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琇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收藏家罗振玉（1866—1940年）生活在天津，是活跃在收藏界的重要人物。这时期，他除了追随溥仪进行政治活动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逛书肆，进古玩店，结交收藏家，获得了包括大库史料、敦煌文献在内的许多重要收藏。
与许多收藏家一样，罗振玉不仅收藏文物，而且还积极进行文物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曾说：“自问平生文字之福，远过前人，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这虽是自溢之言，却也勾勒出了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整理金石文字，校勘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整理大库史料、继续完善甲骨文的考释和搜集敦煌文献的研究。在这四件对中国近代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完善甲骨学研究、整理保护敦煌文献、抢救大库史料，这些都是他寓居天津时完成的。他又与许多同时代的收藏家不同：对于收藏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收藏的目的在于传播，说“收藏而不传播与付之一炬所差无几”。在天津期间，他刊行了几百种书籍，对传播和保存古籍、明清档案、敦煌文献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古物情怀
罗振玉对古物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这4于他深厚的国学功底。1866年8月8日子时，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里祖籍浙江上虞永丰乡的罗家添了一个乳名玉麟的婴儿——他就是日后学界声名显赫的罗振玉。与其他名人一样，罗振玉的曾用名号也不少。罗振玉初名宝钰，后改名振钰，字式如，又改名振玉，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松翁。聪颖好学的罗振玉幼时即入私塾学习，天分加上勤奋刻苦，小小年纪就掌握了国学精髓。这是他一生喜爱收藏的基础。15岁举秀才并开始古物考据，19岁提笔著述，29岁著述已近二十种。凭借严谨的治学和精审的考释，不过而立之年的罗振玉就已成为清末学术界的知名人物。
收藏是罗振玉毕生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4头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才15岁的罗振玉以百文钱从售旧物者手中购得汉私印一枚，从此开始了玺印的收藏。16岁时，罗振玉即拓西湖诸山铭刻，此为他痴迷金石铭刻之始。罗振玉在《墓碑征存目录·序》中自述道：“予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时旅居淮安，地僻无从得石刻墨本。山左估人岁或一二至，又限于物力，不能备致，割损衣食之资，岁不能办万钱，得墓志之文二三本，已怏然意足，然此实为予收集墓志之始。”18岁时，罗振玉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古器物之开端。他在《古镜图录》中说，“予年逾弱冠，即嗜吉金文字，三古法物，力不能及，乃颇搜集古镜鉴，然亦不能多得”。19岁时，开始收藏碑拓，他在《雪堂所存金石文字簿录·史晨飨孔庙奏铭·嘉道间拓本》中自述道，“此本予十九岁时，得之淮阴书肆，乃嘉道间拓本也。予之收旧拓，始于此碑”。38岁时，罗振玉到广东收买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此为藏书之发轫。罗振玉一生收藏广泛，包括殷墟甲骨、敦煌文献、大库史料、书画、青铜器、简牍、玺印、玉器、古籍等等，堪称山海之富。遗憾的是，其中的早期收藏，多在他旅居日本时散去。
因喜爱古物而命名斋室是罗振玉古物情怀的又一特点。不仅雪堂之号是由古物而来，就是对罗振玉来说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书房的名命，也少不了古物的参与。如他曾因收藏“四时嘉至摇钟”而命名一间书房为“四时嘉至轩”。1923年盛夏，有件事令罗振玉非常兴奋。他几经周折，收藏到了唐代元次山的遗砚，上有“聱叟”两字铭。元结，字次山，天宝进士，官至水部1外郎，以著书自娱。他的聱叟石砚，石质不甚好，但书法极精，有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风格。罗振玉得此砚后，非常高兴，随即把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聱砚斋”，并请王国维作《聱砚斋记》。1924年又将该器编入《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中。
