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事件后不久，德国客轮“不来梅”号驶入了纽约港口，轮船的桅杆上高高地飘扬着纳粹十字旗。乘坐这艘船到达的人当中就有著名的英国演员乔治·阿利斯（George Arliss）以及把古桥牌发展成新的竞叫桥牌的库柏森夫妇（Culbertsons），也就是埃利（Ely）和约瑟芬（Josephine）。当时亨利写了一封信：“这个国家处在15世纪那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之下。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我就绝不回德国。”当时他不会意识到，在他剩下的岁月里他再也不会回到德国了。
与公众普遍的猜想相反的是，亨利·戈德曼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际上他是一位美国式的政客，尽一切努力使德裔犹太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他的眼中，巴勒斯坦应该是受迫害的犹太人避难的圣所，是学习犹太教相关知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掌权的主权国家。他尊重学术，但是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与他的生活无关。但是，出于强烈的道德感，他还是认为有必要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提交一份关于德国境内犹太人所面临的危险境遇的报告，希望美国政府放宽在胡佛政府期间收紧的移民法案。他为此找到老朋友小亨利·摩根索，此人刚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亨利希望通过他的引荐结识罗斯福总统。
摩根索并不看好亨利所提计划的前景。他和他的律师兰道夫·保罗（Randolph Paul）几周之前刚刚联系过罗斯福总统，他们提交了一份秘密为罗马尼亚境内数百名犹太人购买离境签证的计划。罗斯福总统对他们???提议充耳不闻，他不愿意牵扯上任何可能“带来经济或金融动荡”的行动，也不愿意参与任何可能导致美国卷入“又一场欧洲战争”的活动。当美国国内独立主义、安抚主义、绥靖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上风的时候，这位总统几乎不可能为了外交事务而作出任何有损于自己第一任期的决定。（正如保罗的儿媳最近表示的那样，那并非罗斯福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1933年圣诞节假期期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爱尔莎·爱因斯坦夫妇在戈德曼家的宅邸参加了为几位特殊客人举办的宴会。在座的嘉宾中有闻名遐迩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著名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及妻女，以及作家托马斯·曼。大家谈论的话题集中在挪威籍瓦格纳派女高音歌唱家基尔斯腾·弗拉格丝塔德（Kristen Flagstad）在歌剧《女武神》（Die Walkure）中的精彩表演，以及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部小说刚刚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赛珍珠还因其杰出的小说创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席间，爱因斯坦提起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最近想约见他，以了解德国境内犹太人的真实境况。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由于德国政府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人们对德国境内的真实情况存在很大的疑问。爱因斯坦非常希望亨利能接受白宫官员的谈话，因为他最近刚刚去过德国，而且爱因斯坦也想知道亨利会不会转述汉斯·路德对他所说的关于德国犹太人的原话。路德原本是德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最近刚刚被指派为德国驻美国大使。据爱因斯坦回忆，路德的原话是：“就算死50万犹太人又怎么样呢？”
亨利拒绝承认他与路德曾有过这样的对话。“路德博士从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听到这种传言的……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接受总统身边的人问话时都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辞，千万不要因为谣言和传闻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危及我们所支持的正义事业。”
两周之后，亨利应邀到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罗斯福总统热情款待了他，并且坚持亲自调制拿手的马丁尼鸡尾酒，作为餐前的开胃品。亨利平时本不喝酒，最多就是晚餐时配一点红酒或者睡前喝一点法国甜酒，但是这一次他开怀畅饮。他脑子里一直都在盘算着更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不会在闲谈中浪费一丁点时间的人。但是每当他要开始讲述他亲眼目睹的暴行或者美国使馆前疯狂敲打着大门希望获得签证的大批犹太人的情况时，罗斯福总是非常有技巧地把话题岔开，要么谈谈扬基队的比分纪录，要么聊聊美国人在北美赛马会上胜出的概率。就在两人准备道别的时候，罗斯福终于用手里的烟斗比划了一下，并且对亨利表示，在经济体系尚不健全且政府刚刚上任的德国，犹太人所受的虐待肯定是真实的，但这肯定不是政府行为。
