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厚黑学全书(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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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老子与诸教之关系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在吴司马稷苴,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足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三)无为之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为,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的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意义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归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恩,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修养家叫人静坐,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皞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唯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些话很受世人的訾议,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濡以湿,不知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字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他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他把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跛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之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唯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唯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者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的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唯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