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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乾隆朝(1736-1795) (2)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个性鲜明。“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关于八个人的名字,说法有些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今人多从李玉棻说。

“八怪”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数目之多,流传之广,可谓无可计量。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闻名世界,把徐渭的泼墨手法发挥到顶峰。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但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

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但事实并非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有无限激愤。但他们的日常行为还在当时礼教的范围只内,并不是像晋代文人那样哭笑无常,装痴作怪。所以,从日常行为来认定他们“怪”是没道理的。

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来研究他们的怪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八怪”都喜欢另辟蹊径,而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的风格独创,而是要创造“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他们的作品与人们的欣赏习惯有违,这样便让人们觉得新奇,也就觉得“怪”了些。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之所以对他们有褒有贬,关键问题便是他们偏离了“正宗”,这也便是他们被称“怪”的主要原因。“扬州八怪”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

“扬州八怪”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聪明难,糊涂尤难

郑板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他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年,郑板桥去莱洲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上在山下一老儒家中借宿,这老人谈吐高雅、举止不凡,自称糊涂老人。

老人的家中有一块石质细腻、镂刻精美的极品砚台。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好请人刻于砚台的背面。郑板桥以糊涂为引,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同时还盖上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这砚台有方桌那么大,郑板桥写过之后,还有很大一块空地,于是郑板桥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老人没有推辞,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完之后也盖了方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了之后,知道遇到了高洁雅士,顿时觉得自身的浅薄,敬仰之心犹然而生,看到砚台上还有空隙,于是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和珅为何会受宠信

和坤,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袭世职,乾隆帝时任军机大臣,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坤出身贫微,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但他靠的还不仅仅是才干,乾隆帝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的时候发现了和珅,被其吸引,此后,和坤不断得到提升,可谓备受乾隆宠爱。和坤靠着乾隆帝对他的宠幸,植党营私,招权纳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就乾隆帝却为何要百般宠幸这样一位恶贯满盈,横征暴敛的大贪官呢?

和珅此人之所以深得乾隆宠信,最重要的一条是揣测上意,他能够时刻替皇帝赴汤蹈火,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乾隆帝一直以来都十分喜欢野游,一天与和坤说起江南的风景,乾隆帝叹息说:“朕想去游幸一次,只虑南北迢遥,要劳动官民,花费许多金钱,所以未决。”和坤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并没有多少怨咨,反都称颂圣祖功德。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巡幸是古今盛典,先圣后圣,道本同揆,难道当今万岁,反行不得?况且国库充盈,海内殷富,即使费了些金银,亦属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欢仿效圣祖,又最喜欢学尧舜,听了和坤的话,当然正中下怀了,高兴地说:“你真是朕的知己!”于是降旨预备南巡。皇帝烦心的事情,和珅来办,久而久之,乾隆就把和珅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当然会重用了。

据说,乾隆帝宠幸和坤是有来由的。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见到了一位雍正帝的妃子,弘历被妃子的美貌打动,从后面去蒙妃子的眼睛。妃子以为是宫女戏耍,拿起梳子往后一挥,右臂贴近弘历前额。弘历急忙抓住妃子的手臂。这情景正好被皇后娘娘和随行的宫女们看见,皇后想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会影响皇家的名声,就说那个妃子调戏皇子,赐给妃子三尺白绫自尽。待弘历赶过来的时候,妃子已经自缢气绝身亡了。弘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有灵二十年后再来找我。

当乾隆皇帝第一次见到和珅的时候,就发现和珅长得酷似当年死去的妃子,随口问起和珅的年纪,和珅的回答令皇上大为震惊──和珅出生的那一年,正巧是妃子死去的那一年。于是乾隆认定和珅就是那位妃子转世,就开始宠信和坤。和珅虽不明此意,但他善于曲意迎奉,讨好皇上,官也就越当越大。但这毕竟是野史,是不能当作史实来看的。

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于。初名“军机房”,不久后改为“办理军机处”。到了乾隆朝之后,省去了“办理”两字,简称为“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这是清代中枢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

乾隆五十六年(1791),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军机处原本是为了办理军机事务而设的,但由于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职权愈来愈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俗称“大军机”、“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

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随时处理皇帝临时交办的一切事物。但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也没有俸禄。军机处没有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的任命以及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乾隆统治初期,在驻藏大臣和拉藏汗旧部颇罗鼐的治理下,西藏的形势稳定。乾隆四年(1739),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不和,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他袭杀了忠于中央政府的哥哥珠尔默特策布登,阴谋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实现割据为王的野心。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宣读圣旨为名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其接诏跪拜的时候,从后面诛杀了他。但由于手下只有百余人,寡不敌众,两位驻藏大臣被贼党包围为国捐躯。乾隆得到消息后,命策楞、岳钟琪率军入藏平叛,当清军攻进拉萨时,达赖喇嘛的卫队在西藏僧俗的协助支持下,平定了这次叛乱。

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乾隆下令废除“汗王制”,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设噶伦(噶布伦、噶卜伦)四人,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办理一切行政事务。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提高了中央对西藏事务直接控制的权力。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侵略军开始入侵西藏。西藏各负责人畏难怕事,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并假造廓尔喀投降的捷音奏告乾隆皇帝。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结束。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派遣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统率满、汉、藏、蒙等各族军队万余人入藏,快便彻底击败了侵略军。

乾隆在驱逐廓尔喀侵略势力出藏后,又推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乾隆五十七年(1792)颁行“金奔巴掣签制”。原来达赖、班禅和大小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时,经常操纵在一批反动的大农奴主手里。他们擅权行私、欺骗中央,随意指认本族亲贵为“灵童”,成为内争不休和产生祸乱的根源。

乾隆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拉萨大招寺内供存一尊金奔巴瓶,当达赖、班禅和其他大小活佛前绝后继时,把呈报出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上,放进金奔巴瓶内,诵经七日,然后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再呈报皇帝批准,才能有效。这样,就解决了大农奴主操纵达赖、班禅等转世的问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又颁布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力。通过《钦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实行,乾隆对西藏的各种制度实行了一次全面改革。从此,达赖、班禅继承人的确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乾隆从小就很推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康熙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江浙,对此乾隆更是羡慕不已。乾隆没有在即位之后立马南巡,而是其继位十四年后才首次提出,十六年方得以举行,最关键的原因是:乾隆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东南游玩,对自己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后再巡幸东南。从即位到乾隆十四年(1749),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服了四川的金川土司,社会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乾隆初年未能举行南巡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朝中管事的是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他们资历很深,影响很大,且凡事谨慎,为政清廉,当他们在朝时如提出南巡一事,恐怕很难不遭到抵制或反对。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去世,十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南巡基本上就没什么障碍了。

乾隆十四年,南巡时机成熟,乾隆便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初八,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还在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分别举行了另外五次南巡。前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进行的。三十年后,皇太后年纪大了,经受不住千里辛劳,南巡之事暂时停止。皇太后病逝后,乾隆又两次南巡,到此六次“法祖省方”最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