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东京或吉隆坡，注视着高楼大厦和大街上拥挤的汽车，漫步于时尚名品购物店时，他的反应一定是：“实在太现代了！”稍事停顿后，他又会认为“这实在是跟西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而且其中一部分已与西方不相上下。不用大惊小怪，他们的现代家具和衣着肯定具有很多类似西方的特点。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看到其他地区有现代化和进步的迹象时，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些社会或文化正朝着与其一致的方向发展，虽然它们可能仍落后于西方。当又一家麦当劳在中国开店时，西方人随即就会积极地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变得和西方越来越相似。
的确，西方人一直都在反复强调这些印象。商人们在国际机场着陆，乘坐出租车去国际酒店，相聚??融区召开会议，最后打道回府，这就是同化的最终形态。无论坐落在哪里，现代机场都被设计得如出一辙，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和巴黎、慕尼黑、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几乎没有差别，众多的中餐馆也是如此。酒店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为了迎合国际潮流而不是按照当地人的传统来建设的。走在国际酒店里，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大多数男士西装笔挺，用英语交流，阅读的是《国际先驱论坛报》。
人们可能认为，在东亚国家居住和生活的外国人的经历更具启发性。有时候的确如此，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固守着西方传统。居住在东亚的西方人大多聚集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吸引西方移民。中国香港曾经历过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至今还留有一些印记；新加坡则是绞尽脑汁把自己建设成西方人的天堂，俨然一个亚洲内部的小西方社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西方人也无须学习普通话或广东话，因为许多人都会说英语，他们觉得无此必要。聚居在亚洲的西方人往往享有某些特权，并和当地的主流社会基本隔绝：生活在香港岛的半山区或愉景湾，肯定与生活在新界的沙田有天壤之别。
这里的西方人大多是游客、商人或移民，他们在这种熟悉的、经过了“净化”的西式环境中度过大部分光阴，只是偶尔涉足当地主流社会，而不会真正地与之融为一体：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认为我们不能从所观察到的现代化设施中有所领悟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建筑物、商业区、消费品和娱乐设施都能向我们展示它们的发达水平、优先考虑的事项，有时还可从中发现一些文化差异。但是，就像理解西方现代性一样，要真正理解亚洲的现代性，不在于看它的“硬件”而要看它的“软件”：人际关系、价值观与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机构、语言、礼节与节日，以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现象既难以看透，又难以引起足够重视。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国家的精英俱乐部继续被19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那些国家主导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14年以前的世界发展模式似乎已被冰封，20世纪错失经济良机的国家，再也没有机会分得一杯羹。20世纪50年代，“依附理论”学派把这种状态归纳成一种观点：其他国家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处于冻结状态，确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它们经济增长和腾飞的可能性极其有限。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消耗了主战双方的巨大能量，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深受其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出现了第一个令人兴奋的深刻变化。日本以极快的速度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中恢复，但是，作为一个1914年以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国，其经济实力的复苏不足为奇。相反，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它们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非常小--一个小型国家、一个中型国家和两个小型城市。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洗劫【其中韩国还遭受了朝鲜战争的破坏】，而且都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们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后来的30年里，经常都能实现接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加入了它们的队伍，随后，中国大陆也步入了这一行列。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略高于42%。此外，后来的亚洲新兴国家--中国，甚至创造了比先前亚洲四小龙还要高的增长率。其结果是，一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快速和积极的转型，东亚地区的贫困水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25%【该数字在2006年是295%，1990年是69%】。
后来者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俱乐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相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历证明，后来者也能享有重要优势：它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借鉴和运用现有的技术，推陈出新，赶超发达国家。同时，这种奇迹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亚洲新兴国家也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率，不仅基于民主选举，还基于国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另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比较本土化，对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崩溃--的吸纳非常少。然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反映出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现代性一直都为西方国家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地位现在已经被决然地打破。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卡尔·马克思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检验这个命题。
转变的速度
所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具备一项基本特征，就是转型速度飞快。1950年，它们还都是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1950年，韩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与1920年的91%相比，变化不大--到1960年的时候是61%，而今天是10%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人口仍然占到中国台湾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今天，这一比例为8%。还有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75%降至现在的44%，同一时期，泰国则从84%降至46%，马来西亚从63%降至18%。至于中国，1950年，全国总共有85%的农业人口，然而发展到今天，这个数字一直徘徊在50%左右。另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也为大家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50年，中国台湾76%都居住在农村，而到1989年--仅仅过了39年，这一比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当时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74%。同样，韩国195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8%，到1994年增至80%；马来西亚实现经济腾飞后，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27%增至1990年的53%。1975年的中国，城市人口是总人口的17%，预计到2015年，该比例将达到46%。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日本，该国在“二战”后实现了飞速发展，1950~1990年，其GDP以高于原来14倍多的速度增长，它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完成了经济腾飞的过程，实现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1950~1973年，日本
GDP以每年929%的速度迅猛增长。
与欧洲相比，这些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令人震惊。德国的城市人口从1850年的15%增至1910年的49%【该期间大体上恰逢其工业革命】，再到1950年的53%。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850年的19%增至1910年的38%，到1970年时则为68%。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80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23%，1850年为45%，1910年为75%。对美国而言，185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1910年为42%，1950年为57%。如果我们将韩国作为参照物的话【其人口大致与英国和法国相同】，其城市人口在4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2%，而英国在11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52%，德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34%【其100多年的涨幅也仅为38%】，法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19%【其120多年的涨幅为49%】，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28%【其100多年的涨幅为43%】。换言之，在耗时仅为后者2/3的情况下，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德国的两倍多--后者是欧洲国家中速度最快的典范--是法国的三倍，是美国的两倍。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工厂的转变，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转换。人们原本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情形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日益增多现象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但是到21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已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它发生的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的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1对历史传统的追寻
亚洲新兴国家的人们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目前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遗产仍然是当今追求现代性时代的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0多岁的也不少--大半辈子都在田间耕作。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生命献给了黄土地，而且40岁的人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移民：每当邻近中国的农历新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要回南方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较为常见。上海是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就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与本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迫切追寻过去，也可从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中窥见一斑。初一、十五，许多中国人都会烧香祭祖。晚上漫步台北或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街头，你经常能看到人们烧纸祭奠先祖。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返乡，凭吊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是不少中国人却相当迷信。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报纸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提醒人们宜忌事项，其依据是阴历。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寺庙拜祭和祈求神灵。许多人都会在选房置业时运用风水学，这可能会让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在中国香港，只有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建筑工程才能最终完工。即使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极具艺术气息的电脑公司，那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员工，也会摆上贡品，烧香拜佛，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好运。这些例子不能仅仅从刚刚逝去的历史这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它们也反映了内在的文化差异。无论何种缘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是许多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2从现在到未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包含着未来，与传统所主导的当下正好相反：人们的目光和思想都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但是这种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转型比欧洲要快，部分原因则在于美国没有被某种形式的前资本主义传统束缚，不用背负历史的重担前行。但是，比起美国，东亚国家面向未来的步伐更快，不是因为它不受历史的影响--正好相反，历史的印记很深--而是因为飞快的转型速度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转型体验和预期。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亚洲国家的特征以一种超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嗜好变化、迷恋技术、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因此，如果缅怀过去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变化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或者每7年翻一番，那么人们的体验和预期将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后者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宏观数字：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的生活标准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就业模式的巨大转变、城市景观的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了家庭等社会单位，给社会结构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世纪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经历的社会的角度，两者都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法。一位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培养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