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老一辈和现在的居民而言，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汇丰银行建立以来的历史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从其孩提时代起，它就是远东两大商埠【香港和上海】的掌上明珠……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90年8月15日
在1876～1902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汇丰银行的命运与它的总经理杰克逊密切相关。除了中间曾三度短期离开这一职位外，杰克逊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将汇丰带向了历史巅峰。在中国一步步走向衰败、列强肆意横行与欺辱中国的岁月里，作为一家在港英资银行，汇丰既为它自己的国家攫取了利益、又满足了清王朝的需要。汇丰逐渐充当起中国金融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领袖银行【Presidency bank】角色。外国银行在中国所能享受到的殊荣，这时的汇丰可谓全部享有。如果从汇丰在中国的140多年历史中选出一个人物和一个时段作为代表，无疑就是杰克逊与杰克逊时代。
1 初掌帅印
1841年出生于英国阿马郡【County Armagh】的杰克逊，19岁时投身银行界。1864年，有着远大理想的杰克逊与呵加剌银行签下为期三年的协议，成为该行一员并前往香港。从此，杰克逊与东方结下不解之缘。
1866年8月初，杰克逊转而加盟汇丰银行。几个月后，杰克逊得到提升，出任上海分行的会计师。1868年，在上海分行经理麦克莱恩的全力支持下，杰克逊主理当时由上海分行管理的汉口办事处的事务。之后，奉派于1870年出任日本横滨分行经理。
当杰克逊到达横滨的时候，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前期，旧政权消失，新政权开始。也就在这时，日本制订了币制改革和设立银行的规划。1866年，日本共有5家外国银行，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申打剌银行、汇隆银行和汇丰银行。经过1866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申打剌银行和汇隆银行双双停业；有利银行也陷入困境；丽如银行在当年将银行的准备金丧失殆尽，业务陷入瘫痪状态；而当年在日本开业的汇丰银行则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吹袭，并在日后发展成为日本政府的银行及货币事务顾问。
日本发生的深刻社会巨变，使年富力强的杰克逊有了用武之地。杰克逊凭借其杰出的才能脱颖而出。1872年，总行调派杰克逊去上海接替麦克莱恩的分行经理职务。上海分行经理是汇丰银行中仅次于香港分行经理的重要职位。但是，杰克逊认为，从汇丰银行的根本利益出发，自己留在日本对银行更有利，因此他毅然谢绝了总行的提升。
1872年初，汇丰银行大阪办事处成立，以配合从香港买进机器的造币厂开工后，与日商所进行的巨额金银交易。1866年5月正式开业的香港造币厂，由于香港殖民政府经营不善，于1868年倒闭，机器以6万港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日本新的造币厂于1871年正式启用。
大阪造币厂的开工以及汇丰银行与日本官商间关系的加深，使汇丰在日本获利丰厚，业务蒸蒸日上。
1874年，杰克逊离开横滨分行，赴香港出任汇丰银行副总经理。正是凭借卓越的理财能力和精明的才干，当汇丰总经理格雷格于1876年辞职后，年仅36岁的杰克逊出任代理总经理。第二年，已为汇丰服务十年的杰克逊，正式出任总经理，开始将汇丰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历史高峰。
2 远东金融市场巨变
就在杰克逊代理汇丰银行总经理的1876年，中英两国间的力量天平进一步向英国倾斜。
当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就贸易与金融而言，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腹地金融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条约不仅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而且长江沿岸多处地方被迫允许可以停泊外轮、上下客商和起卸货物，并且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察看四川省英商事宜。这样，列强不仅直接打开了中国腹地的货物吞吐口岸，而且“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照”，从而给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欧亚电讯业的出现，更使远东贸易方式和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变。
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使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当年杰克逊从伦敦到达上海时，绕道好望角的旧航程需时约120天，而今通过苏伊士运河时间可缩短一半，最快甚至只需6星期。上海、伦敦之间电讯业的开通，迅速改变了中国与欧洲之间迟缓的通讯状况。原来伦敦、上海间信息的传递，通常需时6～8个星期，现在则朝发夕至。即使在英国本土的商人，也能够控制交易的局面，因为只要拍个电报，便能在6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的订货。这样，订货贸易代替了原先自存自销的贸易。必须等到货物起岸出卖后才能收到货款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
