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初，公司就像一张干净的白纸，一块刚刚磨平的冰面或者整洁的滑雪场：除了具有创造意义和改变世界的机遇和潜力，什么都没有。然后，工作的现实开始介入了。建立一个成功组织是困难的--事实上，非常困难。本部分是在对严酷的现实工作进行解析。
第78、像在监狱里工作
哦，你讨厌你的工作？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会有一大堆人跳出来支持你的。他们是所有人，他们在酒吧相会。
--德鲁·凯里
本章内容是对菲利普·津巴多博士（Dr. Philip G. Zimbardo）的访谈，就是那位在前文对平庸的英雄主义作出解释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他的著作解释了人类行为形成的因素，尤其是人们怎样接受和适应别人赋予自己的角色。
问：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活动是如何开展的？
答：做斯坦福监狱实验（SPE）的目的，是我想弄明白好人如果被放到一个邪恶环境中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人性胜利，还是环境力量主宰我们，以致于品格最高尚的人都不例外呢？我和我的斯坦福心理学研究生克雷格·哈尼（Craig Haney）和丘尔特·班克斯（Curt Banks）创设了一个仿真的监狱环境--一个“烂苹果桶”，我们把精心挑选的24名大学生志愿者放在里面进行为期两周的实验。
我们先在报纸上发广告，然后通过一系列心理测试和面试，从应征的75个人中选出24人。这24个人通过抛硬币，一半人扮演看守，另一半人扮演囚徒。当然，囚犯要全天候住在那里，而看守则是8小时轮班制。头一天风平浪静，因为这些来自美国各地的大学生还在适应自己的角色。
但是第二天早晨，囚犯们造反了；看守平息了反叛，然后对这些已经存在“危险”的犯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从那以后，为了羞辱犯人，咒骂、侵犯以及虐待成了家常便饭。36小时后，第一个犯人精神崩溃，不得不被释放；在接下来的4天内，每天都会出现类似的犯人崩溃事件。
看守与囚犯的权力差异是有制度支持的，再加上角色的影响，善良正常的年轻人变坏了。事实证明，烂苹果桶会毒害我们这些好苹果。我们原计划两星期的研究只过了6天就提前结束了，因为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
问：这个实验是怎么结束的？
答：看守们开始对犯人进行性羞辱，拿犯人们“寻开心”。显然，我应该在看到精神崩溃和性虐待时就赶紧结束研究，但我没有，因为除了担任主要研究者，我还担任了另一个角色：监狱长，而监狱人员并没有受到这一举动的影响。但对我来说，万幸的是，有人受不了了，以至于逼迫我关掉这个“恐怖的地方”。
我邀请了一些没有参与实验的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来对我们参与实验的人进行采访，根据他们发现的东西为我们提些新鲜的观点。其中一位是一名刚从斯坦福毕业的博士，名叫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当时她即将在加州伯克利担任副教授。那时我刚开始跟她约会，她在实验的第五个晚上到了我们的地牢，在观察了已经对囚犯来说“司空见惯”的犯人每晚最后一次上厕所的情景后，她受了不小的刺激。
她看到他们耷拉着脑袋、脚踝上锁着铁链，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在看守的咒骂声中像僵尸游行一样沿着走廊移动。“你们竟然这么残忍地对待这些孩子们。”她对我大喊。然后又说了好像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否还想和你继续交往，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些东西！”这就像扇了我两个耳光，一下子让我警醒到研究的效果已经太好了，那些强有力的环境力量已经腐蚀了我。做了必要的善后措施，第二天我结束了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怎样变成恶魔》（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People Turn Evil）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详细公开了整个实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正是这些事情对身处在那个环境中的所有人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只有看到那些看守为粉碎犯人的反抗意志而发明的各种刁钻古怪的恶行，一个人才能理解强大的情景力量是如何联合起来让好人去干坏事。
我相信这种理解能让我们更容易领会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真正的意思。路西法是上帝最喜欢的天使，由于不服从上帝被逐出天堂投入地狱，成了魔鬼撒旦。我这本书分析了善良的普通人是如何渐变的，他们如何在一套情景力量的诱惑下迈出堕落的第一步。
问：你怎样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应用到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事件中？
