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勘本，周叔弢说无论刻本、抄本，原来校对不精，写样时、雕刻时、抄写时难免有错误、脱落，经过读者改正就成校本。这种工作名为“校勘”。校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本子，逐字逐句互相比对，一字不差地照样改在所校的本子上，这种称为“死校”；另一种是根据各种本子和自己的知识，改正错误，补其缺文，要不失原著者本意，这种称为“活校”。这样的校勘方法对于古书有益，但必须多闻博识，不以己意轻改才能不因为校勘而错乱。清代校勘学者顾千里曾说：“书籍之讹，实由于校。盖据所知以改其所不知，此通弊也。”这很能说明“活校”若不能很好地掌握会出现的毛病。
以上是周叔弢对版本目录见解的大概。他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但又有超出前人之处，他讲的对清刻本评价就是一例。
影印及书影
周叔弢酷爱善本，对日本影印的我国流失的古籍也极为注意。这是因原刻本在国内流传极少，已难睹实物；也是因日本影印本印刷精美，形象逼真，确是所谓的“下真迹一等”。
他和日本东京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有来往，曾通过该书店购进影印本。如日本所藏的北宋本《孝经》《重广会史》的影印本，他都购到。正平本《论语》，他先有珂罗版影印本，后来出了木刻版影印本，他又购置了一部。日本前田侯爵家“尊经阁”藏有宋刻本《世说新语》，影印本出版后，他写信给文求堂书店去买，回信是非卖品。他得书心切，就给前田家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刻印的书寄去作为交换，果然换回了一部。他搜罗日本影印本并不限于刻本书，如日本京都大学影印的古写本，他也购进全套，其余影印的卷子本如《文选注》、《玉篇》、《王勃集》等，他也搜罗甚多。
国内影印的善本书，他也大力搜求。整个民国时期影印的善本书，他几乎都有。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影印的《古逸丛书》，他有一部整套的，还有不少单行本。这是因为这部书有用日本纸印的，也有用中国宣纸印的，他看见纸张不同的单行本就各买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续古逸丛书》，他买了全套。吴昌绶双照楼影印宋本词61种，他也是不但有全套，而且对纸张不同的都藏有复本。民国时期，董康在上海用木版影印古书，刻印均精，他收藏了全套。新中国成立后，影印的善本书，他也是看到就买。他收藏的元大德广信书院《稼轩词》先有珂罗版影印本，1974年上海书画社又依此本，并参照四印斋翻元本以木刻影印出版，他看刻印精美，就又买了一部，并写下“木版刻书是我国传统艺术，但近代日见衰微，今见此书秀丽精美，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刻书遗风。不禁惊喜”。他收藏的北宋蜀本《王摩诘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他买了一部作了题记，他说见到影本“如见故人，数十年前光景恍然在目。国家重视文物，化身千百，佳惠士林，可为此书庆。我一人欢呼，鸟灵以尽之”。1983年12月在重病中，听到他旧藏的宋池州刻本《山海经》将影印出版，还说一定要买一部。可见他对善本书影印本之爱好。
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影刻、影写本珍品。如影刻本中，1922年南陵徐乃昌影刻明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玉堂新咏》，出自当时名镌刻家黄同陶子麟之手，用宣纸印，陈玉义后序末页最后一行刻有“太岁在元黓阉茂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祯吴郡寒山赵均小宛堂复宋本重雕刻”通行牌记，影刻极精。曾有人垫去赵均跋后“黄同陶子麟刻”字样及牌记等，改用旧棉纸印刷，冒充宋本，竟能以假乱真。明影刻之精于此可见。影写本中，如南唐李建勋撰《李丞相诗集》，系借铁琴铜剑楼所藏之宋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本影写的，连藏书印章也用朱笔临摹下来，可以说是与原印章毫厘不差，不仅书写一笔不苟，用墨浓淡匀称，即木钉的木纹也插得惟妙惟肖，实堪称绝作。影写本中，如宋庆元本《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明弘治十三年马炳然刊唐李贺《锦囊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他收集的这些上乘的影印、影刻、影写本，既保持了书的原貌，不失其真，又可供读者鉴赏，为鉴定版本提供依据，成为研究古籍的有力证明。
