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是较早提出建立博物馆的学者。1907年罗振玉刚到学部不久，就明确提出要创办图书馆、博物馆。辛亥革命以后，溥仪为维持其铺排糜费的生活，准备出售宫廷珍宝。罗振玉知道后多方奔走，想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购地，建立皇家图书馆、博物馆，意在防止珍宝流失。“乃鸠合南北同志，创东方学会，会中拟设四部：一为印局，以传播古籍；二图书馆，以收集古籍；三博物馆，以搜集古器；四通信部，与国内外学者通音问、相切磋”，是为“平生所怀大愿者”（《集蓼编》）。1923年他又为此进行了努力，“即在以开放为保存”。当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七、收藏事例
除了上述大库史料和敦煌文献的两次重要收藏，罗振玉在天津时还有许多值得一叙的收藏事例。
1922年冬，河南东大郊朱家古墩（汉太学旧址）出土汉魏石经残石大小百块，一时学者争相购买。罗振玉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两三年中，或买拓片，或购残石，忙得不亦乐乎。1923年2月他在周季木处见到两面刻字的三体石经。3月他又见到石经中最大的两块《尚书·天逸》、《春秋·文公》的墨本，并作《魏正始石经〈尚书·春秋〉残石跋》。5月他为收购残石，与当时石经的最大收藏者马衡、徐森玉同游洛阳。6月他收藏了刻有《益稷》的残石。至1924年夏，罗振玉共购得石经49字。
他还常到北京收购古物，“此次在京得古玉，甚奇”，“昨在都得甲骨”、“近得盘一、鬲二、鼎一”之类的字样在他的信札中俯拾皆是。北京琉璃厂是罗振玉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曾用青铜拓片与“尊古斋”黄伯川收藏的考古实物拓片交换，丰富自己的收藏。
面对那些特别的收藏，无论贵贱，罗振玉都引以为豪。1922年他出资700元购得敦煌残卷四十，“可谓廉矣”的心情跃然纸上。1923年6月罗振玉又得山东簠斋陈介祺旧藏“鬼方戈”，虽费200元之巨，“然文字与器实皆精绝”的得意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罗振玉甚至不惜“称贷千金以购王文简公三代遗稿”，并称“此为至可喜者”。即使一些奇物未能购得，如能亲眼鉴赏，他也很兴奋。“近见洛中新出元初三年太扑碑，甚佳。又关中新出鲁公书勤礼碑，均可谓奇物也”。显然，罗振玉对天津的收藏环境颇为满意，到津不久便在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读书著述，北方最便，到此二月所见，殆逾于海东一二年。”他还在《蒿里遗文目录》序中说：“返国，寓津沽，数年间所得，倍于往昔。”
罗振玉不仅收藏古物，而且还拓印其中纹饰精美者，拓片或送同好或自珍，乐在其中。“近得一敦于大同之云镇，文字颇佳，墨本奉送，检收为幸”，“近得汉磬完整者一枚，又一戈，并手拓奉赠，祈惠存”，从这些给王国维的信中可得知，每有一器入藏，罗振玉必拓之赠送王国维。此外遇到纹饰特别的器物，罗振玉还另拓送同好。
2003年4月，出现在上海崇4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拍卖场的《贞松堂古句兵》，即是他完成于1924年的拓片集。该集收录商周各种青铜兵器拓本110件，其中“商父日已戈”、“商奉尊铭矛”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还被收入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中。罗振玉亲手拓制的得意之作，会加盖“雪堂手拓”、“叔言长物”钤印，以显示他对拓片的珍爱。
虽然罗振玉在津门收藏过许多文物，但是其收藏留存津门的并不多。其中较著名的有《汝帖》，现藏于天津博物馆。该帖为罗振玉1905年收藏，在20世纪20年代以500块大洋出让。《唐人写经集锦册》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送罗振玉的，罗振玉则转送给天津藏家方若。1910年方若又转送给刘世珩，后辗转入藏天津博物馆。另有《吴大澂续百家姓墨迹》、《清拓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片、《 鼎拓片》等罗振玉旧藏，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其上皆有罗振玉书于津门的题跋。另有《玉机微义》五十卷一函八册，明正统年间陕西官刻本，现藏天津中医学院。该书为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时，于东京书肆购得，扉页有罗振玉于光绪三十四年所书题跋三条。
八、雪堂与观堂
罗振玉与王国维长达28年的交往是全身心的，也是多方面的。作为国学大师，二人的学术交往也促进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古器物等领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最终形成了“罗王之学”。作为生活上的朋友，友情、亲情、坎坷一直伴随他们几十年；作为政治同路人，他们的结局更带有相同的悲剧色彩。
1919年，罗振玉与王国维结为儿女亲家，二人累积了二十年的友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由于他们分居津沪两地，交往主要靠飞鸿传情。据统计，截至1923年3月，四年里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信函多达150封左右，平均10天一封。当时津沪信件单程约需四五日，难怪他们常有“前寄两书，想达左右”、“连接二书，敬悉一切”之述。1923年，王国维任职北京期间，曾来津嘉乐里小住，罗振玉也曾赴京约王国维“晚酌”。这种偶然的相见，更是“甚快”之事。
两人的书信内容关涉政治、学术、生活等诸多方面，但是比从前更增加了亲情的内容，对“孙儿发热”、“小女乳痛”的惦念，表露了做长辈的舐犊之情。当然，他们往来书信中更多的内容是学术研究。1919年11月10日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说：“观虎符，文多至四十言......疑汉之新 列国时旧名，比符或车列国之世......请公详考之。”五日后，王回复：“奉示，新符定为秦符，至佩。”这样的互相补证考释几乎遍及每一封函信中。1923年3月，王国维《观堂集林》的发表，标志着“罗王之学”的形成。罗振玉在序言中叙述了王国维治学的演变过程、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并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艺术成就。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学术关系和人生友谊达到了顶峰。王氏入值南书房后，罗振玉喜不自禁，特嘱其五子罗福颐“仿明人朱法”刻“文学侍从”印章和白文“王国维”印，并嘱王国维“朱文用时宜轻按，染朱宜薄，白文则否，然亦不可用力太过致失其本真”。王国维则非常高兴地说：“朱文尤精雅。虽仿明人，实在明人之上。”1924年初，罗振玉读罢新版《观堂文集》赞道：“公十年成绩，过于乾嘉诸老之优数十年，能无喟叹！”
1923年3月至1926年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溥仪伪满小朝廷“为官”，他们的交往虽有若干学术合作的事例，但更多则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王国维长子去世时，两人因误会而失和，彼此不再通信见面。虽各自都留有“异日相见之地”，怎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随水而去，从此天人两隔。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设灵堂吊唁，又撰写祭文发表于天津《日日新闻》上，后辑成《哀挽录》一册由贻安堂经籍铺刊印。罗振玉曾两次入京安排善后，并迅速整理出版王国维的遗著，以尽朋友之责。
郭沫若在1929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他（罗振玉）的殷代甲骨的收集、保管、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都对近代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今天，各地陆续有许多与罗氏有关的书法、经卷、信札、古玉兵器的拓片等实物出现，又有一些关于他的评传、学术书籍的出版，更有《罗雪堂先生全集》的问世。这些对当今人们认识罗振玉的收藏与他的学术成就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