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现代电影戏剧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著名剧作家。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1927年，夏衍同志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一带。此间，他结识了一些在纱厂做工的和从事工人运动的朋友，从这些人的口中，夏衍听说有一种女工叫“包身工”。这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纱厂的工头从江苏、浙江一带贫困的农村地区“包”来的。
这些包工头在招工时，尽量把工厂的条件和待遇说得如何如何好。正为吃不饱、穿不暖而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家长或女孩本人，便信以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出去做工的，家长和包工头之间要有一个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写着包工时间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由包工头负责女孩的生活费用，而且包工头每年还要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费”。
年龄很小的女孩来到上海或苏州的纱厂后，看到工厂里的一切并不像包工头说得那样好。厂房破旧，车间里很潮湿，灯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点钟，她们要顶着星星、带着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时，已是月升中天。每当下工回到工棚里，她们连衣服也不愿意脱，倒在铺上就睡着了。在厂房里做工时，她们要受到包工头的看管；下班后离开工厂也要受到监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就是这样，她们仅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点点钱，根本不够吃饭用。
夏衍首先把这些告诉了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有联系的沈西林同志，明星电影公司根据这些材料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开始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想写出一篇小说来。
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组织上决定夏衍同志暂时到工厂隐蔽起来，夏衍就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为详细的材料，把九年前的愿望付诸实现。
为了观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夏衍每天半夜3点从家里动身往工厂走，工厂离他住的地方有十几里路。白天，夏衍混在包身工中间，体验着人间地狱的生活。由于过分疲劳，包身工们成年累月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她们面色蜡黄、衣衫褴褛，身上的气味很难闻。4月到6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外面阴雨连绵，车间里霉味、酸味、汗臭味，熏得人上不来气。夏衍真是有些受不住了。就是这样，他认真地观察着、思考着、记忆着。他曾在日本看到过被资本主义世界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差的日本纺织女工。可是包身工们和日本纺织女工比起来，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后来夏衍回忆起包身工那非人的生活，仍是饱含同情的热泪。
冒着随时暴露身份被逮捕的危险，夏衍硬是当了几个月的包身工。耳闻目睹之后，他反而觉得小说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将她们的情况如实地报道出去，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于是，他根据调查到的材料，真实地不带任何虚构和夸张地写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发表了《包身工》。从此，中国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