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人生讲演集·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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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9)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零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零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5)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