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在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也是下了一番精力的。他搜集了许多与文物有关的资料，如铭者、收藏者的墨迹、印章、墨、条幅、著作、有关著录、书籍等等，将这些资料与文物放在一起，共装一匣。从学术角度讲，这些资料可以使研究者扩大视野，多方位地了解铭者或收藏者的情况，以便对文物进行全面评估与鉴定。就在这部分称之为附件的参考资料中，有一大部分是不可低估的珍贵文物，有的比主体文物还要珍贵。如他得到明王宠款端砚后，又收入王宠草书卷作为附件。
王宠（1494—1533年），江苏苏州人，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善书画，以书见长，尤善草书，因只活了40岁，传世遗物较少，上述草书卷婉丽遒逸，堪称佳作，经专家鉴定，确认为王宠不可多得之佳作。又如清黄易端砚，其附件是黄易绘《得碑十二图册》。
黄易（1744—1802年），字小松，号秋庵，浙江钱塘人，工隶书，金石学家，他一生为抢救散佚的古碑刻及拓本，丰富我国金石宝库，贡献良多。《得碑十二图册》，一事一图一记，记录了黄易自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八年（1775—1793年）十余年间在山东、河北等地寻得碑刻、拓本的经过，翁方纲作序，每图并作诗跋，图文并茂，诗文具佳。仅此上述两个附件，就难以估计其历史、艺术乃至经济价值。
附件中还有一些重要著作、著录。如明王穉登款澄泥砚附件有旧版《王穉登全集》；宋谢文节款桥亭卜卦歙砚，附有明嘉靖版《谢侍郎传》，清版查礼辑《卜砚集》，又因此砚在天津清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天津史志上均有记载，故又将有著录的《天津县志》等书籍亦收在其内；著名的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的附件有郭沫若著《石鼓文研究》，流传海外的三种宋拓本的影印本。这些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文物流传经历及科学性，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
在研究过程中，他注意与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如把款识相同的砚，或形式相同的砚尽量放在一起。如清代林结铭款的两件砚，一长方形，一椭形，尽管形状不同，但为同一人铭款，放在一匣内，便于观察对照铭款。形状相同、铭款不同，亦放在一起，如舟形端砚，一为清陈兆仑款，一为清杨谦款，均为清代艺术家，两方舟形砚称之为双小舟端砚。清双凌云端砚，两件均为竹节形，均有“凌云”二字铭，一有明末曹学佺铭跋，一有清余甸铭跋，两件入藏时间相隔两年，放在一起称为双凌云砚。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将明代王穉登及明马湘兰款的砚放在一起。
王穉登（1535—1612年），明代著名书法家，马湘兰（1548—1604年），明代金陵名妓，能诗善画，以善画竹闻名，因慕王穉登之名，与王友善，王的诗集中亦有与马的唱和之作。二人情意笃深，马湘兰欲委身于王，王未允，她在王穉登70岁寿辰时，置酒为寿，归而病，郁郁而终。徐先生将二人之砚合椟保存，成其好事，慰藉马湘兰之芳魂，说来亦算艺林之中一段趣话。
从上述这些附件及归类方法，可以看出徐先生的研究工作不囿于一件一事，而是广开思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在出土物不多、对照品匮乏的时代，其方法和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传拓留影摇昭示后人
徐世章所藏文物附件中，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宝贵资料，即砚台拓本。每件砚入藏后，大部分要经传拓，每砚拓10张，所用宣纸，均从南方宣纸产地订购，裁成一定尺寸规格，基本上是竖一尺半、横二尺余对折，右下印有篆书竖排“濠园砚谱”印，每砚要拓正、反两面及四侧，墨也是用上好的古墨，黝黑发亮，花纹清晰分明，所拓的平面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层次分明，深浅适度，极富变化，既忠实原作，又不板滞，全面而生动地反映出件件砚台的风姿。有一件山水端砚，其拓本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立体拓，它比照片更胜一筹，其艺术性则远远超过照片了。这些精美的拓片，几乎与砚同样具有文物价值。这些砚拓就出自已故著名篆刻、传拓专家周希丁及其徒、已故著名文物鉴定家傅大卣之手。师徒二人在徐家传拓器物达七八年之久。
周希丁（1891—1961年），名康元，原名家瑞，北京市人。一生从事篆刻、摹拓事业。40年代曾出版《石言馆印存》，收自刻印章千余方，他还曾传拓众多铜器，如故宫武英殿、宝蕴楼珍贵铜器，此外，尚有玉器、甲骨、钱币、石经等，所拓精美绝伦，无与伦比。
著名古文字学家陈邦怀（1897—1986年）评其拓法云：“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前此所未有也。”
傅大卣（1917—1994年），北京市人，精于铜器、玉器的研究、鉴定，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等职。1936年夏，随师来到天津，居住在徐先生家，当时只有18岁，随师边拓边学，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学习立体拓所拓的文物是清汪由敦、翁方纲《兰亭序》合璧端砚。徐世章能请到这样的高手到家里来传拓，真可谓将遇良才，而周希丁师徒则亦在砚海中大显身手，他们施用立体拓，把拓片搞得如同照片，施用着色拓，有些有色泽的砚材，用颜色拓，如荷渔朱%澄泥砚用朱红色，绿色石材用绿色，师徒俩把砚台拓美了，拓活了，使砚台璀璨生辉，大放异彩。这套砚拓，是按出版规格制作，并由徐世昌作了序和跋，但后来因故未能出版。这些拓本大部分也作为捐献品，现收藏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因其系名人所拓，与砚台同样具有文物价值。除了拓砚，他们也为徐先生搜集砚台，来往津京，寻觅音讯，有些砚台及文物就是经过他们之手搜集到的。70年代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曾请傅大卣来津鉴定砚台，傅大卣抚摸着一件件砚台，看着一张张拓片，如见故人，追思往事，感慨万千。
徐先生除了请人拓砚外，还搜集砚拓。有时是先见拓片，按图寻物，有时是先得砚，后遇旧拓，一并收入。如清薛生白款端砚，即先见拓本，后得砚，记云“初见拓本，后为北京估人所得辗转数月始得，归于寒斋，道人（指薛生白）有灵，若百年后亦知有人爱护此砚胜于金玉也。”有时是得砚后再搜集砚拓，如宋谢文节款桥亭卜卦歙砚，先是其堂兄徐朴园得南无赵山木手拓之本，他得知堂弟徐世章得原砚后，遂将拓本相赠，此后徐世章又得大兴刘铨福拓本，越三年后又得丹林何鼎清咸丰年间拓本，通过这几张拓本，可得知此砚从天津水西庄流传出去的一些情况。又，徐先生得清翁方纲摹刻瘗鹤铭端砚之后月余，得知北京厂肆有该砚旧拓本及陆游焦山踏雪观铭题铭两拓本，急书购归，翻阅各书后确认翁方纲确实摹刻过此砚，认定其砚确真无疑，不禁狂喜。
传拓留影，可丰富藏砚内容，使砚增辉添彩，欣赏或出版皆可，搜集旧拓，则可查清4流，确认真伪，徐先生之用心可谓良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