超过了法国现有空军的实力。经过艰苦交涉，美国方面答应动用美军运输机将法国本土部队运送至河内及海防，但不参加对奠边府的直接军事行动。
第二个代号叫“白头翁行动”，让守军在天黑的时候，把重伤员留下，轻伤员做火力掩护，以非常猛烈的炮火和迫击炮开路，直接从奠边府突围而进入丛林地区。这将是迫不得已而在最后才命令采取的行动。
法军司令部为了鼓舞守军士气，将奠边府部队指挥官卡斯特里由上校晋升为准将，并给一批官兵颁发勋章与奖章。C-54型运输机在空投弹药给养时，也空投了给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其晋级的白兰地酒，还有给下层官兵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物。
第二天，越方的电台播音员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和勋章等，全部缴获了。
从4月下旬起，法军在河内与老挝的异动，通过有关渠道而被中共中央军委所获悉。中共中央军委十分关注奠边府法军解围的问题，于4月30日致电奠边府前线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指出--
“敌今后行动最大可能是以伞兵两个营空降人民军后方交通要点，切断人民军补给，捣乱后方，并协同奠边府、芒夸之敌解围奠边府，使人民军作战功亏一篑。”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韦国清将军与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商议：越军在南、北两个方向上进一步加强防敌解围的部署；同时决定，以主力部队3个师于5月1日夜间，向敌指挥所所在的芒清西面对东面的据点群实施猛攻。
经过两天两夜激烈战斗，至5月3日，越军逼近了法军芒清指挥所。
中共中央军委高度关注奠边府战局，5月3日，人民解放军粟裕总参谋长致电韦国清，再次指出--
“军委最关心的是集结于河内并受过训练的伞兵，空降于你们的后方补给线上（因伞兵不需要着陆），扼要构筑据点，截断你们的交通，捣乱你们后方，迫你们解围，甚至造成纷乱。这样不仅对越军影响很大，对越南战局及日内瓦会议均不利。因此，望对后方交通线注意防范，最好再能抽出一些兵力加强之（如河内地区敌据点多，不便攻击，而只能伏击其交通时，是否可从该地区抽出一些兵力来），以防万一。
奠边府战役应力争全胜，这对越军战力之提高、对你们今后工作便利均有影响，尤其对越战局及日内瓦会议谈判影响更大。望抓住总前委会议的成就，发扬英雄模范作用，开展立功运动，以争全胜。”
5月4日晚间，法军司令部从集结在河内的伞兵调1个营，空投入奠边府。
5月5日，最后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越军的突击队与法军芒清指挥所只隔着一条壕沟了。由于连日下雨，这天有更多的坑道塌陷。
5月6日是一个少有的晴天。对于奠边府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
天刚刚亮的时候，法军向奠边府进行了两个多星期以来规模最大的空投，据统计资料，有29架次的C-47运输机和25架次的C-119运输机飞临奠边府上空，投下物资和增援伞兵。约有近百名伞兵落到了奠边府，这是增援奠边府的最后一批士兵。
太阳出山以后，运输机飞回去了。接着，因为阴雨天憋了许久的轰炸机出动了。B-26轰炸机、野猫式轰炸机等好几种型号的轰炸机多批轮番飞来，像蝗虫一样飞临奠边府上空，一排排的炸弹扔落在越军阵地上。越军的地面火力被压制了一段时间，但在越军密集的高射机枪声中，间或响起了高射炮声，高射炮弹在空中炸响。有好几架轰炸机被击中冒烟而坠落，落地又触发响亮的爆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