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坐着的无艺者，因为大多是孤身一人，所以总得有东西做伴，或猫或狗。冬天天冷，许多大妈穿得厚厚的，坐在街角如一尊金字塔，厚衣服里伸出猫或狗的脑袋，满脸纯真地看着世界。我见过有个大妈养一对猫狗，黄昏时节，大妈恹恹欲睡，本该是冤家的猫狗也头靠头睡在一处。情景过于动人，在她面前盆里放硬币的诸位，都特意弯了腰轻放，以免硬币的当啷响声惊醒了人和猫狗。
我见过最绝的一位，是某个轻雨黄昏，某私人展馆门外，某大叔体格魁伟，披一袭御寒的大袍子，袍摆垂地，如个大帐篷，露出个脸，下面领口略张，挤着三只猫的脑袋，好奇似的看雨天。我放下硬币，指指猫，笑，说：“可爱。”大叔大喜，把袍子下摆一揭，但见他松垮垮的大袍底下，赫然还兜着个纸箱子，里面正有八只老鼠大的初生小奶猫，正嘤嘤着追滚打闹，一见袍摆掀开，立刻一起抬头，定定地看雨天。
旅行与艳遇的错觉
旅行和艳遇有类似处：人都爱幻想，总指望出门旅行，在一段新旅途与新爱情里，发现另一个自己，偶尔还能发现人生的真谛，说不定还有个美女投怀送抱，解决大龄青年恋爱问题。早年间，世界还很广阔未知时，文艺作品都以此为例：堂吉诃德出门旅行，寻找骑士梦；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里净是骑士出门，夜宿磨坊，品尝面包和女主人的滋味；梅里美以第一人称写旅游到西班牙时，听到了卡门的传说；夏多布里昂喜欢写主角去蛮荒地带，被美女倾心，被蛮族追杀；托马斯·曼的名作《死于威尼斯》里，功成名就但心灵老去的男主角，在去往威尼斯的旅途上，发现了值得自己爱慕至死、如仙似妖的美少年，于是延长旅途，然后以身殉情。
所以，人类很容易产生这一种情感，姑且叫作“旅行/艳遇尾声恐惧症”：你希望一段旅途永不结束，一段艳遇永不熄灭，一个众人欢饮的夜晚，可以通过无限换酒吧续摊，逼得天色永远不亮……
但这里面，有一点幻觉的成分在。
早在19世纪，巴尔扎克就写明白了：世上最奢侈的爱好，就是养个情妇。你可以让老婆带着孩子，在蜗居里吃糠咽菜，但必然不好意思驳回情妇的诸般要求：香车、钻石、天鹅绒饰物、鱼子酱、松露。跟情妇吃饭时，你掏给停车场小弟的袖子钱，可能都够老婆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这里有个美丽的悖论。不妨想一想：如果你把撒在情妇身上的钱用来和自己的妻子经营生活，让妻子可以远离柴米油盐，可以享用你给情妇买的香车、钻石、鱼子酱、松露、化妆品和阳光假期，情妇未必是妻子的对手——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外貌上。但有什么法子呢？男人还是抵不过情妇那种璀璨明亮的诱惑。
当然，现在不是19世纪，谈论情妇这行当难免沦为屠龙之技。但假想一下，把旅游当作一个美丽的情妇好了：
许多人爱旅游，其实是爱这一种状态：啊，开始旅游啦！好难得出门啊！我要过另一种生活！我要把工作都抛掉！要把平时攒的钱都用上！我要把日常对自己的压榨和抠搜，都在旅行中找补回来！
在旅行中，人就像对待情妇一般，因为过上了远离日常生活的另一种未知而新鲜的生活，于是格外慷慨，特别好奇，尤其大惊小怪，经常一惊一乍。你会更认真地去端详他乡的天空，而你在故乡可能从没注意过天空的颜色；他乡的狗都比较可爱，尽管你在故乡可能特别讨厌狗的味道；他乡的空气都那么沁人心脾，而家乡的空气，你从没仔细闻过；他乡的手工劣质小商品，颜色似乎都比家乡的鲜艳些，能让你情不自禁地抖出信用卡来。旅行就是这一种状态，仿佛情人眼里出西施，让人忍不住慷慨解囊。你会情不自禁地欣赏，甚至美化他乡。因为倘不如此，就对不住自己漫长的攒钱、酝酿、查攻略和期望，就像男人不好意思觉得情妇不漂亮，不然对不起自己偷偷摸摸抠出的、用来给情妇买化妆品的钱。
《罗马假日》里，赫本和派克成就了古往今来最老套但又最传奇的爱情；纳博科夫在用俄语和英文写作时不断讲同一个故事：他如何坐着俄罗斯的长途火车，去到海边的度假胜地，在金色的沙滩上遇到一个女孩子（在他早期的俄语短篇小说里，那常是个爱滚铁环的女孩子；在《洛丽塔》里，那是洛丽塔的前身安娜贝尔）。托马斯·曼的许多爱情发生于疗养胜地，《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在他的假期中遇到了那传奇美少年达齐奥。茨威格写过至少两个“我在度假时遇到有人和我倾诉他的假期爱情故事”的短篇。所以你看，所有人都把旅行当作爱情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爱情。