说到书斋，就不能不说罗振玉在天津的住所。寓居天津初期，罗振玉暂居津绅金踆宣的闲宅集贤村。1920年迁入罗振玉建于秋山街的嘉乐里。这所设计别致的楼群分为主楼和配楼，主楼为四合式，站在楼上回廊，一家人的活动尽收眼底；至于两所配楼，为三楼三底的建筑，可分门出入。在嘉乐里建成之初，配楼一栋出租，一栋借给了曾提携罗振玉、王国维的溥仪重臣升允居住。在这栋楼里，书房是他收藏与研究的乐园。他将书房分别命名为“二万石斋”、“四时嘉至轩”、“凝清室”、“吉石斋”、“赫连泉馆”等，以纪念他的收藏乐趣。正是在这些清雅幽静的书斋里，罗振玉酝酿出自己学术研究的又一高峰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敦煌学的创建人之一和甲骨学的奠基者。
罗振玉还利用嘉乐里临街之便，开设了“贻安堂经籍铺”。书铺中所售皆为自印书籍，其中以罗振玉旅日期间在“永幕园”编印的古籍书册为主，当然每种的印量都不大。虽然当时书铺并非由罗振玉本人经营，而是交付罗振玉的长子罗福成专司，但是由于罗振玉的声名在外，加之所印书籍十分考究，所以书铺闻名遐迩。
二、抢救整理大库史料
大库史料是指清朝存放于午门楼上的内阁大库档案。辛亥革命后，该档案归历史博物馆保管。20世纪20年代，历史博物馆为解决经费问题，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将这批档案拍卖。第一次卖掉了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被化成了纸浆。第二次拍卖的是明朝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到宣统的文件档案材料，共计148000斤，分装在8000个麻袋中。罗振玉知道消息后，多方奔走贷款，买下了这部分档案，使其幸免于难。他在1922年3月22日给王国维的信中说：“弟于此廿日中，乃有一意外之事，可奉告......去年冬忽由该馆（即历史博物馆）尽举以售诸纸铺，将以造还魂纸。今年正月入都，见厂肆有洪文襄揭贴及高丽李氏贡物表，一见而知为内阁物，乃辗转踪迹，而得之其纸铺，及予商购，一百斤十元，合计十三万斤，总价一万三千元。于是都称贷八千元，于津贷五千元，乃以成交。”这批珍贵的史料，丰富了罗振玉的古籍善本收藏。
抢救下这批史料，罗振玉自觉还没有完成其学者的责任，他在1922年6月22日写给书法家沈增植（1850—1922年）的信中，还谈到他对这批史料的出版计划：“昨日再三思维，莫如一面检理一面流传，拟为史料月刊，每月出一册，约百纸左右，每年所刊成一册，集名曰国史丛书。”罗振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24年他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将大库史料公布于世，共刊印大库史料22种，关于此事，他在后来撰写的《史料丛刊初编序》中进行了详细记述。1933年他又设库籍整理处，校勘、影印《清太祖实录稿》，1934年刊印《大库史料目录》，1935年又刊印《史料丛编》。
三、保存刊行敦煌文献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最早提倡者，1909年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在国内首次披露了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指出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他还极力抢救敦煌石室藏书劫余，并致力于刊布。罗振玉在日本期间致沈增值信中提及：“数年以来于西陲古物分四次印之，先刻佚籍，次印残简，又印壁画，又次印石刻。”他对自己这种“沪上大腹贾所不能为者，毅然以己自任”的行为“窃自豪”。
更使罗振玉感到庆幸的是，在天津他遇见了藏书家李盛铎（木斋）。认为“木斋处石室书籍当一观”的罗振玉，在1920年9月“往看李木斋藏书，颇可宝贵”。这让生活在上海的王国维十分羡慕：“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李盛铎是甘肃总督何彦昇的亲家，他曾与女婿何鬯威截留由甘肃解送北京的敦煌写卷。精通版本目录学的李盛铎，其所得敦煌写卷的数量和质量都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的第一人。之前，李盛铎除自己研究外，所藏秘不示人。但是在1920年至1924年期间，罗振玉不但多次观看其所藏，而且还说服李盛铎同意他刊刻其中的精华出版。当然礼尚往来的是，罗振玉也答应不再提及李盛铎盗运敦煌文献一事。后来李盛铎还原价收购了罗振玉的大库档案。
