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五好”的每项标准，分别从周叔弢藏书中举例说明：
周叔弢藏书中称得上版刻字体好的宋本书，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注》、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新定三礼图集注》、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绍兴十八年荆明北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健康实录》、刻本《新序》、淳祐刻本《兰亭续考》、刻本《清波杂志》、刻本《南华真经》、西汉注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等等。金本书，有金刻本《壬辰重政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张宅梅明轩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元本书，有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延祐七年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至大刻本《梅花字字香》、至正刻本《梅花百咏》等等。明本书，有嘉靖三十七年绍陶室刻本《杂剧十段锦》、嘉靖四十二年范唯的玉雪堂刻本《释名》等等（以上各书的书影可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中找到）。
周叔弢对古书的鉴定很注重纸张研究。他常常说纸张是辨别古籍年代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即他所说的“五好”标准中的第二条标准。他不但对宋元古籍的纸张有研究，对明清书籍所使用的纸张也做过探讨。例如他在旧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前写有关于开化纸沿革小记：“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庆）道（光）之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本以证之。1982年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在书画上题识，是我国的传统，也是我国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所喜欢做的事。明清以来，古籍的文物意义日渐增大，如同在书画上题识一样，在善本书上题识也日益增多。题识的内容非常广泛，或考证版本源流，或记载流传经过，或抒发得书时的心情等等，给书增加了一份人的感情，使后来者读时增加了情趣。名家的题识，往往不仅肯定了书的版本源流，且提高了书的价值，即所谓“一经品题，身份十倍”。过去藏书家喜欢在书上题识的，清代有黄荛圃，近代则有傅增湘。黄氏的题识曾由缪荃孙辑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王大隆辑成《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傅增湘有手订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对书的爱好有强烈的感情成分，故在收藏善本书时很注重题识，“题识好”是他藏书的“五好”标准之一。他对有名人题识的善本多不惜重资购进，他所收藏的有黄荛圃题跋的书就不下数十种，其他书中有明清以来藏书家题识的也很多。他对题识的注重，可以一事例说明：有一部元本《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残本，只存十八卷，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买去。此书是残本，刻印也都非精品，可是书后粘一签条小字题“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并有黄荛圃题跋，这一签条说明这书是明初的官书。周叔弢因这部残本有这两条题识，就把书从日本买了回来。他对自己的藏书也偶然做些题识，但十分谨慎，多用小楷或小行楷写出。如他在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的题识，在宋余仁促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的题识，都可以从收书经历记述中看出他收书之辛苦和爱书之真挚（他也为他人藏书作过题跋，审辞精辟。梁鸿志在《题周叔弢自庄严堪检书图》诗句中，称他“周侯书眼如炯月”）。
