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恒
津门中环彩练上的复康路中段南侧，耸立着一座平面呈“工”字、立面呈“山”字的现代化的宏伟壮观的大型建筑物——天津图书馆。这里被誉为“知识的殿堂”、“终生受益的学校”。她收藏着从公元7世纪起的中华古代典籍到当今的光电信息读物，累计逾三百一十余万册（件），其中享誉海内外的地方志特色专藏，主要得于任凤苞先生捐献了他的天春园藏书。饮水思源，睹物思人，我们应当永不忘任先生及其爱国热忱。
一、任凤苞先生家世及生平
任凤苞，字振采，号适庐，江苏宜兴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任氏为宜兴望族，其曾祖任4祥，字王谷，号善卷子、息翁，以古文知名，与清初陈维崧、魏禧、侯方域等交善，著有《鸣鹤堂诗文集》。祖父任烜，字宣明，号岐园，乾隆六十年（1795年）进士，官至永平府知府，著有《岐园制艺》。父任锡汾，字逢辛，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官至四川川东道。叔父任道镕，字砺甫，一字筱沅，号寄鸥，咸丰拔贡生，官至浙江巡抚兼学政。
任凤苞先生兄弟六人，凤苞居长，幼入塾读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稍长随父宦游在外，增广见闻。清末北上京城，居城北铁狮子胡同。1915年被税务督办兼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聘为协理，曹汝霖继梁之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时，受曹之委托，掌握银行实权，成为交通系之重要人物，有“小财神”之称。1919年随曹之下台而辞职，1928年迁居天津，居法租界三十五号路七十八号。开始投资银行业，曾任天津金城银行终身董事，中南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长，“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总称）储蓄会、信托部执委，耀华中学校董。抗战期间，隐居不出，拒任伪职，洁身自好，保持民族气节，寄情于方志、古物的收藏和鉴赏。解放后，任先生焕发精神，投人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并任天津市人民代表。1953年病逝于天津，享年78岁。
任先生拥有大量资产，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每遇贫弱，慷慨解囊，从不吝啬。早在1924年，他曾出资在家乡宜兴任氏宗祠内创办了任氏履善小学，原为培养任氏子弟，后以办学优良，名声卓著，异姓学生亦纷纷要求入学，同时该校为高年级学生提供膳宿，故邻县的溧阳、武进、长兴等地，均有学生来求学，名驰遐迩。同年，任先生与本邑绅士沙彦楷、贾士毅等出资创办宜兴中学，聘请无锡的留日老教育家胡雨人为校长，校址设在宜兴南门外大校场。1931年该校改称江苏省立农林职业学校，其址即今日宜兴中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一部分。这两所学校在宜兴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很多建设人才。任先生资助家乡文化教育的事，我们还可以举出他于1931年出资刊刻其先祖任启运的《清芬楼遗稿》一书为例。该书四卷，凡二册，撰者任启运字翼圣，人称钓台先生，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宗人府府丞，卒于乾隆九年（1744年），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著有《周易洗心》、《宫室考》、《四书约旨》、《经传通纂》等，其于《仪礼》一书的研究，发汉郑玄所注之未发，尤为学者所重。《清芬楼遗稿》是任启运的一部文集，最初由其曾孙任泰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裔孙重刻，后来盛宣怀据光绪本辑刻在《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这两种本子文字上间有不同，任凤苞先生据嘉庆初刻本重新翻刻行世并撰有跋文。
二、任先生藏志经过及特色
任凤苞先生生于官宦书香世家，自幼良好的文化教育，养成对书籍之嗜好，他说：“凤苞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书，长随宦辙，获奉教于当世贤达，始稍窥学问之藩。”（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表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促使他对书籍之嗜好和学问之长进。起初他收书从阅读兴趣出发，凡经、史、子、集广收博采，无特定目的，不久即发现，“古今载籍极博，一人之所得殆真如饮河满腹之各有分限存焉。即其所得而终身研求之有不能尽，况过此哉”（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这就是说，古今书籍太多，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以个人能力，譬如饮河，能吸纳几多，即以终生追求，也永无止尽之时，如此泛滥无归，不如有目的地专收某一类图书。于是逐渐专注史部，然史部书亦太多，又约束专收史部地理书，地理书亦不少，收不胜收，最后把收藏重点限制在地理书中的方志一类，终成海内藏志第一家。
