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耗力摇竭力搜求
徐世章所藏古物，每一件都有一番经历、一个故事，每一件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精力。其来4有的是送货上门，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从名人后裔收集而来；有的是动员外地亲友如堂兄徐朴园等人搜集；篆刻、传拓专家周希丁、傅大卣及郭则沄、傅恺、何庆震等人也予以协助；总统徐世昌也为他搜集古物，可谓动员了各方众多人力。20世纪90年代，傅大卣曾在《收藏家》杂志撰文《我与法式善砚的三面之缘》中谈及他与老师周希丁在徐家拓砚并为徐家搜集古砚事：“1936年岁在丙子夏，余随周希丁师居天津，为徐氏拓砚谱，是年初夏由英租界新加坡三十三号路迁到英租界伦敦路四十四路484号新筑楼房。”一日他去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文物商店雅鉴斋，遇到一售砚人，持法式善铭砚出售，傅大卣立即认为这是方名人砚，后此砚经他与师傅过目，即为徐家收购。徐世章自己也常亲自出马。七七事变前他也经常光顾大罗天的几十家古玩店铺，遇有收藏价值的就买下来，差不多每次均有收获，后来大罗天拆掉，古玩店移到劝业场、泰康商场、天祥商场等处，他也经常到这些地方去，他对古玩商说：“只要是精品，不管多少钱，统统送到我家。”桥亭卜卦砚是名满津门又颇有争议的一方古砚。据原天津古籍书店经理张振铎先生回忆，1936年的一天，军阀张勋的部下，腋下夹着个黄色包袱进店来说卖件东西，打开一看是方旧砚，即桥亭卜卦砚，大家一致看好，经议价以800银元收购，店里都知道津门收藏砚台大家是徐世章，于是很快送到徐府，以高于收购的价格转售给徐世章。徐先生得到此砚后，认真进行了研究，确定为天津清初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张霖水西庄遗物，于是作记、传拓妥为保藏。他所藏的书画虽然数量不多，但也不乏精品，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天津汪某家藏，一次汪某与大汉奸王克敏等人打麻将，王克敏牌运不佳，他输急了眼，硬是用一对幺鸡，碰“和”汪某打出的幺饼，这是乱了牌规的“诈和”，可王克敏却倚仗权势说：“鸡饿了就要吃饼。”汪某无奈，只得认输，一下输掉大洋40万，他急需现款，于是把家藏书画拿到北京古玩店出售，徐世章以10万大洋收购了其中一部分，数量、质量极为可观，遗憾的是运输中被偷走一部分。徐世章耳目灵通，平日遇到哪里有出售文物的音讯，则不遗余力，千方百计，想办法搞到手，一些珍贵之品，还要辗转多年，经过一番艰苦漫长的磋商过程。如著名的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徐先生在许多著录上早就见到记载了，故而一直惦记着寻得此砚，可就是不知现存何处，经过多方寻访，于1935年得知此砚藏于北京李某家，他请估人介绍亲自赴京观看，经过协商议价收购，但不久本主翻悔，又经多次磋商方成协议，这期间又几乎为商贾从中攘去，徐先生则又苦心力争，终于在第二年春以重资获得此砚，他将砚带回津城做盒，并记此砚得之经过，说明砚得之匪易，告诫子孙永保。有时一件物品的入藏则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如清万树、朱筠铭凤形端砚即是其中之一。此砚原为津城名士李葆恂（字文石）故物，1932年被其家人窃出售于肆市，估人持此砚来到徐家，在议价未成之时被一名为陈剑秋的人重价买去，徐得知后惋惜不已，曾到北京访问陈剑秋，请求看一看这方砚台，但未得到允许，徐深为懊丧。陈剑秋故去后，徐屡次托人向其家属说情，希望转让，终未得到允诺，至1948年又派人去说情，才得以收购入藏，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十六年，这十六年中无日不魂牵梦萦，其中艰苦历程可想而知，可见徐世章对砚的痴情到了何种地步！