书上的收藏印记类似书上的题识作用，但又有不同。它与题识不同之处在于它不需要写文字，有了收藏人的收藏印记，便可以考证出书的年代、出处，而名家往往可以在肯定书的价值时增强说服力。收藏家印记一般都是请名家镌刻，使用的印泥可经过若干年而色泽如新，为好书增色生辉。如明末汲古阁毛晋的图章用细圆朱文，所用印泥也鲜艳夺目，益增其美。毛氏对宋版书的最精品又常常钤上“宋本”、“甲”两个朱文印。这也是对书的最好评价。周叔弢所收藏的善本大部分均编入他的《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其中他认为最精品的，才钤用童大年为他刻的八方形“周暹”名印，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并且说选用这方印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它小，如果后来的藏书者觉得不好，还可以挖掉，不致损书太甚。对不完全符合他说“五好”标准的书不钤此印。因此，他认为收藏印记是衡量好书标准之一。
书的装潢如同人的衣饰。装潢包括书皮、副页、书套、书匣，以及装订的整齐、破损书页的修补，甚至装订用的丝线都在其内。周叔弢十分重视书的装潢。藏书中原装精美的加意保存，不使受损；凡书好而装潢不佳或有破损的必找良工重装或修补。他曾说，清末藏书四大家瞿（轶琴铜剑楼）、杨（海源阁）、丁（八千卷楼）、陆（皕宋楼），以瞿、杨两家藏书最富，而就书的装潢而言，则杨家远胜瞿家，居四家之首。杨家善本书都制楠木匣保存，若原书有前代藏书家书匣的，则保存不动。周叔弢经过书商从海4阁杨氏后人处收到黄荛圃旧藏的宋本而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就是保存了黄氏的原书匣、金栗山藏经笺作护页、孙延题签。他早年得到的元相台岳氏本《孝经》重装，书皮用的绢粗劣不堪，也有损坏。他找了一位专门修补古籍的老师傅到他家中修补装订，换了书皮，配了楠木书匣，这才放心。还有，他有一部元刻本《复古编》，因纸张曾经染色，发生化学变化，以致触手即碎，他即嘱那老师傅加以重装，四周围以素纸，不但便于翻阅，更重要的是延长了书的寿命，绝不是仅仅为了“装潢”。又如，胡昭衡在天津任市长时，曾拿一部自己旧藏的《王维集》请他鉴定并题跋。周叔弢写了题识，觉得好书没有书匣，有些美中不足，就代配了一个书匣送还。这些都是他重视装潢的实例。解放前，他在上海买到瞿家旧藏的宋本周辉《清波杂志》。此书由瞿氏卖出后，曾经过某人之手，某人为书配了粗劣书匣，并刻有俗手题写的书名。他看了非常厌恶，认为对不起好书。后来他把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时，特地把这个书匣留下，并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赵万里说，不能让好书放在这个不相称的书匣里，应由馆内另制一个相称的书匣存放。北京图书馆果然照办。
周叔弢的这个收书藏书标准，也曾被偏激的人讥讽过为“古董家”收书，而不是读书人的收书藏书。但既要欣赏古籍就要讲些趣味，而周叔弢的“五好”标准也正是他欣赏古籍的趣味所在，有了趣味才能有对古籍之挚爱；对古籍有了挚爱，自然就提高了对古籍的欣赏标准。他悬格愈高就愈显出他爱古籍之情愈深，应是无可厚非。
藏书佳话
周叔弢在收集善本的几十年中，所付出的心血比付出的金钱要多得多。因此，也流传着不少动人佳话。
他在收书过程中，看见一部好书散失在几处，必要千方百计搜寻，不惜重价收买，使缺而复完、珠还璧合。好像凑齐一部书，就像一家人团圆一样，这样他才感到满意舒服。他收藏元相台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是经过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凑成全书的。在1930年庚午春，周叔弢从天津文友堂书店得到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中的《春秋年表》和《名号归一图》二卷；同年秋又在藻玉堂书店购到其中的卷十二、十三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共六卷；1931辛未冬又从肄文堂书店得到卷二至卷十一，卷十四至卷二十六，共二十三卷，只差第一卷。听到第一卷于十年前被嘉定徐氏买去，因知徐氏后人住在北平，遂托人就近去找，结果说是前几天已被一龚姓用600元买走。后又传闻该书第一卷在上海“淞沪之战”时被毁掉。周叔弢为了不使全书无首，不得已于1933年从傅增湘处买来抚州本《春秋》第一卷来配套。十几年后，1944年甲申阴历十二月廿六收到北平陈济川函称，嘉定徐氏藏岳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卷到谢刚杰处求售。他听到后惊喜过望，急致谢函去问，谢刚杰已介绍藏书的徐某于阴历十二月廿九来津求售，同时带来的还有脂砚斋评《红楼梦》庚辰本。