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贞史特征录》摇成书于1953年王襄78岁，此书是其晚年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八节，采用卜辞断代之法，举贞人87名，将每一贞人及相关活动予以排比。一至五节，举一至五期贞人35名，并标注“第四期武乙、父丁之世，卜辞不记贞人之名，故阙焉”。第六节为“未能确定时期之贞史”，共举贞人45名。第七节为“同版共贞之贞史”，题注云“若许卜辞刻在一骨或一甲，而贞人名不同，为二人、为多人，知各卜辞是同期，而各史为同僚”，共举31组。第八节为附载两则，其一提出子卜辞，反映了作者对此所作之思考。文曰：“卜辞有子卜贞、子贞、子卜、王卜贞、余贞、我贞之文。子卜贞之卜辞，并记子商呼出于壶。子商是武丁之子，其他子卜贞、子贞、子卜之辞，文字笔法颇同，因列于第一期。王卜贞之卜辞，记王东征人方，为帝辛史实，即帝辛亲贞。王卜贞或其时记事特例。余贞、我贞为王亲贞之语，亦王卜贞之变文。子与王，非贞史，然实行卜贞。并附载之。”其说稍嫌简疏，但王襄勤于探索之精神，值得称道。《特征录》书前，王襄写有一篇长序，云：“感董彦堂先生断代贞史之说，因有贞史之集，愿泐专书，著其名字，搜尽旧藏及各家著述得87人，自念衰老，难再增益，乃分期写定，成《殷代贞史特征录》一篇，供修殷史人物志者之取材。所未备者，皆所未知也。”并申述自己见解：“研求契文者，每趋重王室，于民政或疏。第卜辞有‘我受黍年’、‘来岁受年’、‘我受年’，皆祈年也。殷代以农立国，年荒则民生坐困。祈年，民政之重且要者。卜辞又有‘登人伐下旨’、‘勿登人伐颉方’、‘呼代登人三千’、‘勿登人五千’，类周之比军众。征集民众，是有户籍之证。户籍亦民政之一端。至于征伐，所以卫国保民，益属民政所有，事未可以好大喜功议之。”又云：“小屯之大龟四甲，出于武丁之世，其一记载，事皆卜旬。十一月癸巳为宾贞，十二月癸丑为品贞，十三月癸巳为古贞、又十月癸酉为争贞，十二月癸酉为 贞，考贞史之不同，意究何在？得无其时才人众多，掌管之责，有值日分司之例乎？！......若共贞者......武丁之世有日同、事同二人皆贞之例。......间私度之，共贞者有正伐之义，且加慎焉。日同、事同之贞，有似后世卜筮之兼用，所以重决疑、审是非也。”
《古镜写影》摇1950年写成。原书草拟于天津沦陷时期，书中收周代至明代铜镜579面，考证翔实，文字精练，序言中论证了周代已有镜的见解。
《两汉文物举例》摇1960年写成，收录五百八十余件两汉新莽时期文物，另有新出土的文物。王襄在序中云：“近今嗜古家之搜集与国家大建设之发现，当时所遗留及墓葬所保存，颇有其器物。凡铜、玉、陶、瓦、竹、木、漆器之属，灿然皆备，人民亦得研究其工艺且体会其生活。......兹编所辑，自刘邦建国至刘秀中兴，取其文物之变荦荦著于今者为一卷，新文物为一卷，图录二卷附焉。非弟述古，且以励今。”是书把不同代文物集中起来，集中排比、分析，可以看出每个时代的文物特征。这种研究方法，符合现代考古学的基本规律。
此外，尚有《课余日知》（1897年）、《簠室小知录》（1914年）、《流沙坠简勘误记》（1915年）、《纶阁文稿》（1918—1959年）、《纶阁诗稿》（1928—1937年）、《入蜀琐记》（1926年）、《读书管窥记》（1930年）、《宋钱志异录》（1939年）、《簠室楹联集》（1960年）等。
五、书擅篆楷摇自成风貌
王襄不仅是位甲骨文研究家、收藏家，而且是一位书法家。古文字学属于历史学范畴，书法则属于美术范畴，这二者关系密切，却又有所不同。王襄二者兼得，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多年的书写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书风书貌。
王襄曾有许多书学的心得体会记录在《簠室题跋》中，如：
“昔贤论书，见仁见智，皆自道心得。其评议书家，举性所近者言之亦至。学者宜泛览博采，资为津梁。若守一先生之说、一家之法，是犹附庸于人，未知自辟蹊径者也。上斛钟、王，下迄董、赵，中逮颜、柳，神貌骨力，相师而不相袭，用能自成家法。”“自古善书者皆宗二王，然二王之书唐代已难求。后世所见，摹本为多，存一二形似而已。书学在神韵，神韵失余皆糟粕。前清书家以石庵相国为最，集唐后书家之大成，惜仍未出二王之藩篱耳。”“古人书家能过人者，字之一点一画具有真性灵相贯注，始出化入神，有迫不犹人之妙。右军之禊帖，张旭之草，皆澈悟此旨者也。”“古之摩崖碑，纯以性灵胜，有不可意度之妙。”上述这些心得体会，在今天看来，亦应是书学者所遵循之金针。研究文字，博览前人书体墨迹、篆刻治印、勤于笔耕，这些均是他成为一位书法家的厚土。
为了便于古文字的研究，他最初练习篆书和治印。“余生二十岁，为彝器款识之学，且学摹印。”以为“金可证经，石可订史，学固博奥，未易穷也，始写篆、刻印立其基”。
学习篆书，师吴大澂，一生不倦，但常以功力不逮，未能参透古人用笔之法为憾。至1956年，已81岁高龄，仍自谦抑，称神貌两无所得。从现存遗作看，他的篆书富有浓浓的钟鼎韵味，苍劲浑厚，如临毛公鼎铭文，即是一例佳作。
除了习篆书，王襄还学习治印。对于治印，他认为“古玺之雄奇，秦之秀逸，汉之工整，方为正途。治印者应从缪篆入手，古文缪篆已立法规，治印者师承有自，固不宜惑于流俗，不知所择也”。他还认为治印与其他文艺之道相通。“不师古，无以穷本源；不创新，无以成家法”。要相师而不相袭，要自成家法。要不随人，不背古，神会心解，自辟蹊径。
