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鸦片商人渣甸【1784～1843】和马地臣【1796～1878】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快速帆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同样，旗昌和琼记洋行在中国的航运业务方面竞争激烈。有历史学家认为，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都是互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怡和宝顺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有宝顺参加，怡和自然不愿加入。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怡和与宝顺此时也并非没有一致的行动。像1863年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计划，参加者就有宝顺、怡和等26家洋行；1865年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同样有怡和与宝顺等17家洋行参与【以上两计划最后均未成功】。
其实，逐利的本性、获利的多少、利益的得失，才是怡和与旗昌决定加入与否的关键。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
为了保持与中国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怡和洋行还曾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当时，据称怡和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1863年，怡和创办“怡和钱庄”，向中国富商放款，在上海滩声名显赫。老牌的怡和洋行正是不愿放弃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才拒绝入股汇丰。不论是旗昌还是怡和，都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银行业务。金融服务的大头，由大洋行转到专业银行经营，尚需经过一番博弈。
这些大洋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汇丰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更加暴露无遗。汇丰要正式成立，必须由香港总督颁布特许令，在香港完成立法，同时获得英国政府批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有正式记录的会议，是在1864年8月6日，汇丰正式营业的时间是1865年3月3日。取得英国政府的营业执照，则到了1866年8月14日。尽管汇丰银行营业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营业执照却迟至一年多才拿到手。
出现这样的拖延，交通条件的限制是一个原因--当时轮船从伦敦驶抵香港至少需要50天，但汇丰的传记作家柯立斯认为怡和洋行从中阻挠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个营业执照的第四条规定：汇丰银行除了在中国以外，还有权在伦敦、印度、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分行，经营承兑、存款和汇付的业务。数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侵入，虽然使怡和等大型洋行对银行业务的掌控有所削弱，不过这些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伦敦或印度，真正的威胁并不大。汇丰银行总行设于香港，对怡和获利丰厚的汇兑业务，自然是个大威胁。
因此，怡和拒绝接受配股，并使出浑身解数，在香港、伦敦两地同时展开一系列阻挠活动，特别是针对汇丰经营汇兑权力的漫无限制。但是，怡和的反对使汇丰银行获颁营业执照时间拖后，却并没能阻止其获得执照。汇丰说服英国财政部同意其根据专项汇理银行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享有发钞和接受政府存款的权利。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旗昌洋行在汇丰取得执照当年的12月加入，它的老板福士【H.Forbes】随之加入汇丰董事会。怡和则迟至187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主意，与汇丰展开了合作。
4 1886：环球金融大恐慌
汇丰银行是乘着金融热潮的风帆，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始营业的，然而随即它就受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
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的五六年间，英国金融业迅速膨胀，香港和上海同样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行创设高潮。
在英国本土，1860～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首先是1861年汇川银行进入香港、上海，接踵而来的是1864年利华、利生和利升三家银行的开张。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棉业出现了一个投机的热潮。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棉输出受阻，使一向惯用美棉的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而在棉花价格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的1865年，上海商人对棉花也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业投机带动着金融投机。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上海成立的英资银行，正是这样的一批银行，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荡荡。像利华银行名义上虽有200万英镑的开办资本，但实际上却是由另一家投机公司的股票升水构成；利生银行名义上的资本同样是200万英镑，但实收资本只有17万英镑，连额定的1/10都不曾达到。
以上是国际背景。就中国本身而言，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城市，其他更多商埠的对外开放，与上海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苏松一带地主豪富纷纷涌向上海，银元大量流入，房地产价格飞涨。无节制的孟买棉业热潮的影响，加上上海等对外商埠的金融升温，所有这些，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投机的环境。
当1864年上海进入金融投机活动高潮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得以安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同样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从来不曾低过12%，经常是18%、24%乃至36%。
银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银行股票大幅升水，股价节节上扬。新成立的银行自不待言，如利华银行刚一开办，一张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升水150%。老银行的股票同样备受追捧，如有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5英镑，最高市价达70英镑，升水近200%。麦加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0英镑，最高市价达46英镑5先令，升水也在一倍以上。其他像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