当时，他不想买《红楼梦》庚辰本，而这么多年梦寐以求的《春秋经传集解》第一卷则非买不可。最后因索价太高，留斋中五日，终议价未成还给卖主。在以后两年中，卖主知道周叔弢非买不可，故当他屡次问价时，便屡次提价，始终未能买成。1946年丙戌夏，周叔弢见到周骏良时，谈起他所收藏的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尚缺首卷的经过，并说：“嘉定徐家和寿州孙家是至亲，请你转托静蛬（孙多焌字静蛬，周骏良的岳父），能否相机谈谈，不要提我买，提到我，不是售出就是不卖。为了凑齐一整套好版本的书，只要买到，价钱不计。”几个月后的一天，孙静蛬在北京中孚银行见到徐某，趁徐托他鉴定旧玉器时，提出想买这本书。徐知道孙精于古瓷旧玉，一向不问版本，认为开玩笑，便索要黄金一两。没想到孙静蛬当时答应，随即找中孚银行负责人借了一两金子先付了书价，约定次日把书送到家。徐在众人面前不好翻悔，于次日把书送来，仍询问是否代别人买，孙始终没告诉他。当周骏良把书给周叔弢送去时，生怕由于价昂，受到埋怨。没想到，周叔弢当时兴奋至极，手翻着书，眼笑成一条缝，连说：“亏了静蛬，值得，值得！”当时只知道他爱书藏书，肯花钱买书，但对他如此兴奋心情并不理解。后来看到他写的书跋：“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才知道他积十六年辛劳凑齐一部好书，首先是为书的复合而欢庆，也可以体会到他爱书的意笃情深。
还有一件事，他的明沈氏野竹斋刻本、汉韩婴《诗外传》，也花费了十年工夫搜求才得全书。早在1919年，他在扬州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诗外传》中的一至八卷，尚缺第九卷、第十卷。他为了弥补佚缺，千方百计访求达十年，直到1929年才收购到佚缺的第九卷、第十卷，璧合之愿终于得偿。
但他的另一部书，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却没有上述巧合。这部书，他先从山东聊城海4阁杨氏后人处得到二十三卷，又从李盛铎处买到先散出的四卷，从北平书商王晋卿处买到一卷，共计二十八卷，所缺两卷为第十卷和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六卷在上海刘晦之处，他多次婉商，坚不允让。第十卷则多方寻觅，踪迹全无，无法配全。他于1942年壬午此书后跋语说：“今刘氏书（指刘晦之藏书）残佚过半，剑合珠还之愿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第衷心耿耿，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他惋惜的是一部好书不能再全，而不是个人得失。
周叔弢爱护古籍，有为国家保存文物的思想，故对流失国外的善本，总是竭尽全力赎回。1933年他偶然见到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我国宋、元、明本古籍凡百余种，有的是他在国内听说过、鉴赏过的。如北宋版唐杜佑《通典》索价1.5万元，宋刻绍兴本《东观余论》索价1000元，均为海内孤本。他不愿古籍流落异国，遂奔走呼吁，希望国家及国内富有者赎买归国，无奈事与愿违。《通典》价昂，他个人之力不及，遂以1000元购回《东观余论》。他心绪万端，在书后援笔为跋，除记赎书原委外，还慨叹说：“独念今昔，边氛益极，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噫！”寥寥数语，道出他爱国心情，岂仅仅为一部《东观余论》！嗣后，他又筹款陆续赎回元本《黄山谷诗注》及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只是那部宋本《通典》，后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国宝”，不准出口，无法赎回。他多年之后提起此事，仍是遗憾深深。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从海4阁后人杨敬夫处买宋本《新序》，当时还有几部宋版书求售，他无力购买，后来其中的宋本《荀子》和宋本《管子》均被日人买去，他惋惜不止。曾在《楹书隅录》（海源阁杨氏藏书目）中宋本《荀子》一条书眉上记下：“敬夫索四千五百元，因手中极窘，遂为日人购去，最堪痛惜，盖当时财力仅能收《新序》一书也。”后来又在宋本《新序》一条上写下：“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7》《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这两条题识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古籍流出国外的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