任先生何以最后钟情于方志收藏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基于对方志的重要价值认识。他说：“窃念方志一门，为国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宏，风俗土宜之纤悉，于是备焉。”（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方志亦称地方志，是以一定行政区划为范围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记载，它起4于古代的地理书和国别史，由汉唐时代的图经发展到宋代方志定型，明清为其鼎盛时。从全国性一统志、省通志，到府、州、厅、县志乃至乡镇里巷志书，各体俱备。它既是“一方之全史”，又是“国史之要删”（清章学诚语）。它记载的资料，上可供编纂全国历史之素材采集，下可检各地沿革、建置、山川、物产、赋税、人物、风俗、语言、遗闻、轶事，而且有“地近而覈，时近而真”的特点（清洪亮吉语）。用今天的话说，方志既是“史料宝库”、“百科全书”，同时又是人们怀土爱乡的寻根情绪之凭藉。
其二，鉴于清末民初我国方志的大量外流。在历史长河中，方志的重要价值并不是一下子为人们所共认的。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创立“方志学”，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方志的认识，推动了方志的编纂、收藏和利用，然而直至清末，诚如任先生所说：“敝习相沿，视等具文，白苇黄芽，芜滥极目。”（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很多学人，甚至一些著名史学家，仍以方志“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多的人把它看成地方青吏的“计簿书”、“下邑陋志”、“断烂朝报”而已，所以自宋以来除极少数藏书家间收藏志书外，绝大多数人将方志摒弃在收藏之外。尤为严重者，清末民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我国国力衰弱，民不聊生，社会动乱不已，大量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被外国列强偷盗、掠买而去，方志更是他们攫取我国各地情报的首选资料，日本人在北京设有东方文化图书馆，就是专门收掠我国方志的机构。当时的北京琉璃厂书肆，竟然将方志堆成一堆，以手杖量之论价。在这种方志大量沦于异域的情况下，任先生以一腔爱国热忱和对中华典籍的深厚感情，从事于方志的收藏，尤显得可钦可佩，难能可贵了。
任凤苞先生别具慧眼，确定以方志专藏以后，从清末起，凡三十余年，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他的好友张国淦说：他“瘁其心力，以专致者三十年，闻有异椠珍籍，虽在窎远，必百方钩致而后快”（张国淦《方志考稿（甲集）序》）。任先生自己亦说：“所未见者，百计访求，友朋驰讯，必以相属，北极穷边，南届海澨，邮裹络绎，寝以日多。”（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为了广泛收集方志，他除在京津两地古旧书店、冷摊荒肆觅求外，还发动各地亲朋故友、银行职员四处代为购买，他的同乡、著名法学家沙彦楷就是其中代为尽心搜集者之一。一些书商知其好收方志，亦往往挟书登门求售，络绎不绝。
为收藏方志书，任先生毫不吝惜资金，据传他以1000元的高价收得明版《（隆庆）云南通志》，而以两根金条的代价收藏的明景泰刻本《环宇通志》，更包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该书在《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诸家书目中均未见著录，传世极为珍秘，民国初年发现河北省真定县某士宦世家居然有此书，而其后世子孙不懂书，某日拿这套《环宇通志》至真定求售。书贾懂行，许以三五百元的高价，使售书者甚感震惊，大出意外，始觉此书奇货可居，说什么也不肯出售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书主人迁居北京，待至诸子析产分家，此书作为家庭重物每人分得数册，使这部本来完整的书顷刻支离分散。不久，这些收藏者家境窘迫，陆续分售给琉璃厂书肆，文运堂、修绠堂、文殿阁等书店各得数册，任先生获知后多方托人设法说合，后经文运堂店主王朋九之手，各家一起售与任先生，该书40册完整无缺，一时传为书林佳话。
