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怡富在股市并购业务方面大放光芒不同，获多利的表现一开始并不活跃，更没有直接与怡富展开竞争，但作为一家本地色彩浓厚的商人银行，正像汇丰本身一样，除了与英资财团关系密切之外，与部分新崛起的华资财团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包玉刚和李嘉诚收购九仓与和记黄埔等著名商战中显露锋芒。
1973年，汇丰购入伦敦历史悠久的商人银行Antony Gibbs的部分股份。沈弼接任汇丰大班后，于1980年取得该商人银行全部股权。
6 买办：汇丰成功的重要元素
在汇丰银行开业100周年的1965年，有一个“汇丰人”的退休，宣告了汇丰经营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就是汇丰银行的最后一任买办--李纯华。
昔日外资银行或企业在华经营展业，不可或缺的人物便是买办。在汇丰100年的成功经营中，买办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外国洋行和银行初来中国时，由于言语不通，经商手法迥异，必须有熟悉外语和知晓商事的中国人助其扩展业务。一般说来，主要靠制度办事的西方，与除了法规之外更多靠人际关系运转的中国有别，因此买办一职不仅参与洋行或银行的内部业务操作，更要具备广泛的人脉和熟悉当地行情。当上外国洋行或银行买办的人，多半是知晓外语和熟悉中外商业运作以及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中介人物。这些被称为“中西之间的桥梁”的买办，是外国洋行和银行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有历史学家认为，一个理想的买办所应具备的条件：【一】他应该是那些既熟悉外语和中外商业惯例，又拥有丰厚资产、在华人圈内有广泛业务和社会联系者。【二】必须具有廉正的名声，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保证人。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他直接管辖大笔钱财，能够给他所担保的生意提供极大的方便。
【三】最重要的是，买办对中国商界要有完全的了解，对各种商号的财政实力、市场状况、对当地办事处和它们海外分支机构及与它们有商务关系的公司，对贸易商行里合伙人的个人财政状况等，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汇丰银行的买办，虽然不都是“理想的买办”，但却都是些极有能耐的“神通广大者”。
汇丰在香港的第一任买办，是来自有着长期经商传统的广州黄埔的罗伯常【1865～1877年在任】。关于他在香港的地位根基和经营实况，人们所知不多，只知道在汇丰银行成立时，罗伯常入有股份，同时通过一份罗伯常在1877年2月5日去世前两天立下的遗嘱，知道他经济实力雄厚，持有钱庄、金铺、数家保险公司以及香港《循环日报》的股票。罗伯常去世后，其子罗鹤朋继任【1877～1892年在任】。父死子继或亲戚接任在买办职业中司空见惯，因此在晚清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买办世家”。
第三任买办刘渭川【1892～1906年在任】和第四任买办刘泮樵【1906～1912年在任】，则来自买办名家辈出的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由于香山靠近澳门，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与葡萄牙人有接触，因此这里被称为“买办的故乡”，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均出自这里。有着亲戚关系的刘氏两买办，在香港有着庞大的家族联系，在汇丰的买办部门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亲朋好友。因为买办部门里的跑街、货币鉴定员、出纳、会计和文书等员工，由买办自行聘用或解聘，买办须对买办间的华籍员工负责--既付工资给他们，也承担由他们造成的损失。因此，职工队伍大部分由个人推荐或由私人相识而招来，许多雇员间也多有亲戚关系。
第五任买办何世荣【1912～1946年在任】，来自香港最显赫的家族--何东家族。何东当年进入怡和洋行买办部门任助理时，年仅18岁，几年后便成为怡和洋行首席买办。接着，其弟何福、何甘棠继任。何世荣为何福所生、何东领养。原先在沙逊洋行担任买办的何世荣，由其养父何东提供30万元担保金后，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
来自欧亚混血家庭的何世荣，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在香港有着传统的庞大家族联系，其家族关系网络建立在香港的欧亚混血儿家庭之间，因而各个主要洋行或银行都有何家的人出现。何家在香港的第一代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第二代则扩展至其他公司。除了何世荣在汇丰银行担任买办外，其兄弟分别在不同的洋行或银行任职，如何世耀是有利银行买办，何世光继何世荣当上沙逊洋行买办，何亮在怡和洋行任买办，何世基为利安洋行买办。
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何世荣备尝艰辛，并一度身陷囹圄，饱受日本人虐待，最后在香港光复后的1946年，拖着病残之躯去世。汇丰银行第二买办唐宗保接任，成为首席买办。1953年，唐宗保去世后，买办之职由李纯华担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易时移，买办制度日渐过时。战前用毛笔誊写的分类账目，在战后改用钢笔和墨水；战前在计算时使用的算盘，战后换成了计算器。买办制度成立的一个最主要理由--语言障碍也开始消失，会说英语的职工不断增加，致使买办在特别部门里的需要日渐减少。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已经撤离，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也日渐趋同。
在香港，“买办”这一称呼于1960年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华人业务和其他业务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李纯华既是汇丰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汇丰最后一个“买办”。五年后，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银行。