王襄书法作品遗留很多，大部分为甲骨、金文、篆书、楷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他的书法风格特色。例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并刊登在《天津三百年书法选集》中的两幅篆书作品，一件是临彝器铭文，一件是1934年所书“寒士一生”联。两幅作品是以卜文之体，参以金文。
甲骨文是用利器镌刻在兽骨、龟骨上，若以柔软的毛笔表达是很不容易的，故而其书是一种再创造。写甲骨文书体的书法家寥寥，如近百年的罗振玉、董作宾等人均是甲骨文研究和书写的专家。写甲骨文，首要的条件是要深谙甲骨文字结构，而在书写时又不同于一般书体。王襄从1899年接触甲骨，1904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字，对其结构了如指掌，从这两幅字中可以看出他将所学所识融为一体，用笔浑2，结体端庄，刀笔互见，形神兼备。
王襄的楷书、行书，是在唐楷的基础上汲取了六朝、北魏的书风，多了一些古拙，少了一些柔媚，他收集了许多六朝、唐人写经装订成册，以为楷模。王襄比较喜欢古拙、率真之书体，尤其是古代造像记中工匠镌刻的铭文，无拘无束、质朴无华，令他赞叹不已。“予少年学帖学，病其摹勒失真，乃一志学碑。中唐以后之碑，笔法多无变化，千碑一致，不足尽古人之妙也。则专六朝人之碑，字之好丑有独到处，非唐碑所几及，亦书翰之大观也。六朝碑多正书，唯造像记，乃具行书，其字多匠人自书自刻，每逊于碑，要之迹犹近古，为嗜书者所珍重”（《簠室题跋》）。例如他写的楷书“陋室铭”字对，拙中见古，笔画挺拔，极有功力。
他的行书多见于书札小品。有关行、草书体，还应当谈谈王襄对“书圣”王羲之书法的看法。王羲之（303—361年），东晋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锐意创新，完成了一种姿媚流变的新字体，从而开创了书法的崭新时代，他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有关《兰亭序》的真伪书坛曾开展大辩论。但在1948年当王襄题写他1920年所得“太康铜镜”时，则说王羲之的书法是晋代民间用的俗体。他认为晋代书法，上承汉魏，有篆、隶、章草三种。篆书仅有碑额、印文小品事物，隶则施之典册、高文，章草为书家妙墨，皇象钟繇用此显，更非尽人所能，因此，王襄推断民间常用的书法，当别有书体。他以为晋太康二年铜镜上的铭文为匠人以流行体记之，即所谓俗书者。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兰亭序》为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相距七十余年，“此书体果创于羲之，何以先七十年写入镜铭？其为当时俗书，尽人习之，确无可议。羲之特运以妙思，自成家法，故能独冠一代。韩公‘羲之俗书’一语为知书之论，非属微词，实千古羲之知己”。“文艺之道，师古者多雅，趋时者每俗。雅俗者，据以定近古近今，非以鉴别优劣。俗者，人人通习时尚之谓也”。可惜王襄没有赶上1965年书坛论战，否则，这种看法和结论一定会给当时的论战者提供可贵的研究论点。
王襄习字写字，内容往往是他思想感情的抒发，爱憎分明，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敌伪统治时期，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及崇高的民族气节。例如敌伪统治时期，索书者甚多，王襄遂订润格委托南纸店收件，巧妙地避开了一些人。1942年冬，日军于东京举办“大东亚书道展”，伪天津市图书馆出面邀请，王襄严辞拒绝，并告诫子侄辈：“人之读书，前言往行，一一信诸心，无他焉，欲致用而已。事之来也，不慑于声势，不屈于利害，从容处理，不使溃决不可收拾，所谓见理明，处事当，能行所学者。”1944年用宋代陆游“此处天教著放翁”句书横额并题词悬于室内自励，并题：“陆放翁生当南宋，不忘汴京版图，其爱国热诚形于歌咏，读之发人深感。”全国解放后，他的书法内容一改过去的沉闷之气，每年旧历之旦或新年元旦都题字作书，抒发愉快心情，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并自勉努力。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王巨儒著，卞慧新、唐石父校对：《纪念父亲王襄110周年诞辰年谱》一、二（《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1988年第8期）。
2.唐石父：《王襄先生与古泉研究》（《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
3.王巨儒：《王襄论书法及治印》（《天津文史丛刊》1988年第8期）。
4.崔志远：《簠室殷契征文二三事》（《天津文史丛刊》1986年第6期）。
5.崔志远：《王襄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纪念中国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天津文史》1998年第21期）。
6.阿是：《从郭沫若为王襄题墓碑谈起》（《天津文史》1998年第21期）。
7.李鹤年：《王襄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
8.唐石父、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上）·簠室殷契征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