为了使罕见的善本书籍得以广泛流传，化成千百，长存人间，他用珂罗版、木版影印的书有十几种。其中突出的有宋书棚本《鱼玄机诗》。此书系黄荛圃旧藏，民初是袁寒云《后百宋一厘》中精品，曾由袁的夫人刘梅真亲自影抄一部。这本书有一个时期，袁把它抵押在周季木处。因是珍品，周叔弢又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就由他个人出资，从周季木处把书借来，送到天津一家技术高明的日人开的山本照相馆，每页拍照，制成玻璃底版，然后寄到日本东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印数不多，外间流传极少。这是周叔弢的“自庄严堪”影印的第一部书。他自己旧藏的《寒山子诗》则是在1924年甲子托董康在上海用木刻影印，纸墨均精，其中有几部是用开花纸印的。又如他所藏的元相台本《孝经》，则是1927年用珂罗版影印的，书中原有的乾隆玉玺和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并用了不同纸张，其中有最珍贵的乾隆高丽纸，后又用木刻版影印。他在1930年用珂罗版印过二百部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其中用明朝纸印的有四部。影印的书还有《庐山复散集》《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寒云所藏宋本提要》（袁寒云手迹），木刻印的有《屈原赋注》《九僧诗》《十经斋集》等等。1918年戊午，他曾借方地山所藏完整的唐人写《阿弥陀经》，照相影印一百卷流通于世。卷子书法未为精美，但这是我国较早复制敦煌写本之一例。
此外，周叔弢还喜欢收集书影。“书影”就是把善本书各影印一两页，汇集成书，等于一个插图书目，使读者可以看到版刻印刷原貌，是现代目录学的一大创造。1922年铁琴铜剑楼瞿家后人瞿良仕把家藏的宋本160种、金本4种、元本106种，各选一两页影印，汇集成《铁琴铜剑楼书影》一部，豹窥一斑，得此一部书影就等于有了270种宋、金、元本书在手边，可以随时翻阅，既供研究又便于观赏；这部书影中还印了不少书中的名人题跋，更增加了阅读者的兴趣。周叔弢得到这部书影，放在坐椅旁，时时翻阅。瞿氏书影之外也还有些人印过书影，但均规模不大，系统性不强。真正蔚为大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编的《中国版刻图录》，其中共收550种，计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刻本460种，明、清活字本40种，版画50种。该书编纂总负责人是赵万里，故选择考订极精，用珂罗版印刷又十分精美，成为研究版本学和爱好古籍的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北京图书馆冀淑英曾为周叔弢1952年捐赠给国家的善本书籍编写了《自庄严堪善本书目》，由周叔弢亲自选定藏书中宋、金、元、明刻本及抄本中精品50种印成书影，附在书目之前。由于印刷条件差，聊胜于无，更为遗憾的是该书目于1985年出版，距赠书已有33年。清末杨守敬的《留真谱》，则是从每部书上选一页中的几行作书影，其效果不如一页为佳。因是别具一格，他也收藏了一部。他除了尽藏国内印行的书影外，还特别注重收藏日本所藏中国善本的书影，如把清末藏书四大家中陆心源的藏书全部买去的岩琦氏“静嘉堂”的书影、汉学家内藤4太郎（湖南）博士的“恭口山庄书影”、日本帝室图书寮藏书的书影等等。里面多是不经常见到和在国内已见不到的善本书。
活字本
周叔弢晚年很注重近代的活字版书。他认为在西洋铅印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活字印刷已有很长历史，不可令其埋没。他曾陆续收集到活字版书七百多种，目的是想搞一个清代活字版书的目录。由于“文革”未能续收，也无法完成。但以他收集的活字本资料来说，系统之全已属罕见，足可以写出一部活字本沿革发展史。这也是他藏书的另一特点。
活字印刷的发明远在宋代，但在雕版印刷的书籍中，用活字印刷的极少。泥活字始创于宋庆历年间的毕昇，已无实物流传。宋、元活字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未发现传本。明、清两代活字印书较多，但与雕版印书比较，活字本是极少数。周叔弢经过多年刻意搜求，竟然搜集到铜、泥、木活字印本达七百余种。据行家评说，一家藏活字本如此之多，可以说举国无双。明代活字本传世较少，他收集到的有：明弘治碧云馆木活字印的《鹖冠子》三卷、明正德十一年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的《春秋繁露》十七卷、明嘉靖安国安氏铜活字印的《颜鲁公文集》十五卷、明建业张氏铜活字印的《开元天宝遗事》二卷以及铜活字印的《曹子建集》《沈佺期集》《孟浩然集》《李益集》等。这些罕见的活字印本，基本反映了明代活字印本的情况，对研究我国前代印刷技术也是极富有价值的。清代的活字印本虽比明代多，但与雕版印本相比，仍居末位。