答：我们是在1971年8月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30多年后，这一幕又在另一所监狱经另一群美国狱警之手重演，而且全部过程都惊人的相似。美国军方对伊拉克战犯虐待和折磨的画面从世界各地的电视机屏幕上掠过，惨状令人震惊，但在我看来并不新鲜。
我曾在斯坦福的地下监狱里看到过和他们处境一样的人：犯人们光着身子，耷拉着脑袋，遭到性羞辱。这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并不难理解，透过表象，同样的一套心理原则在阿布格莱布1A 区这个烂苹果桶的夜班时发挥作用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假监狱和那场备受争议的战争中的过于真实的监狱十分相似，同样龌龊、令人作呕，一项对这个人类悲剧成因的调查也强调了这一感觉。
这个由前国防部长詹姆斯·基辛格和他的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斯坦福大学实验”本应该成为军队的一个警示故事。该报告引述了为创造变化无常的环境在地牢里创造的无法收拾的情境，结果成了虐待行为的催化剂。在那个烂苹果公司桶战争中的烂苹果桶监狱里，当班几个星期后，连好苹果都变酸了。
问：在这两件事情中，“好长官”和“好教授”起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吗？
答：两个监狱里最恐怖的虐待都发生在夜班时，那时是我--好教授，在他们看来是好长官--监控最松的时候。在两个案例中，狱警拥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太多，而且没有自上而下的监督。
在阿布格莱布，我相信高级官员有意设计了那种环境允许这些卑鄙的后备军人--没受过特定任务训练的“周末士兵”--“让被拘留者为审讯做准备”，而且“不依不饶”地 “软化他们”，以便准备审讯。
1A 区是审讯和“软酷刑”的中心，有1000名等待判决的囚犯。这中间有男人和男孩，指挥官相信他们掌握着叛乱成功的机密，但是大多数人却什么都不???道。就算有些人掌握有价值的信息，但在被关押几个月后信息也早过时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压力自上而下传到了整个军事指挥系统，最后造成掌管1A 区的军事情报官员，乞求夜里当班的7个军警跨过界线把犯人折磨到崩溃。
问：你会归罪于下面哪一个因素：性格、情境还是体制问题？
答：《路西法效应》证明了这种虐待不应该仅仅归罪于底层的几个小人物--所谓的流氓士兵。如果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是由他们被迫工作的恶劣情境刺激导致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把那些帮助创设这些情境的人--操纵这种糟糕局势的有权阶层--列入罪犯名单。必须包括导致这种虐待产生的条件创造者--布什政府的人以及那些军事指挥官，后者应该早就知道他们的下属在3个月的时间里干了什么。
问：为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你如何对制度进行改造？
答：只要有负责任的领导制度，所有机构的指挥官和领导人明确指出他们不能容忍危害人的举动，个人尊严应该一直受到尊重，交战规则应该公开让所有人知道，每个人最终都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起责任，任何违反规章制度的举动都将遭到公开谴责和惩处，那这种虐待情况就不会再发生，
另外，所有领导人都必须充分意识到他们创设的情境中所运行的心理法则，并保证工作人员都经过心理学培训，以便具备相关的知识让自己的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而非破坏性作用。
问：好人和坏人是天生的吗？是一直不变的吗？
答：约翰·弥尔顿关于人类心灵力量的经典语句是，它能“把地狱变成天堂，把天堂变成地狱”。我再从心理学的角度褒扬心灵的无限力量：想变成恶棍还是英雄，只需看我们是同情还是冷漠、无私还是自私、具有创造性还是具有破坏性。
人们不是生来就坏，更多是通过生存技能以及榜样力量成为想象中的样子--正如婴儿在发育中的某个时期很容易学会说话和理解任何一种语言。我们的本性被推向不同的方向，比如变得更加内向或大胆，但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却是一个家庭环境和其他制度环境中文化、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等各种经历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多大程度上来自情境的控制，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行为完全是自身内部生成的。我们带着脆弱的幻想，错误地用自由意志和理性的自负武装着自己四处游走。
可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大多数人。我们几乎不能断定在面对新情况或陌生情况时会怎么做，因为我们选择在熟悉、安全、可预测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在自己的各种行为环境中一次次地扮演同样的角色，正如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些人一样。
