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内容上的价值。木犀轩藏书中，有关古代佛教经典自北宋东禅寺大藏开始，如毗庐大藏，思溪2觉藏、啧砂藏以及明代的南藏、北和径山藏等，木犀轩书中均有零种（即丛书的单本）。这些比较罕见的佛经古刻本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史的宝贵资料。有关科技方面的古籍，如宋嘉定年间汀州刻本《数术记遗》、《五曹算经》，后者附刻《算学源流》，录有宋崇宁国子监的算学令和算学格，对研究我国算学史有参考价值。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种类尤多，其中宋刻本的《医说》，元刻本的《永类铃方》、《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日本传抄宋本的《杨氏家藏方》、《魏氏家藏方》等都是十分罕见的。又如《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敕撰，成书于北宋初年，是宋代医方巨著，中国医方书中具有总结性的文献。明初时《永乐大典》中屡有引用，后来佚去。李氏所藏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宋抄本。
木犀轩收藏的大量日本古刻、活字、旧抄本和一部分朝鲜本也是一个特点。这批书共一千余种，约占木犀轩藏书的10%。这些书中经、史、子、集均有，但以子部医书、释家类居多，其中不少是国内遗失、罕见的书，如前面所举的医书。又如日本明和七年（明天启元年，即1621年）铜活字本《新雕皇宋事实类苑》、日本庆长四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德川家康氏据元泰定元年（1324年）苍岩书院刊版排印的《新刊素王事纪》和《圣朝通览孔子庙祀》，朝鲜中宗朝（明正嘉间）用“乙亥字”排印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朝鲜刻本《格斋赓韵唐贤诗》等。
第三，抄本、稿本、批校本藏量较大。木犀轩所藏的抄本、稿本、批校本的宝贵程度并不亚于古刻本书。特别是一些影宋抄本，如同宋版旧式，纸墨莹洁，字画精整。这些书籍，不仅是版本书的研究资料，更是精美的艺术品。影宋本有姚舜咨抄的《云麓漫钞》，叶林宗抄的《贞白先生陶隐居集》和《班马字类补遗》，钱谷手抄的《昼上人集》，汲古阁毛氏影抄宋本《谢选城集》等。抄本有秦四麟玄中区抄本《隶释》和吕留良家抄本《宋元名家词》7种24册，皆为木犀轩抄本中的佳品。稿本和校本在木犀轩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戴震、孔继涵、翁方纲、翁树培、焦循、丁晏、洪良品、缪荃孙等人的稿本和钱谦益、何焯、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吴骞、陈鳝、吴翌凤、劳权、李文田等人的校本，都十分珍贵。
木犀轩的名贵书籍种类繁多，有的还是官府和著名藏书楼的旧藏，据初步统计，仅天一阁旧藏就有40种，翰林院的旧藏（绝大部分为四库底本）也有四十余种。
第四，高水平的校勘、考订。李盛铎不仅是一名藏书家，还是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木犀轩的许多藏书都经他亲手校勘。这一点可以从他亲写的《题记》和《书录》中看出。
1916年李盛铎为袁克文藏的宋绍熙三年（119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所写的跋中，最先提出注疏合刻始于黄唐。李氏在跋中云：“诸经疏义本自单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时，前人无能言之者。......按黄唐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绍熙辛亥，唐备元司庚，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校正锓木。是绍兴庚司为第一合刻之地。《诗》、《礼》二书目即为唐所合编，故它经后仅附唐跋，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无如此明白者。是此刻为《礼记》注疏合刻第一祖本，又为海内第一孤本。”李盛铎的这一见解在经书版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并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李盛铎校书、考订版本十分认真，许多书都是经过反复考证后，方下结论。如《礼记集说》160卷，手抄本，没署抄者姓氏及传抄时间。他经过对行款、字体的分析，认为是明末清初从宋传录。他在跋语中言：“卫正叔《礼记集说》刻入《通志堂经解》，何义门称其从两本复刊，皆为尽善。又七十三等卷《补遗》在卷数后，为顾伊擅乱散入卷中，是《经解》之刻未为此书定本明甚。曩闻丰顺丁氏藏有宋刻，即义门所称项氏宋本者。后阅《丁氏书目》果有是书，卷首魏鹤山序已缺，仅存‘了翁’二字，较义门所见又经剥蚀矣。今余得此抄本，魏序巍然独全，且玩其字体是从宋刻摹出，中间《补遗》均在每卷之末，确系宋本传抄。