徐先生凭借着他的社会关系，利用他所相识的人，直接或间接从名人后裔手中搜集名人遗物。如古青玉人面，他在跋记中云：“此玉人面为李季臬（李鸿章之子）最心爱之物，从不离身。带来沽上，随出把玩。季臬逝世未几，此玉竟流落肆上，余乃以重金得之，什袭珍藏。”清纪晓岚葫芦端砚，是从严修次子严智怡（1882—1935年）先生手中所得。徐先生先后收藏了纪晓岚的八方砚台。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河北献县人，乾隆进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历时十三年之久，人称“评骘精审，识见高超”。为朝臣所敬重，是清代著名学者，亦是一位古物爱好者和收藏家，砚台是他收藏品之一项。其砚拓孤本为其四世孙纪堪谨所藏，民国年间由金石家、古物鉴定家、原故宫博物院顾问李浚之（1868—1951年）石印出版，名为《阅微草堂砚谱》，徐世章所收藏的八方纪昀铭砚，有半数以上为《砚谱》中之品。
徐世章居京期间曾与花沙纳后人同巷，经友人介绍在宴席上相识，当他得知花家存有其祖花沙纳韵雪斋端砚时，再三恳请出让，以重价收购。花沙纳，字毓中，号松岑，蒙古正黄旗人、吏部尚书，工诗画，善古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随后又在上海签订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此砚即是他在上海所得，砚上有花沙纳的铭款“沪上得云腴砚”，落款咸丰戊午，为咸丰八年（1858年），即赴上海签订《天津条约》的时间，砚石细腻如肤，上部雕云纹，故名曰“云腴砚”。此砚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价值。
《艺术家征略》作者李放的谱史亭歙砚，是李放自书自刻，徐世章在李放的斋中曾见到过，李放去世后，徐世章仰慕他的才华冠时，著书甚富，从其子李石孙手中购得，自言观砚可“想见其风采焉”。李放，清末朝臣李鹤年之孙，津门名士李葆恂之子，字无放，号浪翁，自幼受家学熏陶，酷嗜金石书画，所著《中国艺术家征略》，至今仍是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工具书籍。通过徐世章对这方砚的跋语及李放所著《征略》的年代，可推算出李放的生卒年代。据《四部总录艺术编》载，《艺术家征略》于1914年刊行，该书首页有李放小照，上署“墨幢居士三十一岁小像”，两侧自题“甲寅十月十九日浪公自赞（是为初度）”，甲寅即刊行之1914年，“初度”是生日，由1914年上溯三十一年，当为1884年，清光绪十年，可知李放生于1884年旧历十月十九，徐世章在砚的附件跋记中有“年有四十而卒”，则知李放于1924年去世，从而补充了《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中李放无生卒记载的空白。
以上几例，只是他收藏经历的一小部分，仅就这几例可以得知这些原收藏者有的是历史上的学者，有的是某段历史时期的关键性人物，有的是地方名流。搜集这些人物的遗物，在当时可能看不出其重要性，但时过境迁，当后来人再想去搜集、寻找，就不是唾手可得的了。今天看来，收集名人遗物，无疑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对后世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尽管有些砚并非质优工美的佳作，如李放谱史亭歙砚，做工、石质均很一般，与他收藏的其他佳品均无可比拟，但它具有历史价值，尤其是地方史料价值，通过这方砚可以了解李放的一些情况，提供地方史料，其可贵性则66超过一方砚了。
为了搜集古物，不仅耗费精力，也耗费了巨额资财。许多铭记中有“以重金购得”之语。据曾在徐世章家做过砚拓的傅大卣先生讲，他买的款砚，至少也要四五百银元一件，有的要上千元，如清东坡大歙砚，1200银元，宋谢文节款桥亭卜卦砚，1200银元，而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则4400银元。当时1.6元一袋白面，8角钱一身衣服，此砚可折合两个小地主的资财。有的砚是以黄金议价，据说金大定红匋小砚，因其为数量不多的金代遗物，故而购买时所用黄金几乎与砚的重量相等。有的砚是以典卖土地易得，他在铭记中云：“当此世乱年荒之际，而以重金得之，人不以嗤我愚也，然我以卖地之金易此砚为幸，纪（晓岚）先生遗物亦且慰先生于地下矣。”
