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饮食文化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虽然他没有对饮食问题发表过专题论述，但是他的饮食观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他最早提出了关于饮食卫生、饮食礼仪等内容，为中国烹饪观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已达到了较高的烹饪技术水平。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名言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孔子非常信奉这一观点。孔子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务实主义者，他肯定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肯定饮食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应当予以重视。他深知吃喝和两性生活是人的生理需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这种人生最大的欲望，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但他不认为饮食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认为精神上的追求有时候比饮食更重要、更富有意义。
孔子的饮食思想是从“仁爱”的原则出发的。所谓“仁”，有“爱亲”和“爱人”双重含义。《论语·学而》载孔子学生有子（姓有，名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大欤！”意思是说，孝悌可是仁的根本啊！孔子本人也曾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意思是说，君子如果厚待自己的亲族，老百姓就会按仁的要求来行动了。可见这种仁的深层心理基础是血缘的亲子之爱。
孔子不仅释“仁”为“爱亲”，又引申“仁”为“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是“爱亲”的延伸，即“泛爱众”。“爱众”的伦理层次自然比“爱人”高，但并没有超出血缘宗法关系的范围。
在宗法血缘关系中，突出的伦理是孝。而孝在“周礼”中，其集中升华表现在祭祀。在“事死如事生”的周代，祭祀者认为他们所祭祀的灵魂如同自己一样，第一位的需求是饮食，因为祭祀的物品主要是食物。可见“爱亲”与“爱人”的原则是满足被爱者的需求，首先是饮食的需求。
孔子还将“爱人”用于治民，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民“富之”、“敛从其薄”。因为当时民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温饱问题，所需的是丰衣足食。如若满足其口腹之欲，便能安民而不乱，故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作为取得民众信任的首要条件，由此可见他对民食的重视。
孔子的饮食思想丰富具体，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主张饮食简朴
孔子曾经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可见他并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此，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即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对于家境贫寒，箪食瓢饮、居住陋巷、以苦为乐、好学不倦的弟子颜回，则大加称赞，他说：“贤哉回也！”意即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呀！
讲究饮食卫生
孔子提出了许多饮食卫生的原则和鉴别食物的卫生标准，而且阐述精辟，见解独到。这集中载于《论语·乡党》中。如：“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食物陈旧变味了，鱼和肉都腐烂变质了，都不吃。“色恶，不食。”食物的颜色变坏了，不吃。“臭恶，不食。”色味不好，不吃。“失饪，不食。”烹饪当有度、有节，实喻言行当有度、有节。孔子的“道”体现在饮食之“礼”中，因而“败”、“馁”、“色恶”及“臭恶”，实指“无道”，而“不食”体现了“正道”的追求。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其伦理思想的灌注方面是独具匠心的。在《论语》这样一部阐述儒家伦理思想的著作中，讲到不食馁鱼、败肉，表层的含义仅仅是对食物质量的要求，更为深刻的喻意是，孔子对周礼崩溃的痛惜及对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追求。“不时，不食。”如果不是进餐时间，不吃。因为吃饭不应时会扰乱肠胃的消化功能。“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吃饭应以作为主食的谷物为主，吃肉佐饭，要使肉与饭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肉太多，饭太少，油腻腻的，是肉气胜于饭气了，也不相宜。这一点既反映华夏民族的饮食文化意识，又合乎营养卫生的原理，因为蛋白质和脂肪消化后的产物带酸性，吃肉过多的人，由于小肠液和食物中的碱性中和力长期失掉平衡，就可能患酸血病；血压高的人吃肉过多更是危险。“唯酒无量，不及乱。”其意为只有酒没有限制（当时酒的乙醇度很低），但以不醉为度。通过节酒，可以正饮酒之“礼”，进而有利于道德品行的修养。“沽酒、市脯，不食。”市上买来的酒，多有掺水掺杂质的；买来熟肉熟菜，往往不清洁卫生，都不能吃。这当是从卫生出发，与《礼记·王制》所云“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可以互相印证。“不撒姜食，不多食。”每餐必须有姜，但也不多吃。因为姜味辛，可祛湿解毒，食前吃一点有益于健康和饮食。“食不语，寝不言。”吃饭不说话，睡觉时也不说话，这不仅吃得清洁卫生，而且能及早进入梦乡，自然这也是符合卫生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