贸易方式的改变，使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也随之变化。由于航程缩短，汇票兑现的限期也要求随之缩短。原来6个月付现的期票，现在已不能适应新情况。4个月以内到期的汇票，逐渐成为外国银行外汇交易的主要对象。原来与丽如等老牌银行展开“期票战”、抵制缩短汇票期限的汇丰银行，也已迅速改变，跟上已经发展了的新形势。
与此同时，汇兑方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货价的清偿一般采取汇付方式，即由购货人直接汇款给发货人，而不是由发货人开汇票让购货人照票付款。在中国进口外国货方面，或者由在中国的外国商号开汇票给他们在英国的往来商号，或者是在中国购买汇票寄给英国的发货人；在英国进口中国货方面，清偿的程序也完全一样，只是将当事人调换了个位置。这种汇兑方式，发货人只能在航程终结、货物到岸出卖以后才能从购货人那里收到货款。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电报通讯的条件下，订货预售代替了存货待售，为订货而生产代替了为存货而生产。在订货销售的条件下，出口商人在发货的同时，即可向对方直接签发汇票，同时立即在本地的外汇市场中出卖，获得周转下一次贸易的资金。
贸易方式本身的变化和贸易方面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开始日渐深入地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外贸易的市场价格，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市场价格，基本上由中国方面的因素决定。在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距离遥远而运输及通信方式又比较原始的条件下，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特别是出口价格的季节变动，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航程的缩短和信息联系的便捷，影响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因素，逐渐由中方转向对方。在商人只需拍个电报便能在几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任何订货的条件下，伦敦商人很容易增加或减少实际握有的存货量。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从此不再由中国方面决定。
英国商人对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直接控制，在中国生丝、茶叶两项出口大宗货物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19世纪70年代，中国生丝、茶叶的出口价格大幅下降。从1877年开始，中国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顺差岁月已经成为过去。1880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更是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两银子的巨额逆差。
中国对外贸易局面的恶化，贸易逆差的长期延续和扩大，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形成了比较经常的拆放关系，拆息逐渐成为上海金融行市的普遍现象，而它从一开始即掌握在外国银行的手中，中国钱庄受外国银行的控制逐渐加深。
在一切变得更有利于汇丰在中国发展的情势下，杰克逊展开了一系列的经营和筹划。
3 清政府外债的主要提供者
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是杰克逊时代汇丰银行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替清政府发行借款公债，使汇丰博得过如此之高的名声了。而正是杰克逊时代，汇丰通过搏击从而取代丽如银行成为清政府外债的主要提供者。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中央政府历来以轻徭薄赋为名，财政上强调量入为出，税收上实行定额或包税制。在国家多事、财政困难之时，采取向老百姓临时捐输和商人报效之法以补财政之不足，后来有时也实行发银钞、铸大钱等通货膨胀的办法予以解决。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军云集长江以南，筹饷困难，地方官员遂向洋商借贷以应急需，于是外商和外国银行乘隙而入，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展借外债的历史。
汇丰银行对清政府提供的第一笔贷款，是第一章提到的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而左宗棠奉命西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和清政府为应对中法战事向汇丰所借的外债，则是杰克逊任期头十年中最为知名者。
左宗棠西征及其借款，不仅揭开了左宗棠与胡雪岩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恢弘表演的序幕，也成就了这两位晚清风云人物各自的事业。前者的政治生涯因为有了“西征”而愈加辉煌，后者的财富人生则由于成为“国家生意”的经纪人而终成“红顶”大商人。
与此同时，西征借款除成就这对官商同盟搭档外，也推动和成就了汇丰在中国的事业。在左宗棠的西征借款中，前三次承借对象是怡和洋行与丽如银行等机构，并没有汇丰银行的身影。后三次却基本上是向汇丰银行所借，而这正是杰克逊领导的汇丰对清政府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开始。
