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食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注重营养价值。李渔认为，米养脾、麦补心，应兼食补充，各取所长；为使饮馔得益，饮食不可过多、过速；饮食时要注意情绪心境，大悲大怒时不可食。
这么全面、系统、深刻，既有先进的理念，又有独到的实践体会，这是一般美食家难以企及的。更何况这些基本上都是很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实在难能可贵。
李渔不仅懂美食，而且能创美食。他手创的“五香面”与“八珍面”，至今广受欢迎。“五香面”与“八珍面”的烹制方法在《闲情偶寄》中有精彩的描述：所谓“五香”，那是酱、醋、椒末、芝麻屑以及焯笋、煮蕈、煮虾的鲜汁，合为五香。先以椒末、芝麻屑二物拌入面粉中，后以酱、醋、鲜汁三物和为一处，以此作拌面之水。拌时需极均匀，面皮极薄，切成的面条越细越好，然后以滚水下之，其精美之物尽在面中，食时任你咀嚼，其风味与平常的面条大不相同！再说“八珍面”，它的制作是取鸡、鱼、虾三物之肉晒至极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研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与鲜汁共为八种，故称“八珍”。在制作“八珍面”的时候，需注意的是，鸡、鱼之肉，务取其精，稍带肥腻者是不能用的，因为面粉和油即散，难免切不成丝。至于鲜汁，不能用煮肉之汤，而须用笋、蕈、虾汁，这也是为了忌油的缘故。
真亏李渔这个“饕餮之徒”想得出来，即使一般官宦人家恐怕也难做得出来，更别说平民百姓了。嚼这样别致的面条，品味这样精致的美食，该是怎样一种美的享受，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丁宝桢创“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是川菜中的传统名菜，由鸡丁、干辣椒、花生米等炒制，色泽诱人，肉嫩味美，醇香适口，很受欢迎。有些餐馆的菜单上写成了“宫爆鸡丁”，有人据此认为烹制方法为“爆炒”，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据传，“宫保鸡丁”这道菜和清朝重臣丁宝桢有着直接关系，是丁宝桢创制了这道菜。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并尤其喜好辣味。他在四川总督任上的时候创制了一道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美味佳肴。这道美味本来只是丁家的“私房菜”，但后来越传越广，尽人皆知。
但是它为什么被命名为“宫保”呢？所谓“宫保”，其实是丁宝桢的荣誉官衔。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高级的虚衔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太保、太子少保”。这些虚衔都是封给朝中重臣的，没有实际的权力，有的还是死后追赠的，通称为“宫衔”。在咸丰以后，虚衔不再用“某某师”而多用“某某保”，所以这些虚衔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丁宝桢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十一年死在任上。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太子太保”。如上文所说，“太子太保”是“宫保”之一，于是他发明的这道菜由此得名“宫保鸡丁”，也算是对这位丁大人的纪念了。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
清朝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美食家袁枚，有一回在海州一位名士的酒宴桌上，看到一道菜是用芙蓉花烹制的豆腐。这豆腐制作得非同一般，色若白雪，嫩像凉粉，香如菊花，细腻似凝脂，透着一股热腾腾的清嫩鲜美味，看了惹人眼馋，闻了令人流口水，袁枚夹了一块，细细品味之后，抹了满意的嘴巴，离席径往豆腐店，笑呵呵地向主人请教制法。
店主是位年老赋闲在家的官吏，见这样一位名闻遐迩的大文人登门求教，是自已难得的一种荣耀，就成心摆摆架子，想把这荣耀再辉煌一番，于是笑道，“俗语说得好：一技在身，赛过千金。这制法岂能轻易传人？”
笃诚的袁枚听了信以为真，略一思考，似乎明白了什么，说：“你是要银子，请开个价。”
店主见袁枚一副诚恳而又急吼吼的样子，就故意开个玩笑道：“这是金不换呐！”
袁枚见店主执意不肯，知道这尊菩萨难敬，心里发急，嘴里喃喃着：“怎么办呢？”
店主一本正经地说：“陶渊明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请问你肯不肯为这豆腐而三折腰。”