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震撼欧洲的棉业危机开始了。
伦敦首当其冲遭受沉重打击。1866年4月，伦敦贴现公司和巴奈特银行先后倒闭。5月10日，“在英格兰金融界享有最佳声誉”的阿弗伦特·加奈公司宣告破产。随后，危机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和猛烈程度继续肆虐。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的阴霾迅速笼罩了东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孟买，包括孟买银行在内、资本共计1200万英镑的12家大小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倒闭。
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被割占或开埠20多年以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在金融狂潮中成立的汇川、利华、利生和利升四家英资银行齐齐倒闭。此前进入上海的汇隆银行，也未经受住风暴的袭击而坍塌。一年前还在扩充资本的呵加剌银行同样负债累累，其上海分行在当年7月一度停闭。以前大幅升水的银行股票，此时无不掉头向下，就连景况最好的有利银行的股票，也由70英镑猛泻至33英镑，股价蒸发过半。
经过1866年的大浪淘沙，在香港和上海能够继续维持生存的，只剩下了5家银行--3家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1860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汇丰是幸运的。因为其发起人实力雄厚，又有香港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没有出现重大的财务危机，因而新生的汇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
然而，汇丰并非没有遭受打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汇丰银行重要的支柱之一宝顺洋行的坍塌，不仅在香港和上海商界产生巨大震撼，更给汇丰造成了巨大影响。
5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长江对外轮的开放和内地对外商的开放，以及欧美与东方市场之间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历史性改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作为汇丰银行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与其他在华大型西方企业一样，在这些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型。它们对航运、保险、通商口岸设施以及银行业的关注，已经超过对进出口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切。因此，在鸦片贸易领域，怡和洋行在有着独特优势的沙逊洋行这一超强竞争对手出现后逐渐退出；宝顺洋行应对鸦片贸易衰退的影响，为了转型而购置了两艘大型昂贵货轮--“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用来航行刚开放的长江航线；旗昌洋行则在上海发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着力经营已经开放的长江流域的船运业务。
在旗昌轮船公司崛起之时，它在长江上的最主要对手，正是宝顺洋行。1864年，宝顺洋行的“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轮船首先打起运费价格战。虽然怡和洋行的“罗纳号”、“梅兰吉尔号”等轮船于1866年也加入竞争行列，但旗昌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为眼中钉，认为其“足以形成核心力量对付旗昌轮船公司”。
不过，旗昌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接下来的一场厄运把宝顺洋行的雄心彻底摧毁。事实上，贸易的萧条在1865年便已在宝顺洋行身上显现。这年年初，宝顺发现它的中英贸易和易货业务正在迅速下跌。对此，宝顺虽然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但与旗昌竞争的决心并未消减。它想到的最佳出路是与其他同行合作，将船只进行联营。在1865年11月的往后几个月中，宝顺洋行就这一计划与琼记洋行协商，琼记的“江龙号”是航行于长江上的最好船只之一。如果在“飞似海马号”、“气拉度号”和“江龙号”之外，再加上一艘轮船便可组成一条完整的四轮航线，然后另筹款项，在航运业界的顾虑有所缓和、财力变得充裕、投资又有了吸引力之时，将整个船队合并为一，组成新的航运公司。
然而，宝顺和琼记洋行想在华商和英商中招股组成一个新航运公司的计划并未成功。由于贸易的不景气，宝顺洋行本身并不打算、也无能力为这一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而琼记洋行也同样捉襟见肘。
就在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在资金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航运业方面不但没有给宝顺带来利润，反而压住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与此同时，它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在印度孟买和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宝顺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为了在既受英国人欢迎又能显示实力的赛马活动中争强斗胜，生活豪奢的宝顺洋行大班约翰·颠地，不惜以万元巨款购买良驹，以期从怡和洋行合伙人罗伯特·渣甸手中赢回输掉了的“香港杯”。此外，颠地勾引怡和洋行另一合伙人大卫·渣甸的情妇，更使得这两大洋行关系差到极点。
当1866年金融大恐慌发生、伦敦的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时，大受连累的宝顺洋行一下子到了生死关口。当琼记洋行代宝顺向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当时琼记洋行同样摇摇欲坠，在苦撑数年后也于1875年倒闭。怡和则在顺利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
宝顺洋行的破产，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而怡和在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的现实，也迫使汇丰新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去考虑汇丰与怡和的关系。
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51页。
6 与老牌银行较量
汇丰银行一经诞生，就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然而，正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汇丰传记《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中所称：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一旦汇丰的执照问题获得解决，一旦汇丰度过金融恐慌时期，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金融风潮的席卷下，多家在华外资银行未能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袭击而倒闭。饱受投机风潮影响而幸存下来的几家银行，为了摆脱困境，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交易，开始采取稳健而审慎的经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