这位国家的总指挥或许真的选择了在政治上中立的道路--新闻界人士称他“总是对民众的意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当感到身后有民众的支持时才会放心”，但是私营部门的有钱有势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不一样的道路。当时每年能通过正常渠道移民进入美国的犹太人数量仅为5000人，他们对此大为不满，因为这还不到1906年美国接纳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在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抗争的人当中就有亨利的弟弟朱利叶斯。他是纽约知名的企业律师，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犹太慈善社区支持联盟，他的子女分别是社会上知名的放射学家、石油勘探家，以及女性考古学家。他开始广泛地征集慈善家们的捐助，不论行业，不论信仰，这些人每人最少捐助了10美元--也有捐助上千美元的，他用这些钱帮助欧洲各地的少数族群逃离迫害。亨利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并且倾囊相助，终于把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和奥托·施特恩救出了德国，并帮助他们在英国定居。他还帮助来自柏林大学的著名中世纪艺术历史学家阿道夫·戈尔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在美国的顶尖院校中找到了工作，当然还有诸多的科学家、音乐家、医生、商人，他帮助这些人弄到离境的签证，逃离了奥地利和德国，并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美国安身立命。
他的妻子芭贝特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她和其他几位女士帮助犹太联合募捐协会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筹措到了200万美元，全部用于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就在100位“商业领袖”劝说纽约各行各业的人们捐款时，这6位女士自告奋勇地从自己的家门口做起，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发动了社会上富裕的金融家、企业家，以及艺术名流们，她们用自己绘声绘色的语言向人们描述少数族群在德国受到的非人待遇，通过她们的魅力为整个营救行动筹措了近1/4的经费。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的发展部负责人加利茨·布里希塔（Galit Brichta）对我说：“你的祖母就像一支冒火的枪杆子。”这是在祖母她们筹措资金将近100年之后，在她重新检视了当年的捐款人和捐款额记录之后对我说的话。“你能想象当时那些钱在今天相当于多少吗？”
令人惊讶的是，社会上这种热烈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并没有感染美国学术界的人士。十分有影响力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邀请德国大使汉斯·路德到校园里给学生们演讲，并且称他为“友好人民所组成的政府”的代表，他还提醒学生们这位大使“应该得到应有的礼遇……应该以最高的礼节和敬意接待他”。路德的演讲一直在鼓吹希特勒的和平愿望。三年之后的1936年，巴特勒专门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纳粹德国去参加海德堡大学550周年建校纪念庆典，而这所大学当时刚刚清除了所有犹太教职员，采纳了一份纳粹制定的课程表，并且刚刚进行过一次焚烧犹太作者书籍的活动。
芭贝特，摄于1935年
达特茅斯学院引入了一种配额制度，限制每年接收的犹太学生的数量。哈佛大学也并非一清二白。1934年5月，该大学的管理者们同样邀请了德国大使路德到校演讲。路德还参观了由亨利和他的6位伙伴捐建的日耳曼博物馆和魏德纳图书馆。当年6月，当希特勒政府的境外新闻官回到母校参加班级聚会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位新闻官名叫恩斯特·汉夫斯坦格（Ernst Hanfstaengl），他是哈佛大学1909年的毕业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追随希特勒的左右，也正是此人将希特勒的烟幕弹散播到了世界各地。更令人惊奇的是，哈佛的学报也十分支持学校管理者对此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甚至敦促校长科南特给这位嘉宾颁发荣誉学位证书。在哈佛的校园教堂里，德国驻波士顿总领馆还曾举办过一次仪式，专门纪念那些从哈佛毕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死的校友。当时总领馆在纪念仪式上悬挂的花圈上就有巨幅的纳粹十字章。
就在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正常开展”在德国的业务。福特汽车公司就是公开表示反犹太情节的大公司，他们当时的汽车产量占美国本土汽车产量的一半，并且为德国生产其国内所有的军用急救车，这家公司完全没有顾及犹太人的土地被没收，以及犹太人的个人财产被罚没等种种恶行。直到 “迫害犹太人”成为德国的国策时，标准石油公司在德国境内建设的2万处加油站仍然在正常运营，使德国政府获得了丰厚的税收收入。美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获得了纳粹政府提供的利润丰厚的生产合同，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刚刚通过的《纽伦堡法案》使所有犹太人失去了投票的权利，并且将他们都列为非公民。
对于一位爱说教的来自金融界的老政治家而言，亨利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别人征询意见和建议的对象，现在要让他放弃自己一辈子的信仰和忠诚可谓难于上青天。亨利对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支持德国的言行并不后悔，他也从没考虑过要向萨克斯家族伸出橄榄枝以弥合两家人之间的分歧。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使他不得不对自己花费毕生精力积累起来的财富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并且开始怀疑在未来的世界中投资银行业到底能占据怎样的位置。
三年之后，在他第二次获选总统之后，罗斯福在费城向热情的支持者们发表了讲话。他说：“对于前几代人而言，历史已经铸就。对于后几代人而言，未来还有待去谋划。但是对于我们当代的美国人而言，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命运，迎头而上。”亨利一定会暗自揣度：他是否早在20年前就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或者在以后的岁月里，命运是否为他准备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