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这件事情之后，上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刻便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遵奉谕旨，马上革除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分文都不能再收。雍正帝对其办理效率非常满意，夸赞他办的非常及时，应该表彰。
还有地方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给官员送礼，例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数不胜数，上司一但收受了这些东西，属员必定会加征税课于人民，而且以后遇到请求也不容易拒绝了，危害是非常大的。于是雍正帝下令，裁革各地规礼。
扭转娶老婆花大钱的风气
雍正帝是个崇尚节俭的皇帝，他常常训诫百官：“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雍正元年，监察御史向日正奏报，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事实上就是铺张浪费。多的二三百两，少的也要四五十两。即使是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弊端实在是多。为了娶亲，一些百姓家尽然得变卖房产。若男方家里凑不到这些钱，那就只好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
雍正帝看到这份奏折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扭转奢侈的不良民风，雍正帝先把婚嫁礼仪制定出来，然后又于雍正元年五月，具体规定了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的家庭，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家庭只允许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灯六盏、吹鼓手十二个，平民限灯四盏、鼓乐人八个。
最高统治者纂书自辨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雍正朝期间，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曾静、张熙不满于满洲人的统治，于雍正六年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装作同意了，骗出了口供，逮捕了曾静、张熙二人。在刑部的审问之下，曾静认罪，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帝。
曾静反清事件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案，在当时也轰动一时，情况复杂，牵连较广，雍正处理的方式也异乎寻常。
雍正帝赦免了曾、张二人，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两方面的。一是雍正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对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雍正帝刊版发行此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现身说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误入邪教歧途。
虽然《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都经过精心挑选，远非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但这本书仍然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除此之外，本书还反映了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尽管材料零碎，但其中的部分内容仍是别的书籍上不曾记载的。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宣传。但这本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揭示了一部分康熙朝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以及之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本书刊行之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反而在传播了对清王室极为不利的言论，但这也正是这本书独特的史料价值所在。
神秘的“血滴子”
在民间，关于雍正皇的帝流言蜚语流很多，他所施行苛严的强权统治在世人眼里是非常恐怖的。雍正在即位之前便老谋深算，即位之后更是冷酷无情，耳目广布，让很多的人谈之色变，其中同雍正帝有关的“血滴子”更是备受关注。
关于“血滴子”的最早来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血滴子”是诡秘、残暴、铁腕的象征，他所处的背景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以及密折制度。
在历代文人小说家的笔下，雍正帝多被刻画成超级阴谋家，他精谙武艺，手下有一批技艺绝伦的杀手，操持着一种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的杀人利器“血滴子”同时，血滴子也就成为这批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帝的八弟“阿其那”、九弟“塞思黑”就是死在“血滴子”之下的。
很显然，这些荒诞的描述是小说家演绎出来的，不能作为信史。但是雍正帝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处于弱势的。他能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登上宝座，除了工于心计并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之外，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个组织后被命名为“粘杆处”，“血滴子”便是由这个组织大量培养出来的。
特务组织“粘杆处”
“粘杆处”从字面上看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清朝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掌协助护卫并随侍皇帝钓鱼娱乐。是个普通官署，亦称粘竿处。在雍正帝登基之前，府邸内院长着一些高大的树木，到了夏天的时候，枝叶繁茂，蝉鸣声不断，很是烦人，胤稹是一个喜静畏暑的人，于是命人操杆捕蝉。
胤稹于康熙四十八年从“多罗贝勒”晋升为“和硕雍亲王”，随后，康熙帝皇子间的争储角逐也进入了白热化时期。胤稹看上去没有争夺之心，暗地里却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高手，训练家丁队伍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帝在登上皇位之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于是便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可以想象，雍正帝是把政治上的敌人比作蝉、蜻蜒一样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粘杆处的头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名为“粘杆侍卫”，他们多半是胤稹府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由小特务充任，名为“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金并不高，但由于能跟随胤稹左右，所以炙手可热。小说当中所谓的“血滴子”便是指粘杆处的这些人。
虽然粘杆处属于内务府系统，但总部却是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雍正把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而并没有改覆黄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让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说法，之所以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乾隆帝为了消除他的父亲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的时候，已彻底翻修，把这些痕迹都销毁了。
在紫禁城内设有一个粘杆处的分部，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在御花园堆秀山的御景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昼夜，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送往雍和宫，再从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继续利用“粘杆处”来控制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渐渐废除了。
清朝中央司法机关
清朝中央司法机关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初审以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以大理寺为主。
刑部执掌全国的法律事务，管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大案要案和发生在京城的笞杖以上的重案，并且审理中央官员违法犯罪的案件。刑部最高长官有两人，一人为满洲人，称“刑部满尚书”，另一人是汉人，称“刑部汉尚书”。
都察院是清朝的中央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裁决的案件，主管官员称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刑部准备判处死刑的案件。刑部审理不当，可以驳回更审。正副长官称大理寺卿、少卿。
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的案件，习称“三堂会审”。对于特别重大或疑难案件，由“三法司”和五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组成“九卿会审”，是中央最高审级。但判决的执行仍须皇帝最后核准。
三法司以刑部编制最大，达千余人，日常工作最繁重。相比之下大理寺的司法事务远不如刑部繁重，人员编制较少。都察院除司法事务外，还主管监察，所以编制较大理寺为大。
雍正帝为何赐死年羹尧
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他身处边陲，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雍正还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然而到了最后，为何雍正帝却杀了年羹尧呢?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极少有能相匹的。对于政务方面的事情，雍正帝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也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帝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雍正帝也时常以手谕告知年羹尧父亲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帝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此待遇堪与杨贵妃相比。
年羹尧的失宠和被整肃是在雍正二年(l724年)十月，这是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在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事实上正是由于雍正帝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群臣的侧目和雍正帝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年羹尧。
客观地看，年羹尧一直是忠于雍正帝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帝抱有很大幻想。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帝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帝非常恼怒。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帝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帝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自裁保全名节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雍正并不惧怕年羹尧反，知道年羹尧是反叛不了的。雍正一步步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丝毫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野史，一些学者也这么看。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
抛开雍正帝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就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贪赃受贿，植党营私，不知到谦逊自保，不恪守为臣之道，已为舆论、国法所不容,更为雍正帝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的大忌，势必难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