徐世章收购文物不吝钱财，而生活却十分简朴，不尚奢华，不乱花一文钱，衣食均不讲究，粗茶淡饭足矣，无不良嗜好，不打牌、不饮酒、不看戏，平时爱穿用白布染成蓝色的长衫，子女们上学时也都穿这种自家染的布做的衣服，在当时“贵族”学校——耀华中学读书时显得十分寒酸。每逢春夏之交，他还要让子女拣草地上的马齿菜、摘嫩柳叶、榆树钱做菜吃。徐先生有子女9人，买鸡蛋时都要买小个的，一人一个好分。在这种家风影响下，子女们无娇骄二气，能吃苦耐劳，以致在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能够很快适应环境，不以为苦，思想进步。1996年夏兄妹相聚，二女儿取出几经劫难、唯一保留下来的徐世章《藏砚手记》等账目，睹物思人感慨良深，更加激起儿女们对他的思念与崇敬。从这份账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生活开支与收购文物开支的巨大差距。十几口富有之家过年、过节开支才一二百元，而一块砚台要六七百元，从残存的这册《藏砚手记》中可以得知，仅1934年用于购砚达12116元，1935年为10017元，1936年为8375元，1937年为5739元。购买古物，虽然他舍得花钱但也是尽量能省则省，由于他懂行识货，还常以廉价购得珍品，如1937年1月，他以6元之价购得明代宣德款识铁砚一方。他自己也经常奔波于文玩古店、荒滩冷肆。当钱一时不凑手时，又出让一些古砚，购得更精罕的古砚。对于无从购买者，采取与人以砚易砚的交换方式，如他曾以自藏清桂馥大龙尾砚换得徐世襄所藏朱笥河大石砚，徐世昌曾以诗记其事。
徐世章用来购置古物的资财，难以计数，连他自己也说：“要是我将购置古物的钱用来买钻石，可以买一大簸箩。”而他的夫人一生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贵重首饰。
搜集资料摇潜心研究
徐世章先生学养深厚，鉴赏水平高，收藏古文物，不是单纯的好古、观赏或玩味，而更注重对它们的研究。对玉器的研究，多从造型和纹饰上，挖掘其文化内涵及学术价值。这方面的努力探索，实不亚于专业学者。在研考方面，态度严谨，方法正确：其一，重视玉器的发掘地及传世后的流传经历。究其出土地点、日期与历史艺术特色，笔录于囊盒内，作为收藏与研究的原始基本资料，以备查考。如在商青玉兽面纹管盒上写：“物得于上海，云为彰德出土必为商器。”在青玉虎形珮盒上记：“庚辰春，彰德出土。”（彰德，今安阳。庚辰，1940年）二玉的出处当有记。这类记有“彰德出土”者，不下数十件。其二，着重科学研究及其记录。对玉器的时代、文化内蕴、定名和评价等，均对照典籍内容，精究要义，凿凿有据。得收获或结论者，则书写记载，犹若篇篇短论文，意在借鉴于后人，今天看来，其中多有精辟之语。如汉青玉人，头后饰发辫，考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终军传》等古籍，认为中国之“编发远在三千年前可断言矣”。这一卓见，在1974年发掘的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武士俑的发饰上得到验证。战国谷纹璧，直径二十厘米，质地似石而润，似玉而柔，名义难辨。徐世章考据于《汉书·西域传》及《地理志》《说文解字》、吴大澂《古玉图考》和《武梁祠画像石》等文献，判定此璧由琉璃制成。璧琉璃系原产于西域的一种美石（广义的“玉石”），其名称是胡语译音。璧琉璃器，世所罕见，据此，他在记文中云：“此璧虽破而无大缺，况如斯之大璧琉璃，倘若完整，真稀世之瑰宝也。”他的敏睿识断，令人叹服。对于这种研究工作，徐先生勤于耕耘，所获心得，常“挥汗记之”；甚至连病休（患肺炎）时也不肯辍笔。其自奋精神，可见一斑。
他极少在砚上刻铭题跋，可能出于谦虚，亦可能出于对文物的爱护。大多刻在他做的砚盒上，或书写在自制的砚垫上，文辞多的话要另书一纸，折好放在盒内。题铭的内容包括收藏经历、铭者小传、入藏时间及其他内容。对于一些名品，则另书长卷或条幅，如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的题记书写长卷，作释文，抄著录。不一而足。每一篇铭记，都是研究成果，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今天看来，他做的这项工作，实际就是研究工作，称徐先生为古物研究者，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