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廿五字，间有多数字者（《丁氏书目》未载宋刻行款，未知与此合否）。抄手虽不甚精，疑是明末国初（清初）人手笔，有季沧苇园记。”在校勘明刻本《潜夫论》时，李氏以诸家书目，互相参证，跋云：“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载，唐西劳氏丹铅精舍有金刻《潜夫论》卷端第一行但标‘王符’二字，为钱蒙叟、冯研祥所藏。此明时刻本卷端第一行亦这几个字，足征出本之善。至三式篇，‘稷"’不作‘稷禹’；德化篇‘砥夫’不作‘砥砺’；赐姓篇‘赐禹姓姒氏’不作‘似氏’；‘则不能故也’不作‘改也’；‘王孙’不作‘五孙’，均与《瞿氏书目》所举悉合。此书宋刊不可得见，即明刻亦弥足珍重矣。”从李盛铎的跋语中不难看出他广博的知识和审慎的校书态度，并为我们研究木犀轩的藏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六、蛰居津门，安度晚年
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李盛铎这位靠皖系军阀撑腰的政客，从此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于是他退隐天津，不问政事。
李盛铎民国初年就在天津安家，当时居住在英租界21号路（今山西路、南京路交口静6里一带）一座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居住一名黄姓的广东人，是这一带最早的居民（据说这里的地名黄家花园就与这位黄姓广东人有关）。退隐以后，又购买了兆丰里的洋楼（另一说在马路对面的日租界秋山街。此说为当年去过木犀轩的天津书商王仲珊所言）。李盛铎在此居住至1937年病逝。
李盛铎在津赋闲期间，也有许多人找他出来。1921年11月，罗振玉出面，让他出面主持敦煌经籍辑存会。1925年9月，重新出山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执政，委任他为国政商榷会会长。但这些都是不干政要的虚衔。1926年，他与田文烈、赵尔巽、康有为等13人向北洋政府发出重印明《道藏》的呼吁，得到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这一时期，李盛铎真正所从事的事情是藏书与校勘。当时京津一带，聚集了许多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章钰、周叔弢、卢木斋、梁启超、袁克文等人。李盛铎与其中许多人相过从，而傅增湘、袁克文对他执弟子礼。李盛铎在津期间，经常到北京南城的琉璃厂访书，当时许多著名私人收藏家的图书精华散入厂肆，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的书多转到他手中。由于李盛铎喜欢藏书，而且遇到好书不惜重金购买，京津一带的书贾，遇有好书，便亲自登门木犀轩。书贾的帮助使他得到不少好书，而且还会使多年失散的书重新凑起来。如《大定新编便览》二卷，为世上罕见的星相之书，近世藏书家多未见著录。1917年李盛铎购得一部残本，珍爱不已。没想到，1925年又找到了八年前买书所失散的部分。李盛铎不胜欢喜，在书后跋曰：“延津剑合，何其幸也！因亟携归而合藏之，为密册之一。”此间，李盛铎还有两件得意的藏书逸事：一为收购了聊城海源阁杨氏的藏书精华；另一为1925年收购了罗振玉的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
李盛铎在藏书之余，喜欢校勘书籍，数十年如一日，丹黄不辍。他恪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一书一校再校以至于三四校，不轻下断语。每部书后面都有自写跋语，记述是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逸事。后人称其“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从现存的木犀轩藏书当中，能见到李盛铎在藏书当中留下的不少手迹。解放后，北京大学曾将其书中的校勘手迹辑录成《木犀轩藏书题记》173篇。另外，李盛铎还应弟子袁克文之约，为其作藏书题记13篇。李盛铎在读书过程中，还将自己的藏书编写成4部（经、史、子、集）20册的《书录》，记载原书序跋、抄校流传原委、前人题记、收藏印记和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这些也是珍贵的版本书资料。
李盛铎担任过驻日本和比利时的公使，非常注意清代外交史料的收藏。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编写《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一书时，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特别是为驻俄大使辟谣一段，为史学界所震惊。李盛铎保存了中国驻俄使馆的档案，其中包括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地展现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的威逼下只身奋战的情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事变以后，沙皇俄国乘机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沙俄先以军事占领造成事实，继而威逼清廷订立条约，使之成为合法事实。