他收集到的活字印本中，有从清康熙至民国初年的铜、木活字本，有从官家内府铜、木活字印本，聚珍版到民间各类铜、木活字印本，他不惜重金、不惜气力，以得书为快。如康熙二十五年吹黎阁铜活字印的《文7英华律赋选》四卷、雍正内府铜活字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侯官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印的顾炎武《音论》《诗本音》，娄东施氏本木活字印的《吴郡文梓》，长方形硬体字，犹有明代遗风。清道光年间出现了用胶泥制成泥活字及印有泥活字版书，他收藏到的有道光十二年吴郡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用胶泥活字印书而实物流传于今世的，此书最早。道光以后，活字印本比前期更多，但有的也不容易得到。如道光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道光御选唐诗全函》，红色二龙戏珠封面，黄续印制书笺，开花纸印刷，袖珍本，小巧玲珑，极为精美；光绪二年京都聚珍堂曾印《红楼梦》等小说十余种，刻印整齐，由于印数不多，又甚为时人所爱，流传不多，他却都收集到手，实为难得。宣统以后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些也很稀贵，如1920年南昌学宫木活字印的周德华纂《南昌民国初元纪事》十四卷，据《方志综录》记载，此书已知仅存三部，而他收藏了一部。
敦煌遗书和玺印书画的收藏
周叔弢收藏敦煌遗书（包括非敦煌所出的传世本写经和日本古写本《文选》残卷）256件，是个人收藏敦煌遗书中保存数量最多并最终全部捐献给国家的一位收藏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恰逢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1918年年仅27岁的周叔弢从方地山处借得唐人《阿弥陀经》卷影印100部，这是周叔弢接触敦煌遗书最早的一次活动，从此，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敦煌遗书。
方地山是接触敦煌文献比较早的人，他总结敦煌遗书特色时说：“唐人写经是抄书，不是临帖，如过去穷书生代人抄书院卷子。不欲过好，不得过丑。”这种依字体识别敦煌遗书真伪优劣的方法对周叔弢鉴别敦煌遗书的能力颇有启发。后来，周叔弢以重金把方地山收藏的敦煌遗书全部收归过来。李盛铎也曾收藏很多敦煌遗书，20世纪30年代他把其中的大部分卖给了日本人，少量被书贾购去。周叔弢为了收集这些失散了的国宝，奔走厂甸、往来书肆，在来薰阁、中国书店收到不少李氏旧藏。除自己孜孜访求之外，周叔弢还发动子侄代为搜集。
1941年天津文物市场上出现一批颇像敦煌藏经洞出来的草书帖、书籍、文书等，有的上面还钤盖着李盛铎的收藏印。周叔弢及其子侄曾花大价钱购买了近十件，经仔细研究并请赵万里先生审定，确认系用双钩法临摹的赝品。周叔弢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说：“这种东西不能留在世上骗人。”
周叔弢收藏的敦煌遗书中大量的是佛经，其中不少是《大藏经》中失载的佛教经典。在中国印刷术发明之前，大乘佛教的典籍全靠手写本流传，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命高品、张从信雕印《大藏经》。《大藏经》收集了浩瀚的手写本佛经。而周叔弢收藏的《佛说水月观音经》、《羯磨经》、《鼻耶律序》、《禅数杂事》（下）等在《大藏经》中皆未见著录，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周叔弢收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件涉及敦煌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如《唐咸亨二年胡文达牒》，系沙洲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向上级汇报管界之内外来番户动迁的情况，颇具研究价值。此外，《大方等大集经》《贤劫千佛名经》等，上面的印和款识也为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周叔弢收藏的《唐文选注》《日本古写本文选注》等对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日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价值。《北齐天宝九年羯磨经》《大般涅槃经》卷十七、《唐开元二十年大般涅槃经》等皆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佳作，是研究中国书法隶、楷二体衍变的珍贵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