任先生在收藏中特别重视罕见的重要志书，即使残缺不全的，片纸只字，亦珍如拱璧，设法罗致架上。他的“三残书屋”就是4于他收藏的三种残本总志而得名，这三部书一是清蒋廷锡、王安国等纂修的《（康熙）大清一统志》，该书始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中经搁置和人事变化，历三十余年最终也未完稿，存世的清内府开化纸红格抄本如凤毛麟角，任先生有幸收得该书13册，内容是河南、湖北两省府州县，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下同）今只有两册，内容为辽宁省的州县，数量不及任藏的六分之一。二是清钱名世、汪士鋐等撰的《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清康熙内府武英殿刻本，任先生收得原刻18册，此外无原刻本流传，北京图书馆所藏也只是据原刻传抄的清抄本。三是清揆叙等纂修的《皇舆全览》，原书35卷；清康熙内府武英殿刻本，任先生收得原刻22卷，23册，此书今上海、辽宁图书馆各藏稿本一卷外，也是世无别本。类似此种珍贵的残本志书，不是有心且不惜重金的人，是很难搜罗到的。任先生拥有此三个残本很高兴，为此专门请人刻了一方“三残书屋”的朱方篆印钤于书端。
重视收藏孤本、珍本、专书是任先生藏志的第一特色，同时致力搜罗清乾隆以后乃至民国年间编纂的省府州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则是第二个特色。此前公私藏家对于志书收藏重远轻近，厚古薄今，如北京图书馆多收清乾隆前的历代志书，而于乾隆以后的志书颇不顾及；一些私家对于乡镇志、乡土志书，多不屑一置。任先生则不然，他收得清嘉庆以后的志书多达1704种，占整个藏志的近百分之七十，其中民国志达210种、乡土志23种。
任先生如此量多、质精、类全的志书收藏，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而且也使我国志书连续性特征得以反映和证实。
三、任氏天春园藏志的“三个第一”
任凤苞先生积三十余年的精力和财力，收藏全国各地历代志书，建立名为天春园的方志专藏。“天春园”命名之由来，任先生自己、他的友朋及其后人均未留下文献记载，窃以为，中唐诗人施肩吾的《下第春游》诗有云：“天遣春风领春色，不教分付与愁人”（明赵宧光、黄习远《万首唐人绝句》），正是他离政以后从事收藏的心理写照，“天春”二字，或出于此。
任氏天春园藏志海内享有盛名。沙彦楷称之为“私家藏志之巨擘”（沙彦楷《天春园方志目序》）。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咏道：“南北第一天春园，山经地志不胜繁。”这些评介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我们不妨举出任氏天春园在我国近现代私家藏志中的“三个第一”来证明。
1.私家藏志的数量和质量第一
任先生的好友，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曾经这样盛赞过天春园藏志，他说：
“若明《（弘治）八闽通志》、《（嘉靖）南畿志》、《（隆庆）云南通志》、《（万历）镇江府志》、《（万历）徐州志》，海内号为孤本，‘天春’皆囊括而有之，积藏至二千五百余种，其精博有如此。于北，则北平图书馆差足伯仲；于南，则涵芬楼犹或不逮。至私家庋藏若吴兴刘氏、杭县王氏，抑非其伦也。即予笃好地志，致力之专且久，亦未尝后人，然视‘天春’则绝尘莫蹑矣。”（张国淦《天春园方志目序》）
现在我们将张先生的这段话加以诠释。他首先举出任氏天春园藏的几种孤本稀见志书，以今日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1993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来审核其大陆范围内的藏家，则是：
《（弘治）八闽通志》（明陈道、黄仲昭纂修，明弘治四年刻本），今为北京、中科院、天津、南京地理所、湖南师大五家图书馆藏全帙，浙江省馆残存。
《（嘉靖）南畿志》（明闻人诠修、陈沂纂，明嘉靖刻本），今北京、天津两馆藏全帙，中科院、上海、天一阁三馆残存。
（《隆庆）云南通志》（明志元阳纂，明隆庆六年刻本），今北京、天津、上海三馆藏。
《（万历）重修镇江府志》（明王应麟修，王樵纂，明万历二十四年刻天启增修本），今天津馆独家藏原刻全帙，北京残存，南京为传抄本。
《（万历）徐州志》（明姚应龙等纂，明万历二年刻本），今唯天津独家藏孤本。
接着，张先生说天春园藏志和北方的北平图书馆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不相上下，而南方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恐怕还不及，至于私家藏志者像吴兴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丝绸巨商世家，有嘉业堂藏书楼）、杭州的王体仁（字绶珊，盐业巨商，家有九峰旧庐藏书楼）或者不可比及。同时说他自己笃好志书，致力于此既专心又长久，不肯落后于人，但同天春园所藏比，那是望尘莫及的了。为进 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天春园和上述公私藏家的20世纪30年代志书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