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接到上述刘少奇发来的那封电报后，即于1月20日凌晨1时答复如下：
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入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商定之。
英国想将与新中国的谈判建交与中印谈判建交搅在一起进行，毛泽东识破了英国人的用心，也看穿了英国人心虚胆怯。因而，他向刘少奇电示将中英谈判“拖一下”，与中印两国建交谈判分开来对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1月20日凌晨1时的电报发出后，觉得意犹未尽，躺上床还在想着，在天亮的时候，即早晨7时，又起床来，追加了一封给刘少奇的关于答复尼赫鲁电文的电报，请刘少奇将中方与印方、中方与英方来往的三份电报全文发来莫斯科。
毛泽东的追加电文如下：
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事关心之细！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这些指示，掌握了对与英国及与印度谈判的区别，因而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当天，当外交部送来有关印度方面提出宴请我方人员一事的请示时，刘少奇就写了这样的批复：
炳南复，可作礼节上来往。对印度人民应表示友好态度。
2月8日，将要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毛泽东，再次就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要解决的先决问题作出指示：
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做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取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
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从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可见他对中英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视。为了将先承认中国的英国与美国区别对待，对当时正在收回东交民巷西方各国兵营的行动中，毛泽东特别指示，在策略上“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卷十四 英国对待“一个中国”问题的骑墙态度，
导致中英建交谈判搁浅
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不禁想起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 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投弃权票/ 中英建交谈判关键在于英方如何对待一个中国问题/ 朝鲜战争使前景较为乐观的中英建交谈判搁浅了
［1950年2月-5月，南京-纽约-北京］
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不禁想起了
“紫石英”号军舰事件
虽是早春二月了，江面的冷风还透着刺骨的寒意，吹在脸上，却使胡阶森觉得很清醒。
火车驶离玄武湖旁的南京站，很快就到了长江边。火车驶上江面的铁壳轮渡的时候，胡阶森早已离开车厢，就靠着船栏杆随船横渡长江。此次，当地人民政府奉北京方面的指示为他提供了方便，不仅提供了乘火车的方便，还特许他从上海挑了三个自己人来到原驻南京使馆，将那些积累已久的档案打包装箱，便于运去北京。
眺望着从西面滚滚倾流而下的长江，想起半年多以前在离这儿不远处发生的“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当英军军舰遭受中共炮火重创而搁浅的时候，中英间在谈判桌上已经进行了首次较量。
炮战中，“紫石英”号舰长中弹身亡。那次谈判，是由新兼任舰长的驻华海军副武官克仁斯上校与中共当地驻军代表进行的。在谈判期间，英方先是想利用威胁手段迫使解放军让步。英国国防大臣在英国下议院宣布，英国派遣一批援军从英国本土出发前往香港。这批援军包括皇家陆军一营、皇家炮兵一个野战团和皇家工兵的一个野战中队。但中共方面丝毫不为这些武力威胁所动，在谈判中仍持强硬立场。英方接着又来另一手，借美国与蒋帮要对刚解放的上海进行经济封锁之机，想逼迫中共在“紫石英”号问题上让步。在上海的英国商人纷纷出面，向中方暗示，如果解放军释放“紫石英”号，则可以让英国军舰为商船护航运送棉花进上海等；有的英商还奉命来到上海外侨事务处表示，如果解放军放行“紫石英”号，英国商人愿意为上海的经济恢复提供贷款，并扩大在上海的工厂。中方都严正表示：经济贸易往来不能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
“紫石英”号军舰事件的谈判，使胡阶森预感自己此行的谈判将是很艰辛的。他从中共接管后的上海，已经感觉到新生的人民中国已经不同往昔了。
他作为商务公使，却受命代表英国政府去北京与新中国的代表谈判两国建交的政治事宜，此时他的心情确是极为复杂的。他想过推辞，说自己并不是政务公使，提出要伦敦考虑让驻北京的总领事或其他外交官就近承担这项任务。但伦敦方面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人家说你是驻华使、领馆里最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跟新中国谈判的最佳人选非你莫属。他无可奈何，只好衔命而行。
在英国的外交官当中，他确实也自诩是个“中国通”。辛亥革命不久，他刚25岁时，就来到中国，至今快65岁了，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他能讲很流畅的中国话，还懂一点方言。他最早是担任翻译，做翻译时见过包括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在内的诸多名人，后来在南京任公使，更是直接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可夫等国民党要人打交道。他还担任过英国驻上海、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领事馆的副领事、商务秘书，英国上海混合法庭陪审员，女皇驻香港贸易特派员，熬至1947年60岁出头了，终于被任命为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他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是够广泛的，可以说，除了跟共产党人打交道不多之外，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算很深的。
由于近几年他是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公使，更是深切了解大英帝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有多大。他参与了英国外交部在1949年初所作的统计，英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他与在中国的许多英国商人的观点一样，是极力主张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不久前，在华最大的英国汇丰财团还跟他打招呼，表示汇丰的一切业务不准备撤离中国，还利用其掌握的喉舌上海《字林西报》表示对中共的友好态度，还提出了一个包括给新政权贷款100万英镑在内的所谓“中英经济合作计划”。他很赞同一个有名的英国议员的观点：“倘若我们不准备同共产党中国友好，我们就会丢掉：第一，是在华的全部贸易；第二，会丢掉香港；第三，丢掉马来亚；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胡阶森还跟一些英国商人私下里交换过意见，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在华的利益一直受到美国的冲击，使最早闯进中国来的英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却无可奈何。如今在美国《白皮书》事件后中美关系日臻恶化，美国商家与资本家只好夹起皮包走之，纷纷退出中国大陆；这对英国人来说，岂不正是天赐良机。向来精明的英国人当然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