本雅明说，19世纪巴黎商人的爱好之一：将一切都涂抹上神话和诗意的灿烂色彩，然后去骗人（主要是女人）购买。欧·亨利的一个小说里，一个女店员愿意节衣缩食一年，换来在某豪华酒店的一周女贵族生活。与其说旅行比生活美满得多，不如说，是我们在试图让假期比生活更美满，所以旅行和梦不一样。做梦，你不知道何时醒来；旅行，你知道它何时结束。旅行是一种短暂的、浓缩了的生活，另一个人的短暂天堂。而旅行的尾声，就像离开情妇回归家庭，意味着：哎呀，我又要回去工作了，又要朝九晚五了，又要回到那种抠搜省钱的日子了！因为结束的阴影和绝望感如此浓烈，所以在旅行里，一切都迫不及待。《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爱上达齐奥后死去了。《洛丽塔》里安娜贝尔也很快病死了。旅行的结束等于重回现实，等于一种浪漫生活的终结，等于离开情妇回到妻子身边。而这种“终于还是会回到日常生活”里的苦闷，就像橘子汁里的涩，只会让甜来得更浓烈些。所以旅行里的阳光、果汁、单车、刺得人脖子发痒的草坪、海、风筝、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贴着礼物标签的CD、游泳池旁边的树影、平时根本来不及一口气读完的书，一切都带着爱情的颜色，比平时的风景美好得多。
当然，去掉“旅行=情妇”的仓促又浓烈的幻觉，也有人会相信：“旅行时，的确可以见识各类新的东西。”但这里有另一个常见的悖论：你特意跑去旅游的陌生城市、搜着店名去排队的名吃、朋友那里借来的书，你会格外熟悉；自己所处的城市、小区后门外的小吃、已经买来摆在书架上积灰的书、已经在身边很久的人，你反而会想不起。太多人，通过各类旅行指南，对巴黎、伦敦、东京、上海了如指掌，可是对自己城市的历史、传奇和风貌却不加注意。
因为人类，多少总是存着这种心思：放在身边的，随时都能观赏，所以还是先瞻望远处好了，身边的东西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于是很多时候，就这么下次再说，终于错过了。
《笑林广记》里说，某老头子意图扒灰，儿媳妇害怕，找婆婆诉苦，婆婆让媳妇躲了，自己睡在媳妇的床上。是夜，老头子果然摸上了儿媳妇的床，还兴高采烈。婆婆道：“老杀才，换了张床，怎么就这般高兴起来？”
旅行和艳遇就像这个未遂的扒灰故事。在旅行中，人和风景都没变；在艳遇中，可能一见钟情也只是被安排好的狩猎活动。许多美好的幻觉，只因为换了张床、换了个心情而已。但就因为躺在了旅行和艳遇构成的另一张床上，所以旅行与艳遇中的人会更敏感地欣赏周围，对自己更加慷慨，于是就格外“高兴起来”。
如果尝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些，不总指望着把好好享受的希望寄托在别处、未来和旅途上；如果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爱侣好一些，不总指望着命运给你埋伏着许多段一见钟情，那以后，到旅途末尾，你想到要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时，便会少些恐慌，而会一边听歌，一边想象回家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吃热腾腾的早饭，旅行、艳遇或者一切“换了张床，就高兴起来”的幻觉，会不再那么富有罪恶的诱惑力。简单说来，无非是：平时对自己好些，旅行时就没那么神经质地恋恋不舍；对自己身边的人好些，情妇就没那么大诱惑力了。道理无非这么简单，晏殊很早就写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给食物起个中国名字
中国人自古骄傲，很重华夏和蛮夷之分。蛮夷有好东西拿来吃喝，也要特别给个称谓。古代中国人图省事，习惯这么起名字：西域来的，都给个前缀，叫“胡什么”，比如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如果是海外来的呢，就叫“洋什么”，比如洋烟、洋葱、洋芹菜，那就是海外发来中土的。西边是胡，东边是洋，分门别类，各安其所，舒坦啊。
但总这么拿“胡”“洋”字样给人安插，也不是很雅。既然中国古人讲求风雅，又是礼仪之邦，那就入乡随俗吧。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来中国，也不强逼着中国人咬意大利语，自定了汉名叫利玛窦。中国人也客气，到清朝就管英国叫英吉利，管美国叫美利坚，都是好字眼。