在天津，研究、保存、刊印敦煌文书仍是罗振玉的重要学术内容。1921年，罗振玉参与发起组织了“敦煌经籍辑存会”，意在保存整理敦煌遗存。1922年春，罗振玉仅用700元，就收藏了原甘肃总督之子何鬯威的敦煌文献。其中包括了已失佚的唐人所辑《大乘起信论释》、《广释》，还有“历日、户籍、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记、且渠安周造寺碑”等，再加上十年前收藏的江阴方尔谦敦煌写卷，罗振玉已经成为国内较为重要的敦煌文献私人拥有者之一。
天津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既丰富了他的收藏，又方便了他的刊书出版。1923年刊行《永丰乡人杂著续编》，1924年印行《敦煌零拾》，收七类十三种敦煌写本，每类后附罗氏跋语。1924年刊行《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收录自藏的敦煌文献三种。1925年他又将五年所作跋文，包括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汇集成《松翁近稿》一书出版。同年又利用自己和李盛铎以及英国博物馆的所藏，刊布敦煌文献十八种，是为《敦煌石室碎金》一书。1928年他又将敦煌写本隶古定《尚书》和日本所见隶古定《尚书》汇为一编，定名为《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版，以便学者比较研究。而他自己更为此书撰写了六篇跋，从使用古字上论证敦煌本和日本古写本《尚书》与流传本的区别，最终确认它们是国内失传已久的隶古定《尚书》原本，这一考证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四、搜集研究甲骨
罗振玉也是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号雪堂）与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甲骨四堂”。而他更是中国个人收藏殷墟甲骨数量最多的人，他毕生致力于甲骨的流传，功劳卓著，为学术界所公认。从1906年开始，罗振玉留意搜求甲骨。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甲骨发现之初，古玩商为哄抬物价，故意藏匿甲骨出土地点，谎称出土地点为河南汤阴和卫辉，学者们也未发现真相。罗振玉决定自己寻找真正的出土地点。1909年他委托琉璃厂古董商及其弟罗振常等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前编》自序中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安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1925年他又亲自前往河南考察、研究，从甲骨文中认出殷帝王名谥，恍然悟出甲骨确为殷商之物，由此发现了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这一发现意义极其重大，据此学者们进一步作考古研究，确定了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年代，进而才能进行甲骨与史籍记载的印证研究。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曾说：“于是丙（1906年）丁（1907年）以后，所出（甲骨）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所得约二三万片。”可惜的是，这些甲骨在罗振玉避居日本时曾散去约有5745片。罗振玉在津期间仍不断地进行甲骨的收集。似“购得甲骨四十枚，费四五十元”的记述在他给王国维的信函中屡见不鲜。1920年6月他决定将所藏甲骨整理装箱。在30000片甲骨中精选8000片，分装474盒；每箱42盒10箱，每箱18盒3箱，共13箱；每盒16枚左右，多者三十余枚，少者十枚左右，余下的甲骨则贮于洋铁箱中。这些甲骨现收藏在国内各单位的尚有5883片，其中山东图书馆84盒1234片，北京图书馆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11盒206片......遗憾的是，天津却一片无存。
寓居天津的罗振玉与津门的收藏家们相互敬仰，交往颇深。作为中国甲骨文最初发现者之一的王襄，也是天津收藏甲骨的第一人。目前天津博物馆中藏有王襄捐献的甲骨千余片，其中多为一二级品。罗振玉抵津不久便结识了王襄，并于1920年春前往拜访，参观其所藏。罗振玉心中极为赞叹，他是这样向王国维描述当时的情形的：“刻见天津王氏所藏卜文甚佳，约七八百纸，佳者约大半。”与王襄的交往极大地丰富了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认识，王襄的许多甲骨都被他收录在《殷墟书契考释续编》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