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辩论有三个出人意料。一是双方斗争之激烈出人意料。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和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之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形同水火。二是慈禧同奕配合之默契出人意料。本来经过同治四年的那场风波，他们之间不能不埋下深刻的嫌隙，但是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们却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三是慈禧态度之坚决出人意料。半年之间慈禧一直十分关注天文算学馆的开设问题。她借同治帝名义于此间共发出书面和口头谕旨10道。当然，其中书面上谕是军机处拟的，但却是本着慈禧的旨意拟的，而且必然得到她的首肯。慈禧决不是奕的传声筒。她在这个问题上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的。她知道她是在干什么。甚至板着面孔故意捉弄倭仁，她也是演戏般做的，直到这个老夫子完全告饶为止。慈禧是清帝国的乾纲独揽的最高决策者。没有她的支持，一切关系国家的重大举措都是不能实行的。洋务事业之得以开展，除中央的奕、文祥等人及地方的曾、李、左外，根本上是慈禧在起作用，这是人们长期忽略了的。当年慈禧32岁，春秋正盛，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为此，她对新的事物比较感兴趣是不足怪的。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
1862年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军舰，旋又遣散。
1865年第一座大型综合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创办。
1866年第一个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十余国。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
1868年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1870年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开始筹建。
1876年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成，不久又被拆毁。
1877年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出洋。
1877年第一座煤矿台湾基隆煤矿成立。
1879年第一条电报线北塘至天津40英里的电报线架设成功。
洋务运动是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中心内容的，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为主要目的的，并对中国社会起了某些积极作用的地主阶级改革运动。可以说，它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又不可避免地还具有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
洋务运动之所以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是由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那时，近代中国已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同资本主义的英法侵略者进行了两次交锋，都遭到了失败。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气势磅礴的农民大起义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内忧外患”一时并至，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倭仁、宋晋等，在地方主要是一些内地官员。他们妄自尊大，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新事物，拒绝对中国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任何改革，妄图保持全部旧秩序。
洋务派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桂良和文祥等，在地方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湘淮系集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学校报刊等。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知识乃至社会政治学说。
洋务派大吏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紧密相关的。如果说，19世纪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那么，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从60年代中期到70至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列强的矛盾了。如果说，50年代至60年代是下层人民活跃、奋进的年代的话；那么，70至80年代便是社会上层扮演主要角色的年代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也由农民阶级转化为资本主义列强了。洋务派们考虑“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由此便搞起了兴“西学”倡“洋务”的洋务运动。洋务派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所谓“自强”，就是开办军用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所谓“求富”，就是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采用了新的先进的生产力。当然，洋务派最初只是着眼于生产力的。但是，先进生产力的引进必然要带来一系列不以他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尽管这个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过程，但变化毕竟是开始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序幕由洋务派揭开了。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进步运动。它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这一点是不应抹杀的。
慈禧是支持洋务运动的。
第二、诛安得海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动朝廷内外的大事，即杀掉了慈禧的宠监安得海。
安得海，一名安德海，聪明伶俐，为人狡狯。据说他“艺术精巧，知书能文”，“能讲读《论》、《孟》诸经”，且能察言观色，善于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孝钦后深器之” 。自此，“语无不纳，厥后遂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 。他又：“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 。有一次，恭王奕请见慈禧，慈禧正在和安得海谈天说地，竟然推辞不见。奕受到羞辱，十分恼怒，退下后对他的亲信说：“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
安得海屡进谗言，恶噬奕，挑拨慈禧与奕的关系，使慈禧削掉了奕的议政王职。这说明他已达到了“渐干国柄”的地步。同治帝很厌恶安得海，因事斥责过他。他便向慈禧告状，慈禧居然偏袒安得海，责问同治帝。同治帝十分痛恨安得海，曾做了个小泥人，然后砍断小泥人的脑袋，太监问他是怎么回事，同治帝恨恨地说：“杀小安子！”