当1876年左宗棠计划举借第四次西征借款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方面在交涉过程中宣称，案件未了之前，不准英国商人借款给中国。急等钱用的左宗棠于是要求助其筹款的胡雪岩立即向其他各国借贷。德、俄、美和日本等国乘机活动起来，试图与清政府建立借贷关系。不过，在杰克逊及汇丰上海分行经理嘉谟伦【Ewen Cameron】的积极努力下，汇丰最终赢得了500万两的贷款项目。汇丰银行承揽的西征借款，实际上银行本身并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而只是债券的承销人。当汇丰从清政府手上承揽到借款后，随即到市场上进行公开配售。
1878年，左宗棠在进行第五次借款时，试图通过胡雪岩向华商议借银款300万两。当华商凑资到175万两时，汇丰银行自请以同等数目的银款“附入华款出借”，合成350万两。汇丰最终如愿以偿，左宗棠则一解燃眉之急。1881年，左宗棠再次向汇丰借款400万两白银，是为第六次西征借款。
汇丰银行承揽的三次西征借款，每一笔都有几个不同的利息，即清政府所付利息、经手人所报利息、银行贷出的利息和银行在市场上发行的利息。如在第四次借款中，汇丰所要求的利息是年息十厘【10%】；左宗棠向中央朝廷呈报时，将年息改为月息，因此年息变成了十二厘【12%】；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折合年息成了十五厘【15%】；当债券在市场上公开发行时，汇丰所付利息只是年息八厘【8%】，且还是九八折。从清政府实际支付的利息，到汇丰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如此之大，汇丰银行以及胡雪岩等所获取的好处显而易见。此外，汇价上的巨额利润，也使汇丰斩获不少。难怪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说，汇丰银行的贷款“油水很大”。
对汇丰银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杰克逊让清政府在贷款方面越来越离不开汇丰的参与。由于大借外债，清政府每年需以巨额款项偿付外债本息，并不得不以国家的关税为担保。汇丰把贷款一笔笔地借给处于日益困难和危机中的清政府，清政府则日益加深着对汇丰银行的依赖。
两年以后的1883年，中法战争既起，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只好又大借外债以应急需。1884年，两广总督为了应对法国军队从越南发出的威胁，先后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笔：前两笔每笔总值100万两白银，用以筹建海防；第三笔为112.5万两白银，全部由汇丰银行先以其公积金垫款承购，准备在债券涨价时再按溢价售出。次年，法国对清政府的军事活动扩大到福建、台湾等地，闽浙总督再向汇丰借款100万英镑。这些借款虽然大部分由地方官员筹借，但必须经清政府批准，并以关税作担保。
据历史学家对1874～1890年清政府外债的统计，26笔外债4136万两白银中，汇丰就贷了2897万两，超过了总额的七成。
然而，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汇丰向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以上贷款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4 与洋行之王关系的改善
与清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杰克逊所致力强调的。但是要想雄踞中国，还须与最有实力的怡和洋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怡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处理好与怡和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汇丰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杰克逊出任汇丰大班后，迅速拉近了与怡和洋行之间的距离。
事实上，就在杰克逊设法改善与怡和的关系时，客观形势的转变让怡和也同样感到有与汇丰合作的必要。
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贸易结算的外汇业务，在19世纪60年代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来华贸易多年的怡和、宝顺和旗昌等几家大洋行的手中。因为当时中外贸易周转时间长，贸易资金流转迟缓，必须具备数额巨大的垫支资本。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交通运输革命引起中西贸易方式重大变革。新的贸易方法使得外资银行以前并不着重办理的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日益成为头等重要业务。而当银行全力开展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后，对那些资金并不充裕的小洋行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们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便能经营超过自有资金数十倍以上的外贸业务。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向有能力垫付巨额资金的大洋行霸占外汇市场的地位。大洋行和外资银行之间争夺外汇业务的竞争日益剧烈。竞争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迫使怡和不得不认真思考。而这时，汇丰的业务正蒸蒸日上。在权衡得失之后，怡和也终于改变了态度。
此时执掌怡和大权的是1855年来到中国的威廉·凯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