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人生讲演集·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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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自由主义 (2)

中国在秦以前,自由思想很风行,秦统一六国以后,情势大变,以致近二千五百年以来的宗教史,思想史,便完全在为爱护自由而争,不知出现多少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士。要想社会以及宗教的学术有进步,也的确非自由不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民主政治能有今日的成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二次大战中的邱吉尔,不能不说没有丰功伟绩,结果二千二百万选民没有继续投他的票,邱氏并没有动刀枪来乱打,这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可贵。民主和民主政治,不是空喊的:中国历史上早有自由主义的传统遗风,就是缺乏争取政治自由的热力。今后我们应发扬这种可贵的遗风,来扩大争取自由、爱护自由、发展自由的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各位朋友,同乡朋友:

今天我看见这么多朋友来听我说话,觉得非常感动。无论什么人,见到这么多人的欢迎,都一定会非常感动的。我应该向诸位抱歉,我本来应该早一个月来,因为有点小病,到今天才能来;并且很抱歉这次不能去台南、台东去看看五十年前我住过的地方,只有希望等下次来时再去。今天因为黄先生、游先生要我事先确定一个讲题:《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这个题目也可改作《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

“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法,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来压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话诗:

风吹屋顶瓦,正打破我头。

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

这可表示古代人对于自由的意义,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历史中,对这一运动的努力与贡献,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对此运动都有所贡献。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监牢而牺牲生命以争取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就是监官制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这种监官制度,成立在中国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前。这种监官为的是要监督政府、批评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甚至坐监、牺牲生命。古时还有人借宗教来批评君王。在《孝经》中就有一章《谏诤章》,要人为“争臣”、“争子”。《孝经》本是教人以服从孝顺,但是在君王、父亲有错时,作臣子的不得不力争。古代这种谏官制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就是批评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史官,就是记载君王的行动,记载君主所行所为以留给千千万万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齐国有一个史官,为了记载事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连父母均被君主所杀。但到了晋国,事实真相依然为史官写出,留传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现在的记者,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这却充分表示言论的自由。

以上所说的一种谏官御史,与史官制度,都可以说明在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尚未成立时,就非常尊重批评自由与思想自由。

中国思想界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老子所代表的“无为政治”,有人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实在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态度,这可从孔子批评当时为政的人的态度而知道。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都可说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二三千年前,这种思想能被提出,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春秋时代,因为国家多,“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秦朝统一以后,思想一尊。因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处于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环境中,要想自由实在困难,而依然有人在万难之中不断追求。在东汉时,王充著过一部《论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话说明:“疾虚妄”。全书都以说老实话态度对当时儒教、“灾异”、迷信,予以严格的批评,对孔子与孟子都有所批评,可说是从帝国时代中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再举一例:在东汉到南北朝佛教极盛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

当时有个范缜,他著述几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灭论》,就是驳斥当时盛行的灵魂不灭,认为“身体”与“灵魂”,有如“刀”之与“利”,假如刀不存在,则无所谓利不利。当时君王命七十位大学士反驳,君主自己也有反驳,他都不屈服,可说是一种思想自由的一个表现。再如唐朝的韩愈,为反抗当时疯狂的迷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痛骂当时举国为佛骨而疯狂的事,而被充军到东南边区。后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对佛教。在当时佛教如此极盛,他依然敢于反对,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再以后如王阳明的批评朱熹、批评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颜李学派”,反对当时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可以说明在一种极不自由的时代而争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国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说明中国自由思想的传统。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诸位,今后我们该如何的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现在竟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到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主席,各位同仁:

刚才程沧波先生说我也算是一个编辑人,我的确是编过好几个报,只是没有编过日报。有一个时候,我几乎做了程沧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个大报,要我去做编辑人,那时我考虑结果,我不敢做,因为日报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规则,担任不了。除日报以外,我曾编过三个周报,编过两个月报,周报最早的是《每周评论》,但最初并不是我编起来的,而是陈独秀这班朋友编的。不过在民国八年陈独秀先生被拘捕,那时没有人负责,就由我接办了几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厅封掉为止。以后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锟贿选时期,我们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独立评论》是三个人负责,大部分是我编的,编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盛会,一定会把那个金质钥匙带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

在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以前,我绝没有想到大家要请我来说话,以为只是请我来吃饭的。到了门口才看到是讲演会,所以今天我一点没有准备,在餐桌上就请程沧波先生和曾虚白先生给我题目,他们都很客气,可是刚才主席说的话等于给了我一个范围。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言论自由的确是个大题目。

前天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的茶会上我也稍微说了几句,我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几天与朋友们也讲过,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

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绝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而且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

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化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绝不办报纸。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的人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

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工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们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他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关于材料,包括纸、原料的配给,在现在艰难的时期,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公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参加支配报纸。因为言论自由不应该受这种不能避免的物资的影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过要想在这困难时候做到完全自由独立,确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