俄军占领奉天以后，逮捕了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对此沙俄并不罢休，还企图缔结一项正式条约。于是清廷委派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谈判代表，与俄国交涉东三省事宜。杨儒在谈判中，不畏强御，拒签沙俄拟订好的不平等条约。杨儒由于内心焦急，在大雪中赴俄外交部谈判，下车时滑倒受伤，致染沉疴，于拒签条约后病逝。当时，外间谣言纷纷，竟说杨到沙俄外交部时是被俄国人踢死的。为证实这一段历史，李盛铎将中国驻俄国使馆的档案赠予王芸生。他说，所以拿出这批档案，是为了给他的朋友辟谣鸣冤。
李盛铎的晚境比较艰难，他的腿摔伤致残，不能行走。另外，还有家事弄得沸沸扬扬。李盛铎继欧阳夫人之后，续娶横沟菊子，后将15岁的张淑贞纳为小妾。由于年龄差距较大，二人经常发生口角。1933年8月，23岁的张淑贞以遗弃伤害罪起诉李盛铎。天津法院最后判以张淑贞胜诉，并向李盛铎索赔5万元。当时收藏家纶明有诗为评：“添香捧砚旧恋卿，竟为钱刀到法庭。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倾了两书城。”自1935年开始，木犀轩的藏书陆续散出，或质于人，或抵押于银行，或抵押于书店。当时纶明在北京的书店中见到李盛铎的藏书即宋本数册。1937年李盛铎病卒于天津寓所，终年80岁。据说当时李盛铎的葬礼非常隆重，黎元洪、曹汝霖等寓居天津的社会名流以及日租界当局的代表都参加了葬礼。
李盛铎病逝以后，木犀轩的藏书去留为世人瞩目。首先外国人企图购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获悉书要外流，计划以30万收购，并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到天津接洽。李家起初开出60万的价钱，袁同礼遂邀傅增湘、胡适等名流到津帮助洽谈。李家减为50万，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到40万。当时胡适表示将借庐山会议之机，请求蒋介石再增加2万元。1937年教育部派傅增湘等人到天津，检阅一下木犀轩的藏书，并作《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文中指出：“统观李氏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见......至于价值之评定，实非片语所能详。姑举近事证之，如前年山东海4阁杨氏遗书，凡宋元本以逮抄校不及百部，已索价40万元，抵质于银行，犹及30万，此尽人所知也。今李氏之书较杨氏增加数十倍，且包含鸿博，多数考览有用之书，两相衡量，是李氏家属50万金之愿望，尚非过奢。谨粗述概要，上供采择，应否酌予增益，以示体恤之处，某等擅便，伏候裁夺是幸。”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谈判中止。李盛铎的幼子李滂当上了伪天津县知县。1940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出面与其商洽，以40万的价格将木犀轩藏书收购后交给北京大学文学院收藏。此外，李家还将木犀轩收藏的数百卷敦煌写经出售殆尽，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归于日本人。相传李盛铎的藏书章流落到北平的旧书店中，店主遇到旧本便钤上他的图章以卖个高价。
李盛铎生前对所藏书已经作了初步的整理，自编了《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版书目》，还自写书录一千四百余条。1940年李氏书卖给北京大学时，李滂等又写了售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这批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始于1946年，由著名的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主编，参加工作的有宿白、冀淑英、常芝英、赵西华等诸位先生，到1950年基本完成。1955年由常芝英先生完成收尾工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撰序，1956年付印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1979年开始，在北大图书馆领导的支持下，张玉范先生借助善本阅览室的工作条件，利用四年的时间，整理李氏藏书题记和李氏书录手稿，编写了《北京大学藏木犀轩藏书题记》一书，并于1983年正式出版。由此看来，木犀轩的旧藏古书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李盛铎本人的题记、书录也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