袁枚是个爽快人，向来又以不耻下问出名，听了店主的话，不愠不怒，毕恭毕敬地向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老人弯腰三鞠躬。
店主见他居然俯首施礼，屈尊求教，一面歉疚地说：“折煞我也，折煞我也。”一面赶忙频频答礼。然后，竹筒倒豆子——一哗啦，将制法全教给了他。
后来，袁枚在编撰《随园食单》时，特意把这一种新制法收录书中，使之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享此口福。
汪懋麟爱茶成痴
汪懋麟，清文学家。字季角，号蛟门，江都人。少时从王士祯学诗，才气横溢。又工填词。着有《百尺梧桐阁集》《遗稿》《锦瑟词》。
汪懋麟对茶的爱好可以说罕有其匹，王士禛的《北部汪蛟门传》记载了此人将逝之际的情况：“既得疾，弥留。令洗砚磨墨嗅之，复令烹佳茗以进，自谓香沁心骨。”真可谓终其一生嗜茶之癖迄未稍忌。
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时称茶为“茗粥”，这似乎又是把饮茶作为唐宋时代的风尚予以继承的一种提法，因为唐宋时饮茶的方式方法和清初完全不同，蔡襄《茶录》有“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之说，而苏轼也有一首诗说：“偶为老僧煮茗粥，自携修绠汲清泉。”清代饮茶已是冲泡而不煮了，所以一般人就不再称之为“茗粥”了。汪懋麟虽不一定似唐人那样煮茶，但是对唐宋时期饮茶方式，颇为感念，所以饮茶时常发怀古之情。
他的《三月晦日漫兴五首》中有句云：“洗砚微吟自在时，烹来茗粥不嫌迟。”他在自感最潇洒的时候，称饮茶为“茗粥”，语中颇带快慰。到海陵水绘园会晤冒巢民时，冒巢民送了他绘画与岕茗（岕茶），他写长诗答谢，也说：“水绘庵中得真赏，我欲扁舟访溪澳。花浓水曲莺乱啼，细话春窗烹茗粥。”
在另一篇传略中有这样的文字：“而先生一持以公，门绝请谒，退官时偕二三故人论文讲道，茗粥一设，庭户萧然。”这是把“茗粥”和酒肉作对比，认为清官还乡后，故人相聚，仅设“茗粥”，两袖清风的高节，已在不言中。
汪懋麟没有做过尚书、侍郎等高官，地方向宫廷进贡的名茶皇帝即使分赐群臣，也轮不到他。但他确实品尝到了许多好茶，有的还是知名文人亲手制作的。他的《藏天水记》开头就有这样的话：“居士斋居读书之暇，品泉斗茶，稍自娱乐。好事者以四方名茶相饷。”这里的“好事者”，不是好生是非者，而是和汪懋麟很谈得来的那些人。例如官位不低的王士祯、宋琬、田雯、施闰章等人，还有明代遗老方文、冒辟疆、龚贤、邓汉仪等人，汪懋麟与他们的交往都相当密切。
产于宜兴的岕茶，乃是他比较喜爱的品种，他到海陵访冒巢民时，冒送给他的就是岕茶，诗云：“洞山华蕊原最珍，分饷正值春泉熟。”岕茶产之于“洞山”也。
就在他答谢冒巢民赠茶的诗中，他念念不忘施闰章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时赠送给他的名茶敬亭绿雪，进而认为冒巢民的赠品可与“宣城绿雪同芳馥”。诗中还作了夹注：“尚白大参自制绿雪茶见贻，最佳。”尚白是施闰章的号，大参即指参议之职。施闰章是宣城人，宣城敬亭山风景绝佳，敬亭绿雪为其特产。施闰章对“茶”也是内行，能“自制”，汪懋麟认为这是他品尝过的名茶中“最佳”的。
汪懋麟曾在南京秦淮河畔与施闰章过往甚密，并写过一首《尚白大参以敬亭绿雪茶见饷简谢》的长诗。这首诗内容相当丰富，他回忆了自己曾慕敬亭山之名，前往旅游，向寺庙中的僧人索取佳茗；“华蕊浮轻圆”，那是敬亭绿雪初冲泡时碗面上的情景；随之僧人向他谈了最近山上绿雪茶产量不多，因为官府随时索取，有势力者巧取豪夺，种茶户应付不了……
汪懋麟爱茶，但对水之重视较茶更有过之无不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进行实地勘察。康熙十七年（1678）暮春，他花了16天时间，游览了“西湖南北诸山”，他自己说“在水之日较在山为多”，实际上重点集中在石屋、蝙蝠、王乳、射旭、通江、圜公等13个洞，而“呼猿为最怪，龙泓为最奇”。泉则有甘露、真珠、梦泉、茯苓、六一等，“虎跑为最甘”。井则有葛洪井、郭璞井、窥神运龙井、白公茶井等，“龙井为最冽”，池则有金莲、如意、金鳗等，“万工池最旷”。他对于南北诸山的名胜古迹都没有注意，他的旅游目的颇为明确，就是比较各处的水源，作为品茶时的必要选择。
他到济南，亲口品尝了趵突泉，成诗一首：“荇藻冬犹绿，烟波晚最妍，倚栏怀陆羽，恨不到池边。”深为唐代茶圣陆羽未能品尝趵突泉而遗憾。
在扬州故乡时，凡是亲友从江南来，他常托他们带惠山的泉水，但茶天天要品尝，往往仍难以为继。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外出旅游，一定带上容器，遇到好的泉水就装满带回；二是六月间大雨时，多准备盆罐储藏雨水，妥为保存，他“试诸名茶，色清而香发”，似乎也不比山谷间名泉差多少。
后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12年。这使他十分苦恼，因为雨水少无法存储，而井水也往往苦涩难入口。但他是善于自我宽慰的人，想到在故乡的品茶之乐，仍觉得上天待他不薄，所以说：“今家居有河水可汲，名泉可求，天复厚之以雨泽，近取诸檐楹，不费一钱，所以待人者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