那些角色伴有千篇一律的固定行为和对话，很快就为我们的观众所熟悉，因为我们根本就懒得即兴创作，而是按照指挥说台词。我们珍惜的另一个错觉是善恶分明，由于那些坏人处在与我们相对的、邪恶的那一面，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和亲朋好友永远住在善良的王国里。
一家心理学机构通过戏剧性地展示普通人通过盲目服从权威、盲目遵守、传递责任、无人性地坚持规范以及刻板地扮演被分配的角色，而很容易被引诱或进入邪恶的那一边，从而证明这种错觉不过是一个谎言。善与恶之间的那条线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引用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话，它正好“穿过每个人心灵的中心”。
问：什么因素会让人们走上邪路？
答：人们误入歧途的原因很多，这完全取决于情境--有愤怒和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除外。有些人盲目地遵循看似正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鼓励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实现他们崇高的目标。他们想成为“队员”，“参与这些活动”，“混入流行的小圈子”，从而不被排斥在圈子外面。
他们走上邪路是因为无所事事，因为自己无所事事而感到罪恶，因为按照父母要求他们的去做--别去参加，要“关心自己的事情”，别去理那些坏人，跟他们保持距离，找别的事情打发时间--而感到罪恶。好人不会急不可待地去做令天使们恐惧的坏事，相反，他们开始只是偏离道德中心一点点，而且接连的每一步几乎都不相同。因为很难察觉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并且他们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甚至耸人听闻或恐怖的地步。
问：一个人该如何抗拒不良影响？
答：情境力量能让好人办坏事，但这不等于要中止个人问责制或赞同悲观决定论。我们最终要为自己故意所导致的任何行为后果负责，不过现在问责制还要包括那些对创造和维护邪恶行为负有责任的人。
我正倡导法律理论的一场革命，把仅仅着眼于个人的狭小范围扩展到把情境和制度因素都包括进来，然后综合考虑罪行后进行判决。更进一步，我提倡用一个公共卫生模式替换传统的个别疾病个别治疗的医疗模式，这已经影响到法律、精神病学、宗教和我们的大部分组织机构。
社会病理的存在促使我们警惕到要寻找“疾病媒介”，一旦发现，能利用接种疫苗来抗拒其毒性和环境变异，从而预防传播。最后，我必须明确地承认情境是人创造的，因此利用智慧和友善的影响，能让人们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与我们作对。
我的观点是，让某些人当老板而让另外一些人当员工一样会得到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类似的结果：两组人都会很快接受他们职位的典型角色。这说明你应该保证老板们不超越自己的工作职责，员工们不接受服从的角色。即使气氛有点混乱，但也比监狱强多了。
第79、怎样通过瓶颈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
我参加过一个成人曲棍球班。在每学期的开始，全体学员都要面向看台，当教练吹响哨音时，我们都向后滑，等教练第二次吹响哨音时停下。然后他按照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滑出的距离分组。
教练想按照技术水平对人们进行分组，以创造更加高效的学习环境。不过，我向他表示，分在慢组里的人（比如我）会认为自己很差，结果弄得满脑子都是消极的想法。结果，我们在那节课其余时间的表现比我们理论上应有的水平要差。当然，他忽视了我敏锐的洞察力--毕竟他来自明尼苏达，而我来自夏威夷。
根据《瓶颈因素：刻板印象如何影响表现》（The Choke Factor: How StereotypesAffect Performance）中的看法，我的观点没错。比如，如果女学生在数学测验前被告知女生在数学方面不如男生，那与水平相当却不知道此消息的另一组女生比，她们的考试成绩要低一点。
这个理论的意思是，通过让一组人意识到他们属于哪个类型，你可以使他们“认知负荷增强”。负面干扰的想法会引起一种负担，从而对其表现产生干扰或危害。当（除非）别人跟你说你不懂怎么经营公司时，你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创业者--正如曲棍球学员和进行数学测验的女生们--应该科学地理解瓶颈因素以及类型的负面影响。
避免瓶颈有三个方法。
·避开对你有消极影响的人。如果你总是想着人们怎样评价你，那你可能就会变成他们评价的样子，因此避开这些人。如果你无法避开他们，那就忽视他们。避开和忽视负面人物的最好方法是拼命创造产品和为你的用户服务。
·任用积极类型的人。根据这篇文章，积极性能提高绩效--正如谚语所说“用火扑火”。比如，创业者可以任用积极类型的人，比如几个热爱技术、虽未经过证明但却有创立苹果公司、雅虎、谷歌、YouTube以及Facebook等大公司潜力的男孩和女孩。可能这就是硅谷以适合年轻人创业而著称的原因之一，神童类型在这里是指的非常积极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