安得海在北京待得腻了，想出京城玩玩，便请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慈禧因十分宠幸安得海，就答应他到广东去为同治帝置办大婚所用的龙衣。慈禧把这个事和同治帝说了，同治帝“阳赞成之”，但却密诏山东巡抚丁宝桢作好诛杀安得海的准备。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山东按察使。他“严刚有威”。当时蒙古名将僧格林沁亲王正在山东一带剿杀捻军，十分傲慢。他见司道官从来不给设座位。丁宝桢来投谒前，让人转告僧王：“坐则见，否则罢！”人们都吃惊他的大胆，但“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大称异，至是日，亲迓于郊”。后来阎敬铭很佩服丁宝桢的才能，请求退休，推举丁宝桢代替自己。这样，丁宝桢就升任为山东巡抚。 据说丁宝桢曾到北京去拜见同治帝，同治帝见他“遇事敢为”，就同慈安太后密商，慈安也认为丁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信赖。他们便命丁宝桢等待机会杀掉安得海，丁慨然应诺便回去了。现在机会来了。
安得海出了京城，顺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 。他自称钦差，身穿龙衣，船上挂有一日形三足鸟旗，船旁有龙凤旗帜，并带有前站官标兵、苏拉、僧人、妻妾、太监、女乐等数十人，乘两条大船，声势煊赫，气派非凡，一路之上品竹调丝，观者如堵。
丁宝桢接到同治帝密谕后便加紧行动。他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 而赵新是一个官场经验十分丰富的小官吏。他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如安得海过境时不报告，怕得罪丁宝桢。如明白禀报，又怕一旦不能去掉安得海，自己反而遭殃。真是左右为难。他便同幕僚商量，幕僚让他用夹单禀报。这样，如果丁宝桢不参奏，则夹单非例行公事，不能存卷，安得海就不会知道。如果参奏，则“为祸为福，丁宝桢自当之”。他就用夹单密报了安得海过德州的情况。
丁宝桢一面具折参奏安得海，一面派东昌府知府程绳武追赶，程尾随他们的后面三日，但不敢动。丁宝桢又命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到泰安才将安得海等擒获，解至济南，安得海还口出大言：“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速死耳！”在场的官员不敢动他。而丁宝桢“毅然不之顾” ，认为“朝旨未可知，欲先论杀之”。泰安知县何毓福一看真要动刀，认为非同小可，长跪力谏，请少待。丁宝桢说：“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当天晚上，就在济南诛杀了安得海，他的随从20余人也一律处死。
丁宝桢这边处死了安得海，那边奏疏上报朝廷，请旨定夺。慈禧得疏后，大为惶骇，“莫知所为”。但事已至此，也只得忍痛同慈安太后一同召见恭王、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研究怎么办。朝臣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
清朝祖制家法对太监的管理和约束是极为严格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没设太监。顺治帝进驻北京后始仿明制设立太监。他吸取了明朝太监干预朝政，以致亡国的教训，对太监立下了严格的规矩，在交泰殿立了一个铁牌，其牌云：“（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以后各个皇帝都严格遵守祖制。乾隆帝认为明朝太监弄权，都是因为他们颇通文墨，便于交结营求。所以他下令只教太监“略知字体”即可，不让他们有更多的文化。乾隆帝对太监“待之尤严”，稍有不法，便棍棒交加。他命令内务府大臣兼管太监，规定太监官职不得高于四品，又把他们的姓大都改为王姓。因为姓王的多，不易辨识，以免太监交结大臣。乾隆时，有一个太监高云从因稍泄机密，便被处以磔刑。
慈禧是知道清代的祖制家法的。慈安、同治帝、奕和诸大臣抬出祖制家法这个法宝，慈禧也不敢公然违抗。她不得不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上谕她仍然扣发了两天。恭亲王奕力争之。慈禧看挺不过去了，只得于八月初三（9月8日）发下上谕：
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显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鸟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拿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饬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稍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实际上，上谕到达的前五天，安得海就已人头落地了，后又暴尸三天。他所带的辎重一律收缴，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个，极大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l挂，碧霞朝珠l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珍宝很多，都陆续解归内务府。
过了八天，即在八月十一日（9月16日）又连发两道上谕，反复强调：“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惩办后，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惧。”
既然安得海已被诛杀，慈禧索性借此抬高自己，为下一步反攻作好准备。
安得海伏诛，大快人心。曾国藩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真豪杰也！” 李鸿章阅邸钞看到这条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给幕客看，并说：“稚璜成名矣！”
斩掉安得海是慈安、同治帝和奕的一个胜利。慈禧在这场角逐中是失败了。这是她始料所不及的。从中她看出来同慈安、奕的权力之争非一朝一夕之功。她现在要隐忍等待，不可轻易出击。她现在还不能为所欲为。她是能屈能伸的。这个野心极大的女人为了要攫取到中国最大的权力，目前要稳扎稳打，不可急切从事。
关于诛杀安得海有两说是不能成立的。
一是慈禧观戏说。《十叶野闻》说：“方丁折文到京时，慈禧正观剧取乐。恭王乃立请见慈安，拟定谕旨。慈安画诺已，驰谕下山东。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 《慈禧外纪》也持此说。又说上谕发出后，“慈禧方酣嬉于戏剧，未之知也。故丁文诚得行其志，慈禧不及援阻”。慈禧喜欢观剧是真。但上谕不经慈禧同意便发出，即使贵如正宫的慈安也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况且，作为政治家的奕也不会干这等极易被揭穿的傻事。此说不能成立。
二是慈禧设谋说。今人提出“杀安得海是慈禧的一大阴谋”。他认为，杀安得海是慈禧设下的一个圈套。慈禧让安得海大张旗鼓地出京，是慈禧有意把安德海往刀刃上送。慈安和奕中了她的“借刀杀人之计”。这样，她便探知了慈安、奕和她明争暗斗的真面目，促使她下决心除掉这两个心腹之患。这个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慈禧不设此圈套，她也明白慈安和奕是她实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她用不着费此周折来探明这个真面目。
因此，以上两说是不能成立的。
诛杀安得海之后的大事，便是同治帝的大婚、亲政，以及亲政后的同治帝在慈禧的支持下欲修圆明园了。
第三、纳谏停工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酝酿撤掉垂帘，归政同治帝。但在归政之前，必须给时年17岁的同治帝完婚。
不料，在为同治帝选择后妃的问题上，慈安和慈禧发生了争执。
慈安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崇绮，字文山，内务府旗人。他头脑聪敏，有清一代，满蒙人试汉文中状元者，只有崇绮一人。他“生平端雅”，“工诗，善画雁” 。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他是一位汉文化造诣颇深的高级知识分子。阿鲁特氏“幼时即淑静端慧。崇公每自课之，读书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时满洲、蒙古各族，皆知选婚时必正位中宫” 。阿鲁特氏在其父亲的教育下，文化水平也很高。当时她19岁，正是好年华。慈安爱其“端庄谨默，动必以礼”，很想立她为后。
而慈禧却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她还是个小姑娘，才14岁。但姿性敏慧，容仪婉丽。慈禧“欲立之” 。
阿鲁特氏虽然容貌不如富察氏，然而“望而知为有德量者” 。慈安、慈禧各有所属，“相持不决” 。这时只好召同治帝自己选定。“帝择东后所拟定者为后” ，即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这就大大地得罪了慈禧。她认为这是亲生儿子有意和自己作对。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她不便发作，只得暂时隐忍，便同意了立阿鲁特氏为皇后，但必须定富察氏为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