虽说英国已于1月6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但伦敦的外交部和胡阶森本人都对即将进行的谈判心中没有底，因而甚感担忧。因为周恩来外长给贝文外交大臣的复电，并没有因循双方承认就算建交的国际惯例，而是要英方派人去北京进行建交谈判。再说，他与外交部对中共方面在谈判中会提出什么问题，确实心中无数。中英之间本来就麻烦不少，远的诸如香港、九龙问题，西藏问题，近的如两航起义的70余架飞机问题，《人民日报》上反应强烈的英国代表在联大安理会没有投票接纳新中国的问题，最近中国收回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问题，等等。英国政府方面十分担心中方无意接受英国之承认，不赞同先建交、后谈判。英国人向来讲面子，担心谈不成，会使大英帝国在国际社会大为丢脸。
因而，英国方面找了印度帮忙，尼赫鲁也就于1月16日给周恩来去电，向北京抛出了一颗探路的石子，提出“双方互派大使后，再行谈判一切重要事宜”。英方也于同日通过原驻北平总领事向中方表达了“建交后再谈判”的意思。中国对印度的答复是，中印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两国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印方代表雁谒森可即来北京谈判设立使馆事宜。中方对英方的答复虽说与给印方的答复不同，但也十分奥妙：“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明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胡代办可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
尽管这个答复没有中方给予印度的答复那么理想，但中方的答复中有了“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说法，这就使胡阶森感到比较踏实了。他心中还在琢磨，中方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意安排他与雁谒森乘同一列火车前去北京……
这时，正在他所站的栏杆附近，印度人雁谒森笑着过来打招呼：“我的英国朋友，轮渡快靠岸了。咱们上岸吧。”
登岸后，他们回到车厢。火车的速度显然加快了。
望着车窗外后掠而去的中国村镇田野的景色，他还在想着自己的使命。
由于他对旧中国深为了解，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是感到很失望的。他和留在南京、上海的英国外交官与商人们，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是表示赞赏的。他也感受到，新中国对美国与英国的政策是有所区别的。将要在北京与他具体谈判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上海解放后曾出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在召见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柯钦时说，人民政府对原外国在华外交及领事机构不予承认，但是，人民政府希望同外国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上海市市长陈毅还接见了英国上海商会会长凯瑟克，这就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在上海的美国人就没有得到这种礼遇，因而甚为妒忌。毛泽东主席曾电贺在伦敦召开的英国--中国会议时表示：“中国人民欢迎加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
因此，他也在想，中英之间尽管有种种麻烦，经过谈判达到某种一致而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投弃权票
就在中英建交谈判开始之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会议厅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明确强调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由蒋廷黻所率领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
但美国国务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反对新中国的合法政府取代蒋介石集团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政策，决定在安理会讨论新中国的席位时，就纠集其盟友一起投票反对。
赖伊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在美国的指使下，以电码有误，需要复核为借口，拖延时间并密谋策划阻挠的办法。11月18日，赖伊才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散发电文副本。根据联合国的惯例，只能将这个电报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
在第四次联大期间，周恩来又致电当届联大主席菲律宾人罗慕洛，坚决否定“中国国民政府”所派遣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罗慕洛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要求必须经过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审查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这个时候，苏联及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美国则力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双方互不相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团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声称苏联绝不承认由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团代表中国。而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则公开发表声明，声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因此对新中国的要求不予理睬。
进入1950年，中国华南、西南地区已经解放，新疆也已和平解放，新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大陆，中国大地上百废俱兴，政通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