在汇丰撤离中国内地前，内地曾经是其最主要的经营区和利润来源地。在这里，中国特色更浓、与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加复杂，买办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从汇丰在内地的最大分行--上海分行的买办可见一斑。
汇丰银行上海的首任买办是来自绍兴的王槐山。为人重情讲义的王槐山在钱庄跑街多年，在成为汇丰首席买办之后，为汇丰银行的业务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借此赚得大把银子，并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为汇丰银行向清政府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中，因为解了清廷燃眉之急，他和跑街席正甫一道获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一跃成为“买办大人”。在当了多年汇丰买办后，王槐山见好就收。汇丰买办一职于是由苏州洞庭东山人氏席正甫担任。
与王槐山不同，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32年，不但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买办世家”，也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显赫人物。
从江苏东山来到上海租界闯荡世界的席正甫，在加入汇丰前，曾在其舅沈二园开办的钱庄里做事。此时，他的哥哥席嘏卿已经在麦加利银行做会计。当席正甫在钱庄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加入汇丰买办间当跑楼。办事干练、善于与人打交道，以及在汇丰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席正甫赢得了汇丰的好评，从而在王槐山离开后接任买办一职，开始了一家三代与汇丰半个多世纪的合作。
席正甫事业的高峰，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解决对日巨额赔款而向外资银行借款时期。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席正甫居间出了大力，既为朝廷解决了难题，也为汇丰银行赚得了巨额利润。席正甫的表现既让汇丰银行满意，也让清廷赏识，因而被清廷赐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席正甫受汇丰赏识，原因之一是他在官场的人脉，既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过从甚密，也与盛宣怀关系密切，与1901年出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甚至还是结拜的把兄弟。
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后，与许多钱庄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并在1887年与同乡合办了著名的协昇钱庄。同时，席正甫也将一些钱庄的做法运用到了汇丰银行中。席正甫之子席立功多次与他人合开钱庄；席正甫之孙席季明于民国时期在上海当钱庄经理，并一度出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主席。
在新式银行方面，席正甫曾在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助过一臂之力，对筹建清朝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也曾出谋划策。在他去世的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席正甫的几个儿子要么先后入股，如长子席立功陆续开办过几个股户；要么担任职务，如做过宝信银行买办的席正甫第三子席裕光担任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席裕光的弟弟席聚星和哥哥席裕昆也分别担任过户部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和大清银行营口分行经理。席裕光的两个儿子席德懋、席德柄则是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的显赫人物，前者1928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等要职，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后者则担任过中央造币厂厂长。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后，席氏子弟还开办过惠丰储蓄银行、上海纱业银行、中国商业银行等新式银行。
席正甫担任买办的时期，既是在华外资银行买办的全盛时期，也是汇丰银行在华的全盛时期。就像何东家族在香港编织了一张买办“关系网”一样，席正甫在长期的买办生涯中，也编织起了一张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网”：其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买办，胞侄席锡藩是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的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也都是席家的亲戚……
此前上海银钱业基本由来自浙江绍兴的“绍兴帮”把持，这时则多了个实力和能量都不容忽视的“洞庭帮”。因此当时上海金融界甚至有句流行语：“‘绍兴帮’再狠，碰到‘山上帮’【山上指苏州洞庭山】也要忍一忍。”
席正甫去世后，汇丰买办由其长子席立功于1905年继任。席立功聘用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任汇丰跑楼。这对拍档所经历的时期，是从清朝末年至北伐战争胜利之前。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仍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在汇丰借款给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有外国人评论席立功担任汇丰买办期间“益使汇丰事业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