比如说吧，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儿，就给起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烟草tobacco，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字索音，就译作“淡巴菰”，也有种说法叫“淡巴姑”。乍看字眼，会以为是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万恶的鸦片乃是opium的音译不提，好玩在鸦片另有个中文名，叫作阿芙蓉，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犯毒瘾的特别钟爱其气味芳香而定的美名。实际上一琢磨：鸦片在阿拉伯语里读作Afyum，那不就是“阿芙蓉”吗？鸦片可恨不假，但“阿芙蓉”这三字的确很妙，不亚于把希腊首都Athens译作雅典。
阿拉伯语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咖啡”这个词。咖啡，英语写作coffee，读音更接近“柯非”；法语Café，跟汉语里“咖啡”俩字更像些。但其本原，却是阿拉伯语的：这玩意儿读音像是“咖哇”。有种传说，称最初这玩意儿产在埃塞俄比亚咖法省，被羊误吃了，才被人发现。这些更像是事后补遗，没法太当正史。但“咖啡”俩字，的确比“柯非”“咖哇”好听又好看。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è latte，法语写作Cafe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这咖啡说白了，大可以叫作“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作拿铁，听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同理，意大利语macchiato初义彩绘，一叫成“玛奇朵”，异域风情就出来了，尤其这“玛”字选的，很容易让人觉得玛奇朵是哪个漂亮姑娘的姓氏。
意大利文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中文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是基督教某支派。这一派人，喜欢穿浅咖啡色袍子。意大利人后来发明了种咖啡，因为是奶泡打就，色彩特殊，很像嘉布虔派的袍子，于是借了cappuccini起名——于是就成了卡布奇诺cappuccino。这字眼选得有讲究：你一杯奶泡咖啡，叫个卡布奇诺，听着就活泼俏皮；如果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兄弟我请你喝杯嘉布虔小兄弟会咖啡”，煮鹤焚琴，大打折扣。
广东和西洋进行贸易的时间最早，于是造出了许多漂亮的译名。粤语译名，都按粤语读音，不拘形格，比如David Beckham，一般译作贝克汉姆，广东人译作碧咸。你用普通话念碧咸，念到死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用粤语一念，就觉得音极近。比如把kiwi翻成奇异果，真是神来之笔，意音皆近。milk shake翻成奶昔，就有点儿一半一半——前一半意译，后一半音译。把salmon翻成三文鱼也源自粤语，一如sandwich翻成三文治，只是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香港人至今称呼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会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
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作“奄列”。把egg tart译作“蛋挞”，也是粤语创意。在广东茶餐厅，吃到“班戟”这玩意儿，第一次见，会以为是班超之戟；看模样，又不太像戟。再一看，是pancake，锅摊薄饼的音译，可见广东人译音用字，又险又奇。实际上，因为粤语读音引入甚早，所以至今如布丁（布甸）、奶昔、曲奇、芝士这类西式茶餐惯见词，大家都习以为常，把粤语称谓当作惯用了。甚至日语うどん，被翻成中文“乌冬面”，其实也是粤语发的端。
但译名界的通行语言，不只粤语一味。清末，上海急起直追，语言上也不遑多让。比如，Russian soup俄罗斯汤，被上海话一捏，就成了“罗宋汤”。广东人不是管omelette叫奄列吗？上海人偏要出奇，用吴语念作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作“多士”，上海人就抬杠：就得叫“吐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